沉默
如许悲哀，如许屈辱，如许伤痛。我从不知父亲儿时吃了这么多苦，过得这么孤单。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些，他太含蓄、太沉默了，痛苦时就默默承受，把它藏在内心的最深处。我现在较能明白，为什么每当我问他一些年轻时候的事情时，他整个人就会紧绷起来。他也想找出一些愉快的回忆，譬如他和堂姊玛妮亚、索妮亚和娜迪亚一起去溜冰，他和堂哥曼斐德又如何调皮捣蛋。克拉拉婶婶家大请客时，有三四十副刀叉，白色桌布、烛台、水晶杯，客人看来都很尽兴。还有他们堂兄弟姊妹之间的那份默契……我们如果也去溜冰的时候，他的话就会变多。我那时六七岁，他拉着我的手，跟我描述着汉堡的港口，或他哥哥在荷兰时去参加结冰运河上的溜冰比赛得到冠军、他在码头上观察到的鱼贩、驶往美洲的大船……
他几乎从未对我说过他母亲的事。至于他那领着全家逃离反犹情绪日渐高涨的苏联，却在边境上惨遭杀害的父亲，他则是一无所知。他那时甚至还不满两岁。一想到像父亲这么温和的人，他的双亲竟然都惨死于非命，怎能不令人不寒而栗？他一向温顺，却顽强地固守着生命中那些不堪～击的欢乐，难道这就是他用来对抗这么多暴力及锥心之痛的方式？他必须全力以赴，来拯救妻子的健康，因为他过去未能阻止父母的遇害。
我女儿出生后，父亲非常看不惯我花太多心思在工作上，他生气了，认为我应该把时间都奉献给小孩。但当年我并不晓得这个要求背后的用意，是希望能够透过我，摆脱他那些年在孤儿院和寄宿人家中缺乏母爱的阴影。
我们的来源并不是写在一张白纸上。从精血结合的那一刹那起，我们就已经被另外一个故事绑住了——那是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即使他们已经去世很久了，我们才出生）——的故事。在代代传承中，我们的位置早就被指定好了，这是一种甩不掉的包袱。我们生来就有个该去完成的任务。
我的任务，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就是成为一个温柔、永远陪在孩子身边的母亲，甚至寸步不离也没关系。现在的太多，应能弥补过去的太少。他自己也是个非常棒的外公，给了小外孙女自己曾想得到的一切：拥抱、亲吻、讲故事、唱歌、游戏，以及无边无际的时间……他为她钉木头玩具，再漆上鲜艳的色彩；他为她煮美味的儿童餐，玩牵线木偶，好几个小时地背着她、扛着她，跟她玩转圈圈……他对她的耐性浩瀚无垠。在他过世前，她曾为他送去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的享受之一：一大碗草莓鲜奶油。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也是那种老母鸡型的爸爸，但总是那么地开朗、温柔，甚至有点孩子气。平常要上课的日子，都是他叫我起床，陪我一起吃早餐，然后带我去学校。母亲没办法早起，她除了呼吸道的问题外，还常常失眠。她都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入睡后就做噩梦，梦见自己又落入了纳粹的魔爪，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天亮以后，她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父亲则是用他从未曾感受过的亲情来照顾我。
后来，父亲担任的母职愈来愈多了，因为母亲连续两年在滑雪时摔倒，接着又在我刚满九岁之际发生了一场重大车祸，住过一所又一所的医院，直到我十二岁。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永远地失去了童年时的那个母亲，而进入了青春期。当母亲只顾着对我吹嘘当年如何地热血沸腾，又如何参加地下反抗组织等事情时，父亲却已然见到了吾家有女初长成，并引以为傲。他永远记不住我喜欢的那些男孩的名字，却能够兴致勃勃地对他们挑三拣四一番。他想把我永远留在身边。
父亲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他不晓得如何当一个少女的父亲。在那段时期里，他必须再度面对孤独。他完全不明白我那些新的烦忧、情伤，和一个又一个的质疑。他无法用言语来给我力量，我因此而痛苦，也痛恨他的沉默，在我眼里这就是一种背弃，轮到我感到形单影只了。命运曾迫使他必须自己解决问题，他必然也期待着我可以依样画葫芦。只是有时，他会突然很激动地搂着我，对我说他永远可以当我的靠山，但他永远无法想象，或不愿知道的是，这种话只会让我更加焦虑——这些话在我听来意味着他对我没有信心，觉得我没有能力面对人生中的困境；他为我担心害怕，想要保护我，而不是帮我面对问题。
有时我会很好奇父母亲曾否讨论过我的教育问题，抑或是他们那一代的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那个年代不流行心理分析，他们不像我这么相信语言的力量，他们的人生经历过太多的动荡不安——共产革命、希特勒掌权、二次世界大战、劳改营、死亡集中营——这些外在事件，让他们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觉得那不值一提。他们只能尽其所能地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承受它、习惯它。尤其是父亲——从来没有人倾听过他——他也学会逃避、压抑自己的情感，免得倒下去。
