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全景式的反映广东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纪实性作品。
本书从中国南方百年的风云变幻和世事沧桑开始落笔,以邓小平南巡作为主线,以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作为贯穿全书的人物,讲述广东省一大批改革先驱如习仲勋、任仲夷、叶选平、林若、吴南生、袁庚等人解放思想、奋不顾身、强行突破,以其不朽努力使广东成为中国最早的改革试验场。该作以雄阔的气魄、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南方视觉,力图以改革前驱人物为经,以南粤发展大小事件甚至是市井轶事为纬,编织一段渗透着广东人民光荣与梦想的岁月,描绘出一大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流勇进、敢于创新的共产党人活力四射、栩栩如生的光辉群像,力图探求中国人民奋发自强改变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闪光轨迹,全面记录充满生存与发展复杂博弈的中国改革真实历程,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阐释改革开放在广东珠三角肇始的历史必然。
这是一部全景式再现中国改革开放壮丽图景的作品。它全面纪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格局宏大,人物众多。矛盾交错,涉及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方方面面。似水年华如此波澜壮阔,历史篇章如此动人心魄。
几下震耳欲聋的轰然巨响,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恶魔,虎视眈眈地攫住广州城,要把它肢解、揉碎。到处都是烈焰冲天,断壁残墙上血肉模糊,树枝上挂着炸飞了的死人肠子。广州人慌了、傻了,仓皇失措地向四乡奔逃。这是1937年9月22日的一幕,抗日战争烽火已燃烧到自以为偏安的广州城,从此,“走难”、“走飞机”、“走日本仔”就成为广州市民惨痛的记忆。
广东在三十年代陈济棠凄然出走以后,经济繁荣的局面仍然因循着一定的惯性延续了一段时光,但很快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打断,追寻富足的发展梦幻终于被炸得粉碎。广东在日军飞机猛烈轰炸下遭受惨重伤亡,从1937年8月至1941年底,日机出动袭粤达一万九千多架次,被轰炸蹂躏摧残的县(市)达七十六个,死伤者不计其数,广东成为受日机空袭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我们回过头来再寻访粤东陆丰县的那个小山村。看看那个叫木香的孩子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个孩子怎样在国难深重的岁月里长大成人,可以透视出社会演变的年轮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十四个年头的深秋,阿香九岁,他开始上了新学(改私塾为新式学校)。在抗战的大环境中,陆丰县山区当时仍在国民政府管治之下,也就在此时,隐蔽的中国共产党粤东地下组织派遣了十几个同志来到阿香的家乡开展重新建党和抗日救亡的工作,他们最佳的落脚点,就是由宗族控制的乡村小学。教书先生成了党和抗日力量向山区渗透的先锋。
这些志向远大的青年教师中,一位名叫谢谷的老师,是阿香的最早的政治启蒙人,还有一位叫叶左恕的,后来成为阿香的领导。当时隐蔽在地下的党组织采取的一种深谋远虑的策略,是把乡村小学校作为党建工作的基点,通过办学来团结、教育农民子弟,从中选择、培养与发展积极分子,最终动员其参加革命抗日活动,并将他们发展为党员。当时虽然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决心已经动摇,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敌后和国统区都极力迫害共产党人,领导广东抗日活动的中共“南委”机关被破坏,领导人廖承志、张文彬等被国民党无理逮捕关押。国民党政府对老区的群众总是保持着高度戒备,把共产党人的抗日言行视为“奸党活动,,严加镇压,于是广东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便改武略为文攻,大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客家人重教化,学校在当地是一个比较超脱的所在,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阶级的冲突,有利于地下党员以此为平台掩护身份及开展工作。1943年地下共产党员谢谷悄悄地潜入了对门村小学,并以办新式学校的名义开辟了又一个党的据点。
对门村的反动势力不是好惹的,谢谷刚刚到对门小学开辟新据点时,可能并没有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很快他就吃了对方一个下马威。
