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把目光放在了晚清风云中与洋人直接接触的三十个人物身上。作者想借用这些晚清外交研究时的涉外个案，来引导读者走进晚清，走进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去感受那场“千年历史之变局”。这些人，有奕訢、李鸿章、张之洞、慈禧、袁世凯、盛宣怀等涉外当权派，还有清廷被迫“走出”的首批外交官们，通过他们或无奈或困惑或辛酸或滑稽或感人的故事，我们可以一窥百年前的中外冲突与融合。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时代，但也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代。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想知道，当“天朝”的威仪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轰然坍塌的时候，龙旗下的国民该如何看待这一“千年变局”？帝国的贵胄臣僚们该如何面对这傲慢自大的心理与现实之间无情的落差？本书选取晚清风云中与洋人直接接触的大约30人，如奕訢、李鸿章、左宗棠、慈禧、张佩纶、张之洞、盛宣怀以及后来的袁世凯们，还有清廷派出的首批外交官们，作者以优美灵动的文字与夹叙夹议的方式，写这些大员或无奈或困惑或辛酸或滑稽或感人的故事，以此来窥视百年前的中外冲突与融合。

自序 青春的末代帝国

1.饿死后不如一匹马： “海上苏武”叶名琛

2.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嵩焘的悲剧

3.洪秀全：无法解答那三个问题

4.天国遗恨：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5.难以承受生命之轻：曾国藩的心中一直就很矛盾

6.大义人生左宗棠

7.国际视野中的李鸿章

8.捍卫与排外：倭仁的卫道之苦

9.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骑士的最后愤怒

10.无法理解那重要的使命：晚清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11.勇于任事的洋务领袖：开明亲王奕訢

12.别了，罗伯特?赫德！

13.容闳：中西交往中的尴尬

14. 张德彝:在“ 自卑”中发现西方

15. 陈季同的辩护

16. 另一种孤独的先行者：戈鲲化在哈佛

17. 黄遵宪的热情、悲情与激情

18. 魂断孽海：买图误国的状元洪钧和救国的女人

19.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副贡生薛福成

20. 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的西方与中国观念

21.“ 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英才沈葆桢

22.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商战

23. 亦官亦商者的责任：盛宣怀

24. 超越张之洞命题

25. 另类下海的先驱：卖纱救国的状元张謇

26.“ 云中漫步”：翁同龢的状元人生

27. 慈禧：因为她是个女人？

28. 大泽龙蛇：袁世凯创造历史的三次机遇

29. 回到辜鸿铭的立场又如何

妥善处理亚罗号事件，赢得马克思赞扬

如果把19世纪的西方扩张，换成现在流行的话语即所谓“全球化”的话，那么，叶名琛是全球化的绊脚石。

时下中国以饱满的热情拥抱至今并无定论的所谓“全球化”，并伴随着“规则意识”的“觉醒”。但是，在激情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思索全球化这一模棱两可的词句下所暗含的规则意识，以及到底这是谁的规则，其中又体现了何种正义呢？

晚清以来，国际社会的规则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惟其改变者，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919年国人发现的“强权即公理”，是否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了呢？这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其说是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规则，毋宁说是提高了国际社会原有规则执行的成本。对于规则本身，并没有造成根本的颠覆。

从这个问题的思考出发，我们回顾一下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以期证明规则意识的本质是强权意识。

亚罗号(Arrow)实在是一只不起眼的小商船，就跟当时众多的中国商船一样，它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有三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此船的检查符合国际法规定。其一，此船只登记证过期(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已经自己证明了这点)。其二，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而只是悬挂了信号旗。所谓中国水师扯下国旗，应该是扯下信号旗。其三，即便英国宣称对此船有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后为苏亚明，而他雇用英国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长并不能改变此船的物质所有权)，船旗国应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的管辖和控制权(即仅仅悬挂国旗是不够的)。

同时，国际法惯例赋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某国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进行检查(即登临权)：该船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的行为；无国籍；拒绝展示国旗；虽然悬挂外国国旗，但实际上与军舰国同一国籍；等等。

从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在被检查前，已经被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临船只检查，却被亚罗号逃脱。而当此船到达广州时，梁国定接到报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盗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样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现在亚罗号上。水师们当即上船缉拿全部14名水手。经过肯尼迪的斡旋，梁国定带走12人以资调查。

至于中国水手是否扯毁了英国国旗，据梁国定说，当时并未见该船升起任何国旗。而英国《泰晤士报》的最初报道，也未提及此严重事件。同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

但是，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师走后，突然升起了米字旗！而巴夏礼则得报后赶往码头，拿出《虎门条约》，要求按照规定将人交还。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如凡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人(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馆)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不适用《虎门条约》。巴夏礼极为强横，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

