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身寒微,但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成为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第一名臣”。推究原因,其独有的官场哲学首当其冲。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态度,以诚敬自养。他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以儒家“孝悌、忠信”之义为基础、杂糅道佛豁达淡泊的思想作为生平准则,并以此为官处事而获得的,也正因为此,曾国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至现代仍绵延不绝。
本书分析了曾国藩“内圣外王”之道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归纳了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存哲学;同时,从不同侧面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
修身: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从立志开始,怎曾国藩立志完成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从修身始而至平天下,他以“修身五笺”作为完善自我的要决,终生遵循“五笺”的主旨修身,并由此而的出诸多为人处世的秘诀,如“立言宜慎”“藏峰漏拙”“刚柔并济”“功成身退”等,这些秘诀使其得以独步官场,挺立于权力斗争的旋涡而不败。
齐家:曾国藩耕读传家,家风严谨,他严格按照儒家修,齐,治,平的步骤来建功立业,因而深知齐家乃建功立业之基础,他以传世的“八字决”为总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三致详”的具体规范,总结出“八本堂”并以此为纲治理家庭,因此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夫妻恩爱,使其于千军万马之中而无后顾之忧.
治国:曾国藩为官数十载,所秉承的居官之道--清廉、谦逊、耐烦、谨慎、耐烦、谨慎、稳适,以及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对于今人做事都有借鉴意义。曾国藩对晚清的最大贡献是其培育和造就了大批人才,李鸿章、华蘅芳、容闳、李善阑等皆出其门下。曾国藩多年识人,用人得出的选才标准、相人之法等心得,对于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仍有诸多借鉴之处。
平天下:曾国藩办团练、训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处理天津教案、无时不于夹缝中求生。他虽一介儒生,但万千铁甲“唯其马首是瞻”,为何?只因其优厚的饷银和“光复名教”的精神整合。曾国藩深谙人心向背的道理,因而在大肆屠杀太平军之外不忘抚慰民、整饬吏治。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摘掉“曾剃头”的历史骂名,无法拯救晚清灭亡的命运,但“扶大厦于将倾”终究是在完成其“澄清天下”之志。无论如何,其功过得失人有靠后人品评了。
本书分析了曾国藩“内圣外王”之道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归纳了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存哲学;同时,从不同侧面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
古人曰:交友贵多,树敌务少。但这也要看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了。曾国藩主张交诤友、益友、式友,不能结交狐朋狗友。
孟子说:“友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要德行相交,而不是要有利可图才相交。如果无利可图则不与交往,这就叫利尽情绝。如果权势已尽,则树倒猢狲散,各奔前程,也非好友。正如司马迁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择交重性情,似乎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合得来,曾国藩心有隐忧,于是写信嘱咐他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我国流传下来了许多关于交友的箴言,如:“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与善人交,如人芝兰之家,久而不闻其香。”又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通常,人们从一个人周围朋友的性格、素质就可以推断出他的人品如何。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但如结交了品德恶劣的朋友,则于修身、立世都是极坏的影响。
对此,曾国藩以亲身经历向家人阐释“择交是人生第一要事”的道理。可以说,他的立功、立言、立德都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
曾国藩把朋友分为“戚友”、“益友”、“挚友”、“良友”、“损友”等等,认为“引人向上是良友”。做好事不求报答能成“久友”,可见他交友之慎。
曾国藩在家书中,介绍过所结交的部分朋友: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诣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这是曾国藩在科举考试高中之后,在京师任官时所结交的朋友,这些朋友对他一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谨慎交友是因为“相友可以知人”、“习俗染人”,而远离恶的朋友,以免让自己学坏。
曾国藩还说:
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一个令人钦佩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曾国藩认为:“求友贵在专。”深交之人,宁缺毋滥。他曾说:
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如果滥交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一旦交上品德低下的人,不但不宜于品德修养,反而有可能会被同化,以致同流合污,丧失了自己本来善良的品行和道德。
曾国藩所结交的朋友,更多的是师友,像刘传莹、唐鉴、穆彰阿等。曾国藩和这些人半师半友,亦师亦友,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他从这些名师益友的身上得益颇多,因此他主张求友贵专一。真正的朋友应能相知、相亲、相敬、相携,他们能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因此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与朋友交往中,应与人为善,切不可抓住别人的短处不放,更不可以势相结。“与人为善”,语出《锰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所以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