海陆丰大革命时期,对门村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河田相隔十几公里、与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河口圩,距离也只有几公里,但居然还是白区,从未建立过农会。当时的陆丰的私塾学堂,并无正规学制,教师的束惰由学生交“学米”来支付。阿香读私塾期间,也要经常停学劳动,顺便在地里找些野菜番薯根之类充饥。这种状况,到了1944年谢谷正式被聘为对门学校教师后大有改观。对门村小学重修后,称炳蔚学校,虽然只有一个教师,但进行新式教育,而且谢老师多才多艺,因此最多时有上四十多个学生,不少学生来自外村,可见其吸引力。地下党利用办新学的机会,在对门及周边的河口圩、昂塘、寨子里、昂天湖、大塘、川龙背、高谭、北笏九所小学全部安插了共产党员任校长或教师。
谢谷是对门村小学的首任校长兼教师。是他发现了阿香。这个学生平时不多说话,但看得出很有心劲儿,他四书五经读得扎实,旧学底子好。当然阶级成份也是他青睐阿香的主要原因之一。谢谷的革命宣传活动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同时观察学生的反应,从中筛选潜在的培养对象。
当时对门小学,低年级与高年级是分开上课的,低年级讲的是国民党当局发放的课本,但内容被谢谷改造一番,对语文、历史及公民课本中的“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等内容,进行了巧妙的删节和改头换面,或正文反说,进行批判式讲解。同时还选鲁迅、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作为补充教材。高年级如阿香等学生,基本上就抛开了课本,索性将党在广东的武装部队东江纵队的宣传品作为教材。没有课本,课程与讲义写在黑板上,也不许学生抄写,讲完了就擦掉。音乐课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宣传鼓动色彩。以教唱革命抗日歌曲为主:《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延安颂》、《大路歌》、《打回老家去》等。潜移默化中,小学生们对当局的叛逆之心就成了主流思潮。阿香在同学中多才多艺,表演抗日活报剧,还擅长扮女人,他甚至会拉二胡和吹笛子,歌也唱得好。学校师生们组织了歌咏队和演剧队,野营活动、演唱比赛、演讲比赛此起彼伏。
村里的地主势力很快发现了学校中的“异动”,惊呼:“乌烟瘴气!”说谢谷这样的离经叛道的教师只能误人子弟。这样谢谷在对门小学只教了较短时间的书,就被当地族长辞退了。所幸的是他换来了一个更活跃更有斗争技巧的表弟,叫谢国良,他也是一个地下党员。他在对门小学任课二年,最后也是被逼走的。但他走的时候,发动培养进步学生的任务已见效果,他带走了三名骨干学生。其中就包括阿香。
这年阿香十四岁,他第一次离家,以求学的名义,跟着谢国良到大塘学校继续为党工作。同行的同学还有谢威。这两名学生,就是谢国良在对门村两年来发展的最优秀的地下少先队员。
此时的谢国良正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在大塘搞起了谢氏宗族自治委员会,派人四处收集枪支,以宗族名义与当局搞对抗。各姓祠堂的公家也要捐献粮食,谢国良的“兵”也不仅是学生,当地的拳师也被吸收进来,名义上是谢国良的保镖,实际上是随时准备拉队伍上山打游击。
5月的一天,烈日当空,暑气逼人。阿香和谢威两人来到一道小河边。远山含翠,碧水如练,两个少年将一双赤脚浸在沁凉的河水中,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话语中有一点想家的意思。阿香遥望着对门村的方向,内心中有一种预感,此番游学在外,恐怕是回家也难了,将来的战争生活将是严酷的,甚至要有搭上性命的思想准备,这一点谢国良已经在与他的多次谈心中说得很清楚。少年壮志未酬何以家为?他沉浸在一种即将献身伟大事业的崇高感中。突然他跳了起来,对谢威说:“阿威,火热的斗争在等待着我们,要时刻准备着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就在粤东山区有为数不少的青年共产党人在默默耕耘的时候,在广东的另一个大城市香港,也有一批爱国者在隐蔽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
陈济棠治粤时期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曾生,此时成为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司令员,在党的领导下,“东纵”港九大队和香港市区中队多次英勇行动,创造出不少惊人战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我们的游击部队几乎是尾随着日军进入香港,开辟城市游击战场,他们可以说是我党最早的“驻港部队”。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他们在日军的魔掌中营救出大批国际友人、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国民党重要将领及其亲属(其中如陈策、余汉谋夫人等,这些人曾经是屠杀共产党人的死敌),共计有数千人之多,著名作家茅盾、文化名人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胡风、胡绳、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民主人士柳亚子、梁漱溟、电影明星胡蝶等人,就是他们通过周密部署武装抢救出来,一直护送到安全地区的。茅盾高度评价他们的功绩,认为:“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4年10月,美军指派十四航空队代表欧乐义到东纵总部,要求合作建立联络站和架设联合电台,收集情报和气象资料,为盟军反攻中国大陆登陆战略作准备,在部队中因为久经考验而又精通英语的袁庚被选中,经中共中央同意,“东纵”成立了以袁庚为处长的联络处,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庞大情报网络,与欧乐义合作,许多地下党员为之献出生命。