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并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压水手，公开道歉。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并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000洋银购买，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无侮辱国旗之事。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是，他暗示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此时他们通知英国海军准备扣押一艘中国官船)，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

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到底是以规则意识参与全球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件“与虎谋皮”的大事，亚罗号事件的教训实在发人深思。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手段，得到马克思的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文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叶名琛。他说：“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说，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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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末代帝国

当下这个时代，当别人都忙着挣钱、忙着进行各种残酷的生存斗争时，你如果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那样突然呼喊“下雨了，大家要收衣服啦！”是不合时宜，甚至会被人嗤笑的。笑的人尽管去笑，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会站在历史进程的某个角落，冷冷地看着这集体的疯狂和集体的无意识。这些人怀着唐僧式的妇人之仁，饱含对一种集体命运的终极关怀。你选择翻一翻这本小书，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妇人之仁为孔子所不齿。因为妇人之仁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妇人之仁还因为不能忍于爱，所以乱大谋。朱熹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

我承认站在角落里突然蹦出来嚷嚷，是有些妇人之仁。因为我忍不住，因为又有终极关怀的爱。这回我忍不住，是在于我在课堂上的一个令我惊异、悲愤和愤怒的经历。当我把如此重要的课题讲给学生听的时候，居然看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个女生明目张胆地“悍然”绣着花！是的，她在绣花。那一刹那间，所有的情愫都涌上心头，我明白了为什么愤青们吵吵嚷嚷要跟东边那个岛国再干一场，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在空喊全球化的时候却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所在，更明白了为什么晚清以来的民族情绪总是不能处于一种合适的发展轨道上。

因为我不是君子，所以依我这个妇人之仁的脾气，自然是要说道说道那些匹夫之勇的事情了。因此，看官且莫嗤笑，先做到妇人之仁PK一下匹夫之勇，就已经是我们的万幸了。

无视历史和用情绪代替对历史的反思，是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

有感于此，我深深懂得读历史是在情感和理智之间进行搏杀的一个过程。比如，从情感上而言，我们很难接受慈禧这个人；但是，从理智上而言，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君主必须具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所以，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从道德的角度评是不够的，相反，政治人物只能从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评价。但是，对道德的偏好是一般人的本能，所以，对晚清人物进行好人和坏人的划分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从政治本身的角度去看，由于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政治已经偏离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良好的政治是为了城邦的善”的坐标，现代政治本身的非道德性本质已经成为评价所有当政者的新的起点或者前提。那么，在这里再强调晚清政治人物本身是否是好人，是否是坏人，就显得多余了。

因此，我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晚清政治人物。这个角度就是人的角度，即：从其生活和经历的角度，试图解读那段似曾相识的历史。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惊人相似性，导致时人均以学习晚清人物为时髦，故有“做官要学曾国藩，做人要学胡雪岩”之语。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参透曾国藩和胡雪岩们的人生之价值。要么是学到了曾国藩的权术谋略，要么是只看中了胡雪岩的官商勾结，而对于他们的为人之精神，很少加以理会。同样的，晚清涉外关系给我们也留下了学习的遗产。然而，我们往往陷入一种先入为主的民族挫折感和受害者情结，或者用一种概括性的僵化视角看待整个晚清七十年的涉外关系，而对那时身处中西冲突中人物的真实命运关注不够。

阅读晚清涉外人物，如果你学到了权谋和官商勾结，是读到了第一层次；如果你走出了一种受害者情结，那么是读到了第二层次；如果你试图走进这些人物的生活，并且感受到一种从总体上而言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第三层次了。

在我们以热情饱满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在似是而非的崛起的时候，飘飘然的我们似乎并不在乎逐渐凸显的身份迷失的问题。我曾经呼喊走出晚清，旨在呼吁摆脱一种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受害者情结和复仇心理。然而应者寥寥。

于是我反思走出晚清的真正途径是什么。这途径绝对不是忘记，或者对历史的有选择的记忆。真正的走出，是要用理性的、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回顾那段历史。那就是说，我们还要走近它，看个明白，才能最终摆脱它的影响。用黄仁宇的话说，历史具有一种“长期的合理性”。因此，翻阅晚清的对外关系，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本想轻松地创作一种方式—— 生活本身就太沉重了， 不是么？ 但是，面对真实的历史，冷冷的看客，也许代表了最合适的一种态度。

一个失去侠胆决死之风上千年的帝国，到了晚清，突然间昙花一现地出现了一帮人，他们既非疲于奔命，也非垂死挣扎；他们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一种民族宿命，他们要改变那种窃以为是自宋代以来国民性中逐渐积累的悱恻的弱文人的气质，做一回大丈夫。这是勇气和理性的回归。

