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社会生活的通俗读物，围绕“移动”一词展开话题。

想想，与“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有哪些呢？不错，像瘟疫的蔓延，像社会交通，像传染病，像流徙等，这些话题均在本书中出现。

全书图文并茂，话题广泛，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这是一本有关社会生活的通俗读物，围绕“移动”一词展开话题。像瘟疫的蔓延，像社会交通，像传染病，像流徙等，这些话题均在本书中出现。全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生动，话题广泛，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From Rex

 移动在瘟疫蔓延时

Part I移动的感觉

 移动的感觉

 我移动，所以我死亡

Part II 移动的历史与文化

 Map ofMove

 流动一根着的辩证

 多动的中国

 三城记：台北机车、北京自行车、香港地铁

Pan III 移动与时间及空间

 如何重拾对于距离的敬意

 快与慢一关于追求速度的反省

 方便面城市

 家

别册：移动与传染病与SARS

 传染病和近代中国

 人类一移动，瘟疫就发笑

 瘟疫是怎样进入一座城市，又离开的

 不能移动的时候，如何面对被隔离的日子

Part IV 未来的移动

 流动地标的梦想实践

史特拉斯堡的交通革命

 通用汽车事件与下一个汽车大国

 希望交通

 网络与移动

 科幻作品里的移动

Part V 移动的人

 移动的人

 流徙之战

 移动的狂人一发明家克里夫公爵

 旅行：生命礼仪的现代进行式

Part VI 移动与阅读

 与移动有关的50本书以及网站

Part VII 移动的体会

 漫游者

 主动者

 异乡者

 谁跟着我们移动

异乡者

我向来不相信神话。任何事物抹上了神话色彩，无论那是人物、事件、物品、作品、或是概念，被推上了天，都值得怀疑。

关于旅行，关于移动，关于探索，台湾社会先是无知，好奇，然后，大量出发，纪录，交换，评论，商品化，到现在的旅游文化大爆炸，移动已然成为一种神话。任何跟移动有关的事情，总是浪漫，总是精致，总是有趣，总是优优雅雅。旅游经验成为文化高度的计算方式，渡假成为知识充电的代名词。走得越远的人，比不上走得越多的人来得有吸引力：走得越多，又不如走得越久来得更叫人忌妒。

我们居住在一块岛屿上。在我们的狭长陆地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尽头。

海洋保护了我们，也限制了我们。我们的视线因海洋拓展无限，也因海洋而受框限。望得再远，都无法想像土地能就这么无限制地延长下去。在我们的岛屿上，我们习惯了彼此：亲爱也是彼此，争吵也是彼此。不一样的世界都在海洋的另一端，不在这里。奇怪的风俗，他方的人种，不同的文化，等待我们去发现。我们必须去机场，飞出这块岛屿的天空，才会遭遇。这种相遇是一场故意寻来的奇遇。只会增加刺激，丰富想像力，激发创造力，不是用来增加生活摩擦、引发意识形态的挣扎，或造成经济资源的抢夺。

永康街的品味

那天，台北永康街一条幽静巷子里，我坐在一间新开张的咖啡店，皱着眉头，喝我那杯两百二十元的咖啡，盘算着口袋里的荷包够不够付咖啡钱。整间店满满都是顾客，黑头发、黄皮肤，说中文，连桌上摊开的书籍也差不多品味。隔壁桌的客人在谈论刚刚不幸去世的刘侠女士，她那失职的印尼女佣，接着，有个女人大声宣称如果让菲律宾女佣带孩子，她们会传染爱滋病给孩子。真的真的，那个女人声调坚定，情绪高亢。

我的朋友还没有来。我环顾四周，突然意识到，我跟周围环境多么相像，而周围环境又跟我多么相仿。颜色、气味、语言，过分地一致，过分地舒适，过分地和谐。我喝一口昂贵的咖啡，翻开报纸，浏览大大小小的标题。那些省籍冲突、文化正统的争夺、似是而非的本土论战，当下，在那个空间里，都显得是茶杯里的风暴。