据袁庚回忆,当年美军要求向中共抗日根据地派出多个军事观察组,但真正到位的只有两个:一个到延安,由包瑞德率领;另一个到“东纵”,由欧乐义率领。欧乐义还带来了美军准备在华南沿岸登陆而特别架设的一部战略电台。美军的战略电台,居然架设在共产党的游击区,可以说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其中最突出的合作事例是袁庚的联络处与美国海军甘兹上尉的六人小组一起,踏遍“东纵”七支队从深圳以东到汕头的活动区域,勘测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期间,美军发现日军一支原驻武汉至长沙一线的精锐之师“波雷”部队突然去向不明,我“东纵”江村、东莞情报站却最早获悉:日军“波雷”部队昼伏夜行,关闭电台,秘密布防在广东东部沿海,为的是防止美军尼米兹舰队突然登陆直取华南。“东纵”通过美军战略电台将此重要情报急转尼米兹上将,尼米兹如获至宝,立即修改了登陆部署和地点。
由于与我党我军合作获得了重大战略利益,在华美军总部与华盛顿方面对东江纵队的真诚合作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是:“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东纵”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抗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从国外回国参加各地抗战的青年,约有四万多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港澳青年在内。从珠三角河涌纵横的水乡到香港的大街小巷,从山高林密的山间小路到赤地千里的穷乡僻壤,到处都活跃着千万个袁庚们的身影,游击区和部队中,还有难以胜数的“小鬼”——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千万奔走在崇山峻岭的大大小小游击队员中,有一位瘦削的年轻人也行进在一支称为“粤赣湘边纵”的队列里,他操着潮汕口音,虽然一样衣着简朴、身无分文,但总被人叫作“大学生”。他确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那时的大学生极其稀罕,从学生运动到游击战争,他始终站在第一线,当他拨开紫金大山莽莽树丛,追随部队南下出击之时,曾经对大山和林海的养育生发出无限感慨。他就是林若。后来,他成为广东的一任省委书记,在广东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功不可没。
一场亘古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锻造了一代建国栋梁,若干年之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为了另一场转换了中国国运的大变革的中坚,因而名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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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人类生命每过去一个瞬间,都可以称之为历史。
历史,像每一条大江大河,由无数必然和偶然、个体和群体、时间和空间的水珠与浪花组成一道巨流,有千回百折、壅塞阻滞,也有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按照“水往低处流”的客观规律奔流人海,融入必然的归宿。
本文离不开的这条南国大江——珠江,其生命就显得轰轰烈烈而又潇潇洒洒。它由西江、北江和东江汇合而成,巨龙般伸展开身躯和五爪,匍匐在南中国的大地上,温柔、平稳地向南奔流,它与几乎所有横贯华夏全境的大江河迥然不同的是,它不是依照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走势东流入海,而是向着正南方,在广东中南部的平原地带分成多路齐头并进,最后分成“八门”注入一片湛蓝的南中国海。它沉洪博大地呼吸着、低吟着,浩荡而内敛,平稳而沉重,永远不眠不休……
中国境内的河流如果按年径流量计算,珠江是名符其实的第二大河。黄河主河道的年过水量不过是它的几十分之一。它执着而不怪癖、平静而不暴虐,进入三角洲后,它呈扇形展开,将洪水分成数条江道释放,每条人海水道都形成一个巨大的“门”:如虎门、磨刀门、鸡啼门、横门、崖门等等,显示了它大开门户、大吐大纳的襟怀;它不壮烈,一年四季流量相对均衡,它从不大喜大怒,总是显得很温驯。与其他中国的大江大河相比,珠江的含沙量最低,它的河道大多不淤不塞,千涌万汊又可涵蓄多余的水量,所以人们总是低估了它的流量。在有文可载的几千年中国古代史里,与中原王朝反复更迭,神州多次天拆地解相比,远处蛮荒的珠江流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大书一笔的惊天大事。