勇气和理性的回归，就是人性的回归。所以，如果我们首先把这些人看成是普通的人，那么，离真正的走出晚清也就不远了。

西方冲击到来之时的晚清帝国，人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沉思。的确，土地是古老的， 但是， 真正快速作出反应的， 仍然是末代帝国的青年人。戏剧和电视剧中多半把晚清名人扮演得或胡子拉碴，或老态龙钟。其实左右了晚清乾坤的许多著名人物，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多年纪轻轻，就已经创立了一生之大事的根基。而且其中多人，竟然是没有取得进士功名，甚至连举人、秀才都没有取得的“白衣”(古时未仕者常穿白衣，故代称无功名之人)。可见，那是一个并不年迈的时代。

一看当朝权贵。影响晚清政局40多年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年)，15岁即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得咸丰皇帝宠幸，18岁进封懿嫔，20岁生子载淳(同治帝)。1860年，英法联军大举进犯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26岁的慈禧—— 相当于时下研究生毕业的年纪，即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改元同治。其政变手法十分娴熟：她本人匆匆赶回京城，一面命肃顺扶柩回京，并在其到达密云时，在行馆捕拿之；一面在宫中埋伏侍卫，当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时，一一逮捕，夺其兵权。由是兵不血刃，完成了政权争夺。此后，年轻的寡妇独掌大权，垂帘听政，重用汉人，支持洋务运动，开创了一代中兴之局。

与慈禧联合发动宫廷政变的爱新觉罗?奕訢，是清宣宗(道光帝)第六子。其少年时候即有望继承帝位，惜乎未能如愿， 却久有凌云之志。时机到来时， 以2 8 岁之年纪， 即单独处理被兄弟留下的北京涉外政局， 上奏开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政变成功后， 与慈禧共同支撑危局， 被授予议政王大臣、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统领神机营，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洋务领袖。

二看封疆大吏。左宗棠是一位考了十三年未中进士的落榜书生。年轻时其志向也不在鸿鹄之下。有其诗为证：“ 世事悠悠袖手看， 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 民有饥心抚亦难。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燕台杂感》七律八首之一)时年左宗棠21 岁，不到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40 岁时左宗棠才得到人生最大的机遇，出山平定太平天国。虽然大器晚成，但谁又能否认这和其少年时期的志向有直接关系呢？

一代枭雄袁世凯自幼不好科举，尤喜兵法。22 岁投靠吴长庆门下，次年入朝参与平定朝鲜内乱， 一度赶走日本人。由此得李鸿章赏识，33 岁时被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甲午之战时奉命撤退天津，于次年又被李鸿章举荐以道员衔赴天津小站督练“ 新式陆军”。戊戌变法给了袁世凯一次人生最大的机遇，他审时度势，知道变法无法实现，乃转而投靠朝廷出卖维新派， 时年仅39 岁。

三看外交大家。曾纪泽是晚清没有得到功名而成大器的第一人。因其为曾国藩长子，“ 少负俊才”，1870 年( 同治九年) 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 时年31 岁。后因父亲去世， 乃守制在家， 于曾国藩陵前结庐而居， 苦读《圣经》， 由此而精通英文， 此为后来出国维护国权打下坚实的基础。1877 年( 光绪三年) 承袭一等勇毅侯， 时年37 岁。次年即充出使

英法大臣， 补太常寺少卿。其后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 凭三寸之舌收复伊犁， 为晚清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四看实业救国者。位居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 赏二品顶戴的盛宣怀， 也是少年落第的秀才。同治五年( 1866年)，2 2 岁的盛宣怀曾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 双双入泮( 明、清州、县考试新进生员须入学宫拜谒孔子， 因称入学为入泮或游泮)。次年却乡试落第，未中举人。2 6 岁时因湖广总督李鸿章广纳人才，盛宣怀得人举荐入李鸿章幕府。1 873 年(29 岁)时即筹办轮船招商局， 后任督办。1880 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 时年36 岁。盛宣怀此后官运亨通， 商场得利， 其伟业超过了胡雪岩。

五看造反派。太平天国的众多英雄好汉， 做大事时年纪都不大。首领洪秀全， 造反时年纪最大， 也只有39 岁。此人年少时曾经四次参加乡试未中， 乃有逆反之心产生。25 岁那年， 因第三次落第，明确了反清意志，自书诗一首云：“手握乾坤杀伐权， 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他要自己开科取士。永安封王时，各王的年纪均不大，石达开仅20 岁，杨秀清30 岁，萧朝贵31 岁，冯云山29 岁，韦昌辉28 岁。太平天国后期主将李秀成在造反时28 岁，36 岁时被封忠王。而陈玉成起义时年仅15 岁，19 岁时即破湘军江南大营， 被封为英王时也仅22 岁。