“善”是什么呢?曾国藩说:
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与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
每个人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只有不断吸取他人的长处,才能得到提高。别人有长处,则加以借鉴;我有长处,不要怕别人借鉴。
古人说:交友贵多,树敌务少。但这也要看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了。如果贤友,志同道合,互通有无,共同促进,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如果是顽徒,志趣低下,见利忘义,那显然是不可多交、深交的,甚至应断交。
曾国藩主张交诤友、益友、式友,不能结交狐朋狗友。在交友中,曾国藩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无故而怒,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而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是而蓄不平之气?猛然内少,决然去之”。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出于交友对人一生贤良与否影响深远的认识,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人。他能结交的益友,对他一生及事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择友纳贤,不计出身、门第。在他的将领、幕僚和朋友之中,大多都非同乡,而且满汉一视同仁。这些人也真正是贤良之才,有的给曾国藩出谋划策;有的带兵打仗,攻无不克;有的在危难之时两肋插刀,雪中送炭,从各方面助他建功立业。
慎交朋友,贵在专一,注重品德修养,交友时严于待己,宽以待人,以诚相交,这些都是曾国藩的交友之道。P46-49
(一)
《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即为儒家所倡导的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
及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所极力推崇、绵亘数千年的“圣学”。自隋唐始以科举制选拔人才入仕,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为本,学识为用,成为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而欲为官之人莫不熟读儒家经典,修身养性,然后经由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因而官吏的为官之道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他们认为修身最为重要,实乃万丈大厦之基,身不修则一事不成,万事蹉跎。
然而中国传统思潮发展的脉络,并非只有儒学一支,概而言之是儒释道三家互为颉颃的历史。而经由千年的纷争交融,至宋明之际,蔚然而成“三教合流”之势,其主要成果为宋理学和明心学。以宋理学和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家以儒学为本,糅和道佛两家之长,因而更加注重个人的道德修为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晚清内忧外患,空谈义理性命的宋明理学难以承担救国于危亡的重任,“经世致用”之学应运而生。“经世致用”之学源于理学,但更为注重实际,因此又称为“实学”。“实学”以积极进取的态度继承了理学的经世思想,提倡学以致用,以图强救国。曾国藩以儒制胜的官场哲学正是在其对“实学”研究、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
曾国藩一生坚守“实学”经世致用之说,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修身的指导思想,并从道佛两家的经典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道家、佛家的思想精髓,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官场哲学。在其为官治国中贯彻始终的,是儒家的中庸守道、道家的修身独善和佛家的劝善去恶的思想。
曾国藩出身寒微,但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成为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第一名臣”。推究原因,其独有的官场哲学首当其冲。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态度,以诚敬自养。他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以儒家“孝悌、忠信”之义为基础、杂糅道佛豁达淡泊的思想作为生平准则,并以此为官处事而获得的,也正因为此,曾国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至现代仍绵延不绝。
(三)
曾国藩一生以儒学为本,立志见贤思齐,决心从修身始而至平天下,其后虽历尽千般辛苦仍矢志不渝。
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认为人的最高品质是“诚”,人只有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进而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至世界的本性。因而曾国藩将“居敬”作为修身的首要功课。“敬”就是要有敬畏之心、血诚之隋,以“诚”行天下。同时他亦将道家、佛家所遵循的“静以修身”、“藏锋露拙”等思想作为为官哲学,因而其于官场中也不乏圆滑恭让,以退为进。这大概也是其为世人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吧。
曾国藩耕读传家,崇俭戒奢,家风淳和,对其学问官品潜移默化。曾国藩沐其家风,传其家风,以“八本堂”为纲治家甚严。千百年来古人之家训家书无出其右。
曾国藩勤于治学,发展了经世致用之说。终生怀存“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因而能以积极的态度出将人相,在夹缝中谦忍为国,并在功成名就之后适时功成身退。尽管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被人称为“曾剃头”,甚至有人骂其为“汉奸”、“卖国贼”,但是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其处世哲学与果敢胆识是值得研究的。其特有的官场哲学于今人做人做事仍有借鉴意义。
本书分析了曾国藩“内圣外王”之道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归纳了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存哲学;同时,从不同侧面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