1983年6月9日,在广州市区内广州交易会附近一座名叫象岗的小山上兴建楼房的工地里,突然挖掘出一座帝王陵墓,里面价值连城辉煌灿烂的文物令考古学家们困惑不解,继而又大吃一惊:它是秦末汉初第一代南粤王赵佗的孙子赵昧的陵墓。最令人惊讶的是,陪葬品里竟然有长达一百二十厘米的产自非洲的五根原支大象牙;一个造型精美奇特、来自西亚的波斯或巴比伦的蒜瓣形花纹扁圆形银盒;墓主身上的三十二枚半圆球形金花泡饰,其焊珠工艺具有古代西方的工艺特点;一件漆盒里装有主要产自红海沿岸的乳香,还有多件铜、陶镂孔薰香炉,并有雕工精湛复杂的犀角玉杯、犀形玉璜、充满异域风格的玻璃宝杯、红髓玛瑙珠饰等物。这些舶来品,铁证如山地证明西汉南越国已经有了频繁兴盛的海外交通贸易。《史记》、《汉书》明载,番禺(今广州)是秦汉时期南海郡郡治,毋庸置疑,早在汉代中原地域通过张骞通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之前,远在所谓南蛮百越之地的广东已经与外洋诸国沟通了商业往来,成为我国秦末汉初的重要港口和海外珍异特产的集散地。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象岗山上的考古发现,有了最原始的物证:海上丝绸之路远早于中原的陆上丝绸之路。珠江流域最先吸纳外洋来风,中西文化最早的交流始于南粤。
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流渗透,肯定不会在物质交换上浅尝辄止,文化思想和宗教上的影响会如影相随,南北朝时期来自西方的佛教僧人纷纷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其中从海上来的有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菩提达摩。他在广州登岸,至今广州西关还有一条小巷名日“西来初地”,传说就是达摩从西方抵达,脚板踏上中国大地的立脚点,他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一百多年后,广东新兴一个樵夫到黄梅东山法门寺学佛,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从高僧弘忍处接受了禅宗初祖的衣钵真传。他,就是把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惠能。至今,广东人还对这位据说目不识丁但把南方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先人充满崇敬,把他奉为大胆融合中西文化成果、敢为天下先的楷模。
1582年(明万历十年),一位西方文明的使者试图叩开神秘的东方文明的门户,最先踏足广东,来到了澳门,后来又辗转到了广东肇庆、韶关等地,最后落脚并长眠在北京。他为中国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并首次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他就是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利玛窦,他被誉为“地球上第一位世界公民”。
不知是上苍冥冥中的安排还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也是在这一年,在广东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地方——位处珠江口的虎门,在四百多年前就发生了悄悄改变中国的事件,虎门北栅村人陈益从安南引进了一种粗生高产的旱粮作物——番薯,这是中国引种薯类作物最早的尝试,它改变了中国南方较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也几乎改变了耕地短缺饥荒频仍下人畜的食物链。明、清两代南方人口迅猛增长,有专家认为这与大量种植番薯有关,此说是否有根据尚待考证。但毫无疑问,番薯的引进,对中国的粮食经济发展有莫大贡献。
其实,在比陈益引种番薯和利玛窦来华更早半个多世纪,也有一件令虎门人乃至广东人自豪的大事发生过:明正德年问,东莞虎门人何儒担任虎门白沙巡检,他发现停泊香港屯门的葡萄牙船舶上有一种新式武器——“佛朗机大炮”,怀有强烈好奇心和责任感的他随即要求登船查验,那时的“红毛”水手毫无保密观念和专利意识,见一中国官员好奇地围着他们威力强大的大炮打转,竞耀武扬威地当场操作起来,以为可以“震慑”一下何儒。何儒喜出望外,暗中画下图纸和操作原理,回去后命令虎门的能工巧匠们进行仿制。1521年,葡萄牙水手抢掠蛋家渔民,广东海道副使汪铉出兵制止,率明朝水师与“红毛”在虎门对开的屯门海面发生炮战。何儒仿制的大炮竟然压制了正宗的“佛朗机大炮”,葡人狼狈逃窜。1522年更发生新会“西草湾之战”,明军水师大获全胜,俘虏了葡萄牙船只两艘,俘虏葡兵四十二人,斩杀三十余人,缴获数门洋炮。捷报飞奏朝廷,皇帝下旨:洋炮悉数调往京师,着何儒任建康同知,带全部虎门工匠前往南京,仿制新的“佛朗机大炮”,并安装在当年的水师船只上,与倭寇、海盗作战。