台湾本身是个移民社会。明末、清朝、民国，历经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可，究竟都还是汉族文化为主的移民潮流。有时候，我读台湾历史，无论著书者多么努力要强调台湾族群组成多么复杂，他们之间又多么充满不可化解的激烈冲突，台湾文化又怎么像个洋葱似地包含多种不同层次，我仍旧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我其实不过在阅读汉族文化的内部斗争史。台湾在谈族群利益时，习惯将文化背景加入，使之成为貌似种族与种族之间、或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单纯属于一个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或社会议题。台湾人不知道，比较起新加坡人、印度人、南非人、罗马尼亚人……，我们所谓的族群差异，简直就是一只萤火虫的光亮和一支熊熊火炬之间的差别。中间只有早来者与晚来者的利益争夺，没有宗教、语言、肤色或出身的辽阔差距。

缺乏对“他者”的尊重与包容

台湾人认为的移动，还仅仅停留在休闲旅行的阶段，停留在跟“成功人士”相挂的商品消费形象，未曾真正进入种族冲突与经济斗争的阶段，不管我们多么一厢情愿地要拿西方文化理论来描绘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他者”。

我们出门，去观察别人，学习别人；想办法居留在他乡，过起别人建立的生活方式；我们抗议的歧视与不平等，都还是针对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西方强权对抗东方主权国家的逻辑。我们想出去，拼命出去，频繁出去，可是，我们自己的环境没有其他人进来。我们的移民法规之严格，让外国人即便与我们通婚也不能拥有永久居留权和工作权。唯一进到我们社会里的人，是便宜的劳动者。他们数量不多，沉默，以短期契约方式停留，随时可以被台湾社会资遣；他们没有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宗教中心。他们的社群活动在台湾社会图像里隐而不见，没有一个像样的领袖在台湾社会的领导界发声。他们的移动在台湾只是船过春水，终究会了无痕迹。

这是可惜的，也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对移动的单面理解，将会限制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判断。可惜的是，身为台湾人，其实最有资格讨论移动的意义。因为，移动，会混淆身份，改变身份；令人思考身份。而，身份，是目前台湾人最需要厘清的议题。可是，每当我阅读台湾关于旅游／世界的文字，我都会大吃一惊。那种属于老残游记时代的观点和写法，那种停留在描写感官经验的直描文章，那种只专注自我情感投射而不管外在环境的移动方式，只不过让我意识到台湾社会的富裕，不让我见识到台湾社会的世故与文明。那些关于东京的迷恋，关于西西里岛的红酒，关于巴黎的咖啡面包，关于欧洲的流浪之旅，都只教我头痛。可是，你躲不掉。因为台湾社会才开始旅行。这块岛屿被戒严了那么许久，我们刚刚学会探索世界。我们刚刚学会不为战争移民他乡，不为生存出门赚钱，不为留学而长居其他城市。我们刚刚学会没有特殊的目的去与人相处。

什么对我们而言都是新鲜的。没有谁可以责怪我们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地东张西望，大惊小怪，看了什么都想买回家。这个旧世界，对我们而言，是个新世界。

沉重的移动

我们如此跑遍全世界去追求精致的生命经验，却，忘了移动其实未必见得都是为了快感与享受。移动是经济活动；移动是身分转换；移动可以是痛苦而不祥的，移动可以是艰难而贫困的；移动不是旅游，不是购物：移动是适应的能力，身体的考验，心理素质的挑战。全球化不是仅仅让别人商品进来，也包括自己的商品要走出去；全球化不是你去跟国际公司做生意，也指涉让别人进到你的市场做生意：你可以移民，别人也有进驻你家乡的权利：你会为别人的种族歧视而难受，你对“他者”的态度也很有可能是同样地傲慢而伤人。