当年，他哭着对七岁的我说起母亲刚跌断一条腿时，那肝肠寸断的模样曾让我深受震撼，整个世界开始摇摇欲坠起来。父亲看似如此地彷徨无助，以至于我也感到迷失了。我有种哽咽的感觉，倒不全然是妈妈受伤的关系，而是因为父亲那令人不安的伤心欲绝。不过我毕竟没有哭出来，我露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不能全家人都倒下去。看到父亲眼里都是泪水，我那孩童的敏感心灵告诉我，他之所以会这么激动，一定不单纯是由于眼前的事故而已，还有更多的情感和情绪，是来自于我所不知道的过去事件。也许就在这天的傍晚时分，在某座白雪皑皑的高山上，我决定成为一个心理分析家——为了分析父亲的伤痛，然后帮他包扎起来。
P37-41
物之告别式——父母撒手那一刻来到以后
邱瑞銮
从来，颂扬母爱、父爱的道德文章很多，父母对子女的爱也的确比任何感情都无私，但我们这些为人子女的，我们这些说不上孝顺，也说不上不孝，只是本本分分对待父母的子女，我们对父母亲的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老实说，我不太愿意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了我能对自己诚实到什么程度、能面对自己的脆弱到什么程度，尤其，敢把自己揭穿到什么程度。再说，即使我们暗地里认了自己对父母的感情里带有什么样的疮疮疤疤，有什么碰触不得的伤口、怨怼，我们是否成熟得足以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而不推说这全是因为父母自己如何如何造成的？（是啊，我们不都自以为很有理由说自己心里的千百种纠结，根源在父母！）就因为这样，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告诉自己别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确定自己没有不爱他们、确定自己对父母所做的总在伦常之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日子过下去，以此涂销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爱他们，或是我们始终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爱我们的部分，当作我们从小至今并没有时不时感到匮乏，有所渴求，爱与被爱的渴求，或者甚至在他们那方也是这样。
幸或不幸的是，被压抑的这一切总有一个时候会排山倒海地扑来，整个将我们卷入狂潮，迫使人正视父母之于我们的意涵，那关乎爱恨、怨结、恩情、过犯、痛悔、愤懑，而不是道德伦理的意涵；让人怅然的是，这一刻往往是在父母撒手的那日来到，在这个幽深深的死亡大黑洞面前，丢失了部分血肉的心被搅进了情绪的漩涡中，其中“掺杂了愤怒、压抑、无尽悲伤、不真实感、反叛、悔恨和莫名的解脱感……”比利时女作家莉迪亚·弗莱姆这么形容她失亲那一刹那的心情。
“莫名的解脱感”？看到这几个字时真是愣怔了一下，但细想，也很难说完全不是这样。那我们解脱了的是什么呢？是包袱？谁也不敢大逆不道地说父母是包袱，然而，从他们的位置投射出来的一切：他们立下的或好或坏的榜样、我们继承自他们的或好或坏的性格，还有他们对我们的羁绊、驱策、寄望、失落，我们偷偷企盼于他们的等等等等，不都早已被我们化为包袱实实扛在肩上了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被压得不能喘息。也许真如莉迪亚·弗莱姆所说，在父母弃世后，有那么一刻会萌生出一种莫名的解脱感，羽翼顿然一轻，天地我独翔。但片刻之后，虚幻的自由让人虚脱，一转头又见到父母亲身后的遗物，那沉甸甸的包袱的重量便统统回来了，而且这次是这么地具体有形，占空间、有体积、硬邦邦。
遗物，这些村上春树称之为曾经和亡故之人“一起行动的影子”，我们该拿它们怎么办？附加它们本身不见得有的意义，把对待这些遗物的态度，当作是我们对待故去亲人的态度？或是单纯把它们当作旧物、废物来处理，想丢就丢，不带感情？但事情向来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分法。即使是先此后彼地采取了这种二分抉择的东尼泷谷（他先是试图让亡妻的七号洋装和鞋子在另一个女孩身上活过来，不久醒悟“不过是陈旧的衣服罢了”，即叫二手衣店来拿走，多少钱都无所谓，两年后丧父，他更无顾忌地把遗物当旧物），最终还是不免“（在父亲收藏的）唱片的山完全消失之后，东尼泷谷这回真的变成孤零零孑然一身了”。村上最后这淡淡的一笔还是点破了故去亲人的遗物是他们与我们在人世最后的一丝牵系。但《东尼泷谷》毕竟只是村上快笔虚写物情，回到真实人生，在打理亲人遗物时，物与不物间，是让人心情无定向摆荡的一整片灰蒙蒙地带，有种种情绪说不出。
也就这样，初读这两本薄薄的《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情书遗产》很难不带着情绪进去，又带着情绪出来。开头这端的情绪一半是自己的，自己带着戒慎恐惧之心走进这个生怕会引爆什么的主题里，另一半则源自于作者，作者以理性客观地审视丧亲之痛、不刻意煽动情绪的笔调一点一点安抚了前半的心防。作者身为心理分析家，好像深知该往何处扎针，针尖轻轻一点就有细小的血珠渗出，微微酸楚，但不痛。于是我们出神地看着她把针左右上下移动，遍处巡查病灶。我们满怀信任地等着她下针，等着自己隐藏在某处的暗疾就要得到涤清、除灭，几乎要忘了这里躺在诊疗床上的其实是她自己。