至崇祯年间,明朝最后一根卫国柱石——一代名将袁崇焕,用大炮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最终令他不治身亡,袁崇焕立下赫赫战功,也种下了功高震主悲剧性的奇祸苦果。而袁崇焕恰恰就是东莞人。
中英最早的海战也发生于虎门海面。那是明朝末年,战斗以中方胜利告终,明朝水师的大炮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可以想象,当时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战力相比,是占上风的。如果不是英国工业革命进展神速,国力极大提升,而大清国裹足不前,日益衰败,后来的鸦片战争就是另外的一种结果。
然而,顶着不少“敢为天下先”光环的虎门乃至整个广东,一直被视为天高皇帝远的“南蛮之地”。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积淀灿若河汉,我们有太多的灾难也有太多的辉煌,总让人们无暇顾及一些开启历史之门的小小动作,风起青萍之末时总是无人知晓的,等到大风起兮雷霆万钧之时,大干世界才蓦然回首,细细品味娓娓道来地领略一番这风光无限的成因和改天换地的后果。
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珠江流域及其文化,似乎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只是到了近一百多年,珠江流域才突然发力,让中国、让世界为之一震——
从林则徐虎门销烟起,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公车上书、康梁变法、孙中山屡起屡挫,越挫越奋,一直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珠江和它所哺育的子弟们每每让世人震惊。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位处珠江下游地域的广州,更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革命策源地。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云集珠江之滨,在这里吸纳中西文化相互激荡而产生的思想资源,摄取现代最先进的理念精华,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舞台上,很是轰轰烈烈地演出了多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活剧。
林则徐为保住“天朝”的国运,愤怒地将“英咭利夷”输入的鸦片投入虎门的销烟池。这些鸦片开始是“英咭利夷”们为了平衡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而祭出的卑劣伎俩,后来则发现它竟是腐蚀“天朝”庞大而老朽的躯体、进而敲开中国大门抢掠的法宝。然而,销烟池中升腾起一个民族奋发自强的梦想,威远炮台的炮口喷发出绝境求生的愤怒和惨烈的呼号,林则徐也成为“天朝”满朝文武“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而林则徐手执杏黄色的龙旗一挥号令销烟,竟在不经意间在虎门揭开了历史划时代的一页,珠江口曾经发生激烈炮战的苍茫水面,成了中国近代史开篇之地。
就在珠江口左岸的香港被英国人占领,成为中国人又一个极其耻辱的心病之后不久,在珠江支流流经的穷苦乡下花县,一个落第老童生洪秀全因为不满现实而出走,踯躅于广州街头。他寻寻觅觅,一个同样出自穷乡僻壤、同样经历无数坎坷从最底层跻身为华人第一位传教士的高明县人梁发,同情他的遭遇,给他一本由梁发本人翻译、宣讲基督教义的小册子。洪秀全似懂非懂、半通不通地读了此书,就想去香港皈依这个来自西方的宗教,不料被教会轻蔑地拒绝了。他被激怒了,走火人魔地根据自己的想象依样画葫芦,自称是天父的儿子,创立出一个中国版的“拜上帝教”,而且用广东方言写成教义。在鸦片战争后危机深重、民怨四起的城乡大行其道,继而演变成一场撼动“天朝”龙廷宝座的内战。“天王”率领以穷苦农民为主力的太平军狂飙般席卷了半个中国,攻陷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已经元气大伤的清朝政府以倾国之力,与这个中不中、西不西的政教合一的怪胎政权苦苦周旋争斗十几年,才把太平军们一一杀戮,从此满清王朝病人膏肓,无药可医了。
作为救国图强的一种梦寻,李鸿章辈发起洋务运动。其中颇引人注目的一笔是按照中国最早的广东“海归”、“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建议,向美国派遣了一百二十名天资聪颖的留学幼童。当1872年9月12日,首批三十名拖着长长辫子的大清国幼童在美利坚的旧金山码头登岸时,立即吸引了美国人好奇而爱怜的目光。美国人没有想到这些分不清男女的孩子中,日后会出现中国的铁路之父詹天佑,会产生“中华民国”首位政府总理唐绍仪,他们都是广东选派的留学幼童。而在抵美幼童中,70%来自广东,其中仅唐绍仪的老家香山县唐家湾村就有七人。