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书名为二十世纪后的人类生活下了最佳的注脚：“生活在他方”。移动，是当代人类免不了的宿命。全球化不是神话，旅行不只是一种生产童话故事的方式：“异乡者”可能是一种关于流亡的文化调情，更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磨难。这，是我在台北永康街喝了那一杯两百二十元咖啡后的感受。

P152-154

移动在瘟疫蔓延时

2003年4月下旬，我去了一趟西班牙，先由台北到法兰克福，再转机到马德里。

台北到法兰克福这一段，机场、机上杯弓蛇影，口罩、手套随处可见。法兰克福到马德里那一段，少了对传染病的恐惧，却多了因应恐怖分子的重重关卡。机场除了正常的安检外，西班牙的柜台因为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又多了额外的戒备、搜身。草木皆兵。

归纳一下，当时真是SARS in the East，WARS inth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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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1990年去欧洲的时候。

那时柏林围林围墙刚倒。一路上到处是欢欣的气氛，好一个升平时代。

的确。人类几百万年历史下来，大约一百多年前终于发明出各种划时代的陆上、水上、空中交通工具，才刚要享受一些移动的快感，不旋踵就为几场重大的战争加上几种重大的政治意态所阻隔，难以尽情驰骋。德国统一象征的冷战结束之后，所有的移动才真正进入期盼已久的全球化。

1990年还不止这件事情。那年，提姆·柏纳李还写出HTML语言，创造了http程式码，以及world Wide web的浏览器软体，把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三十年的网路与电邮，普及到全世界每个角落。人类的移动，不只在真实世界里无拘无束，甚至进入到虚拟的空间。

1990年代，不真是人类移动得最自在又快活的一个阶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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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过去真有不同。以前，出门、出差、旅行、迁徙、漫游、流浪、朝圣、移民这些种种不同的移动方式，名称不同，定义不同，性质也不同。但1990年代之后，这些移动方式的界限却开始改变与泯没；移动的起点与目的地，故乡与他乡，家与居处，也都跟着开始产生本质上的混合。

我们在这些界限的泯没与混合中享受着方便，偶尔对感受到的不适吐露一些抱怨——其中还可能夹杂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飘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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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终归是要回到现实的。

2003年4月，SARS和WARS的双胞胎，只是现实送来的两个使者——带着要我们重新思考移动本质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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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卡缪在《鼠疫》里这么说过。但他没有说到的，是不论鼠疫还是战争，都是和人类的移动相结合的。

因此，我们要想没有战争，或者，没有传染病，就必须重新思考移动——移动的本质、方式，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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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视一下中国文化的传统，还会发现我们可能还要多思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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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从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太空船等等移动工具的发展来看，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以降，以笛卡儿与牛顿为代表的理性与机械宇宙观的产品。不谈这些产品搭配上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后，所产生霸道的扩张主义，即使和西方文化的其他层面结合，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直线延伸的方向。波特莱尔有句话堪为代表：“我觉得，自己总要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才会更好——我和自己的灵魂，不断地为这个有关移动的问题而对话。”(从以下的英译而来：It seems to me that 1 would always be better off where I am not，and this question Of moving is one Of tho se I discussincessantly with my soul.)  ◎

而中国文化里一直有种不同的思路——起码到近代之前是如此的。

《易经》的思想里，宇宙万事万物莫不时时刻刻而在变易，因此只有相对而没有绝对的动静。佛教东来之后，“虽动常寂，故日无为。虽寂常动，故无不为也”(元康《肇论疏》)，仍然是同一个概念。就算不拘一格的庄子，一方面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也”，是对不停的移动的反思，但是他也说“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蹑而后善博也”，还是肯定人总要一步步跨出去。

中国文化里，对动静一移动与停止，是有一套自己的思路的。只是这套思路在近代，由于主客观的形势，让步于西方扩张型的移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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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们无时不在移动的时代，这些都是要重新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