六看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中， 康广仁31 岁，林旭23 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 岁， 均为年轻有为之志士。

最后看革命派。孙中山于1894 年上书李鸿章时年仅28 岁，乃“为生民请命”。惜乎李鸿章拒绝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年轻人，而造就了一个革命者。

我对晚清的情结， 从19 年前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校园居然就那么远去了， 像一个梦。那时，少年张狂的我写了篇关于晚清的文章作为一堂课的作业， 然后把文章寄给远在家乡的舅舅—— 一位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很有独到想法的、落魄的教书匠( 后来辞职了做律师， 后来又辞职了做职业股民)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一个错误： 我居然拿电影《神鞭》中的傻儿说事，说这是极不严肃的。

我自那时候起， 就知道我的问题很严重( 其实直到今天， 我也不能摆脱一种虚实结合的文风) 。于是，我曾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泡进北大的图书馆，疯狂地查阅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书架的资料： 因为我的舅舅告诉我， 我家祖上是太平天国的将军。若干年后， 他又告诉我，他搞错了，我家祖上是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将领……我晕。

后来，又在校园里迎面碰上袁明教授。她问我在干些什么，我说在看晚清的东西，于是她说：“这里面的东西很多，希望你努力。”此番叮嘱言犹在耳。后来， 每隔一两年，她就询问我一些晚清对外关系中的问题。比如，李鸿章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还是“千年之变局”啦， 戈登是否说过“ 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啦，等等。这便促使我不断追求事件的真实性。

开始教书了，教的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教学相长嘛， 为了不在学生面前露怯， 我把能找到的书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 到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再到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从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到《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同治朝)， 再到光绪朝的《清季外交史料》，以至王闿运的《湘军志》等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啃读。又从当时可怜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分批购买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文集、全集、日记等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书库。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 也是为了对同学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自觉跑了很多晚清的涉外事件发生的地点。除了北京地区的数十个地点外， 我跑到岳麓书院探寻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芳踪； 跑到大沽口凭吊僧格林沁的“ 战绩”； 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探寻马噶尔尼访华和辛酉政变的历史尘埃； 跑到沈阳感受满清入关前的王气……看多了， 讲多了， 跑多了， 就想写。第一本书于2005 年在北大出版社出了，接着便有了和胡孝文编辑的结缘。

胡孝文先生是桐城人。桐城是名士辈出的地方， 所谓“ 天下文章出桐城”。曾国藩初学古文， 便以桐城派大家姚鼐之文为师，自称“ 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历史系出身的胡先生对晚清有天然偏好，也就不足为怪了。当他在2 0 0 5 年那个夏天，在电话里读着以前我那本书的一些句子时，高亢的声调震得我耳膜涨疼。要知道，当时他可是在公共汽车上。说实在的，当他读我的句子时，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我自己对于我当时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对他的激烈反应，在充满感激和酸酸的感觉的同时，更是一种崇敬。我们，包括我自己，都太缺乏这种有限度的对历史的激情了。

于是，他邀请我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写了一年的晚清涉外人物。现在，他又积极敦促我把这些东西改编了，结成书出版。

我很惶恐地答应了，我不忍心叫他失望。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功底，我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历史人，我所有的只是一些思绪，还不一定有什么价值。奈何我对晚清的情结不能自己解开，憋着要说，说了又怕，只有请高人指正，等待“板砖”直击头部。

是为序。

2007 年3月，于北大畅春园青年公寓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阶段”。在晚清。近代国人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世界的风暴”。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究竟该如何应对？李扬帆博士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专著《走出晚清》，勾画了清末中外关系的大轮廓并着力分析描述了其中的代表人物。这本《晚清三十人》就是他近几年潜心晚清人物个体研究的汇集。在其笔下，每一个历史事件与人物总是那么鲜活。我相信，将历史的大格局与大格局中的代表性人物结合起来研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袁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历史是人的历史，选准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以其为焦点，当使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透视、理解更为深刻，也更为丰富。这“晚清三十人”，个个确都是“关键人物”。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研究员)

轻灵而活泼的叙事，睿智而新鲜的视角，让历史活动起来。

——李冬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残阳如血。过去我们对大变局中的许多涉外事件和人物了解太少，而误解误传太多，人云亦云或自以为是的解读太多。读罢此书，一条条原来或模糊或隐晦的脉络清晰起来，一个个原本或抽象或扭曲的人物鲜活起来，一种种原本或含混或笼统的观念和认识明确起来，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再再出来……

——徐波　(《世界知识》杂志执行主编　编审)

含英咀华，上善之事。《晚清三十人》钩玄人臣，臧否人物，寓理于事。化纷繁为洁简，卓见功力。写史有如讲故事，可亲可善。

——李明赞　(北京四中 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