但是,尽管天才幼童留学后来对中国影响深远,但急功近利地指望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显然来不及了。珠江之滨又有饱学之士挺身而出,他们是康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才子的梁启超。这一对名满天下的匡世奇才奔走京城,使出浑身解数劝说年轻的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梦想奄奄一息的“天朝”能够像英国一样实施君主立宪,像日本一样在危机中崛起,起死回生。不料功亏一篑,变法图强的理想与慈禧太后“母仪天下”的权威发生严重冲突,被她一巴掌拍得粉碎,康、梁的同党六君子倒在刀光剑影之中,他们师徒两人更是狼狈逃窜,亡命天涯。
于是,一个伟人横空出世。孙中山反其道而行之,他痛感“天朝”已经腐朽不堪,不能再靠奔走于权贵之门达至改造中国的理想。从小出过洋、受过西式教育的孙中山被保守派讥为“孙大炮”,但孙中山除了善用语言的大炮,更热切使用革命的枪支和大炮,他反对改良而热衷把皇帝赶出龙廷,实施他向往的共和革命。经历无数失败逃亡,这门被人奚落的“大炮”终于把乳臭未干的小皇帝轰下天子宝座,成为后世景仰的中国共和革命先行者。
这几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珠江的子孙,来自“咸淡水交汇”的地域,与外来的海洋文明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解之缘。康有为人称康南海,家乡离鸦片战争的风暴中心广州城只有一步之遥;梁启超的家乡新会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远赴重洋谋生,也是“卖猪仔”当苦力到美洲人数最多的四邑之乡;孙中山更是到过檀香山喝过洋水读过洋书的。欧风美雨对他们的荡涤和影响,与他们改造中国的激进态度成正比。
在珠江上一个叫黄埔的江心小岛上,孙中山借助共产党和苏俄的力量,创办了一所简陋军校。军校有个毫不起眼的大门,但从这个大门走出统领几十万乃至百万大军的将帅之多,足令全世界所有军校汗颜,而这些将帅们却又分成两大营垒,你死我活互相厮杀,校长杀同僚,学生打老师,同学战同学,足足打了几十年。几乎左右了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奇观。
然而,惊天的崛起,需要巨大的能量积聚。有人认定,南粤便于接受八面来风,只得地缘之利,浩浩珠江似乎并没有孕育出独立成体系的文明传承,因而被中原文化边缘化理所当然。
越是位处不同文明交错的锋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卫性越强,在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有用的东西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子孙灌输自以为优越的文化承传,以至形成一道屏障。这一点在做了四百多年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一百多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最为明显,那里的人们称西方人为“鬼”,男人称“鬼佬”,妇人称“鬼婆”,男孩女孩称“鬼仔”、“鬼妹”,世世代代就这样叫下来,至今同样不改口。至于一般百姓家中的“家教”,香港人和澳门人比内地更加传统,礼义保存得更为充分和顽强。
但是,广东人对“鬼”们的好东西却从来不盲目地拒绝,而且往往在节骨眼上出人意表地加以利用,那些在革命大潮中弄潮的先行者们更是深谙此道,经常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
如同地质板块的挤压碰撞形成的山脉隆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崛起,要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国运的扭转和改变,也得靠千千万万人的活动去改变、去推动,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奉献、奋斗和牺牲。在亿万人前赴后继实现强国梦的大进军中,必有成功和失败,有幼稚无知甚至荒唐愚蠢的举动,有苦痛的梦寻和艰难的求索,也会有颓唐彷徨甚至背叛。但是,只要积聚了足够的能量,那种崛起的势头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无法抗拒和阻挡。
时至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艰难的梦寻终于化作巨变的地火,首先在珠江水流淌的深层酝酿、奔突。
在文天祥留下千古绝唱的珠江口伶仃洋,每日过往着千百艘巨轮,这里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一条最有活力和价值的黄金水道。1984年1月26日和1992年1月23日,一位在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未来的伟人两次乘坐快艇横穿伶仃洋茫茫海面。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胸有成竹地酝酿和实施着一场扭转中国命运的巨大变革,他要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胆又最小心翼翼的试验。他把希望目光投向南粤大地,把负重先行的责任托付给孙中山的后辈们。
于是,一次可以称为千古奇观的大崛起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