但这么说并不是意味这本书把丧亲情绪写得过于普遍化、一般化，甚至说规格化，以致人人能移情其中，对号入座；而应该是说，作者几近全面写到了内心层层次次的感受，即使我们有幸不曾经历，我们也可能在其中照见某时的自己与父母之间的牵绊，尤其是她精简扼要地描写了丧亲之后，在面对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琐事时引发的种种困顿、窘促，我们总能认同她的哀叹，像是在最后一线生死之隔即将打破之际跟母亲、父亲告别的景况，还有为什么她斤斤计较着父母没有遗嘱交代怎么处理遗物，以致她必须殚精竭虑地翻探父母的箱柜。何况，她继承的远不是几只箱柜，而是一整间屋子，一整间带着父母两人生命史印记的屋子。 看着作者一一追溯这些物品背后隐藏的私历史、大历史，我们好像忽然懂了为什么许多童话故事都会有夜半时分家里的东西自行活起来、动起来、说起话来的想象。谁真的敢说白日里静静在一侧旁观人世的物品没有感应人心的力量。而且，就像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不断衍生出神经突触与其他生命做有机连结一样，每件带着生命史印记的物品也都会连结到另一个人的生命。莉迪亚·弗莱姆在清理父母遗物之间，几次不意撞见了自己、自己童年的遗迹、祖辈与孙辈之间的祥和天伦，以及自己与父母的纠结，甚而她还撞见了父母的父母，以及他们在她父母身上所留下的怀想与伤疤；家中几代人盘错的情感，甚至她父母跨越的那一整个时代的乖舛全都胶葛在几件不起眼的小物件、小纸头里，沉重得让人想别过脸不看。但也让人意识到，原来，这世界还是依循着“物质不灭”的定律运行，凡存在必留痕迹。遗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同“历史证据”。
但遗物，也是“留情”的同义词，这在这两本书中处处得见，譬如有两样东西所拉出的感情，特别会让人看得心柔软了起来。一是作者的“母系遗产”，包括她家中几代女人留下的手工刺绣、织品，以及母亲数十年来亲手精心为自己缝制的无数华美服饰。读到这些段落，不免又想到村上《东尼泷谷》中的那个看到新衣服不买就“单纯得无法忍受”的妻子。衣服之于女人简直像基因一样，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其中表露无遗；莉迪亚·弗莱姆也从母亲一整间的衣服中，看见了母亲和她自己的生命勃发。宽慰的是，她让母亲的这些衣服最后都有了妥善的归处，以独特的方式向她母亲的才华致敬。
再者，作者继承的种种父母遗物中，最叫人诧异的莫过于情书，她并据以写成《情书遗产》一书。这些共七百五十封的情书是她父母初识时相隔两个国家唯一的联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两人平均一周互相回复一次，如此持续三年。我们都能体会恋爱中的人是怎么看待情书的，但大概没有多少人“有幸”读到自己的父母互诉衷曲的情书。“有幸”在这里显得吊诡，即使亲如父母，在没有他们应允的情况下擅入他们的私密世界，心里多少有负担；但如果有幸获得这种奇妙的经验，怕是会比收到情人写来的情书更加悸动吧，因为正如莉迪亚·弗莱姆在书末所说：“我在里面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只是两个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人如何结为连理，里面还有某种宇宙起源论的成分，一种开基史，一面每个人都想在里头认出自己的镜子：渴望自己乃因爱而生。”但其实我们并真的不需要这样的情书遗产，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日到来以后，天下父母最珍惜的，也务必要我们珍惜的，就是这个在爱中孕育的遗物：我们自己。
邱瑞銮
东海大学哲学系毕业，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法国现代文学高等深入研究文凭。现为文字工作者，译有十余部法国当代小说。另著有图书馆读书生活记事《布朗修哪里去了？》。
莉迪亚·弗莱姆在父母去世后，在家中顶楼意外发现一批半个多世纪前的书信——她父母的情书。起初，他们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互相问候，慢慢地，情感缓缓深入，在战后动荡不安的欧洲大陆上，爱情照亮了原本绝望的日子。这七百五十封情书前后历经三年，有最浪漫的第一次邂逅，也有最黑暗的战争回忆，有最动人的相互扶持的求生意志，也有最热切的战胜死亡威胁的誓言，而最温暖和永恒的是婚后日常生活中的爱意。这些栩栩如生的生命记忆，不仅让《情书遗产》作者莉迪亚·弗莱姆得以重现双亲的一段动人过往，也进而重整自己的情感与人生。
《情书遗产》由莉迪亚·弗莱姆编著。
犹太裔心理学家弗莱姆在父母去世后，在家中顶楼意外找到一批来自遥远1946年的陈旧信件，她小心翼翼地拆阅后发现，这些是她父母——波里斯与杰奎琳，在二战后相恋，却被迫分离而写的情书。当过去沉默的家族史终于在面前摊开，让弗莱姆不仅得以重现双亲一段动人的过往，也进而开始重整自己的情感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