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19年对于这个任性的小女孩来说，另有意义。
妻子弃世后，张廷举迫切需要一个主持家政的女人，1919年12月15日，在姜玉兰百日忌刚过便续娶了梁亚兰。梁亚兰（1898—1972），呼兰当地人，是梁家未出阁的长女。这门婚事是由原住梁家对面的小学校长田维国介绍的，其时，张廷举也在呼兰教育界任职。张廷举见梁亚兰性情温顺、待人和气，就多次托人向其父亲提媒。梁父打听到张廷举前妻有两个孩子，开始并不同意。但媒人不死心，三天两头提着瓶装酒来家继续提亲，酒多得连家里的酒坛子都装不下。后来，梁亚兰弟弟从中做父亲的工作，认为张廷举有文化，即便前妻有孩子也没有什么，梁父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梁亚兰亦是幼年丧母，很了解无母孩子的痛苦，与张廷举结婚前其父一再嘱咐说：“要好好待先房的两个孩子。”当时，张家情形比较凄惨，几十年后梁亚兰仍清晰记得结婚那天的情景：“我过门时，荣华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了，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把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连富算是当了妈。”
继母到底不是母亲。不久，萧红便感受到她和妈妈的区别，觉得继母对自己很“客气”，即便责骂也是委婉曲折的。她进而意识到与继母的隔膜——“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继母进门之后，萧红的顽皮、任性还是一任其旧，热衷于爬树上房掏鸟窝，与邻居的孩子一起跑出去玩耍。生母在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形常常只是骂一顿就算了，而且挨骂时还有祖父的袒护和爱抚。现在全然不同，继母会把对萧红姐弟的不满告诉父亲，由父亲出面对他们加以严厉训斥。祖父越发年迈，面对这种情形亦渐渐无能为力，见到萧红挨骂便常常支使她“到院子去玩玩吧”，同时递给她一个金黄的桔子作为安慰。
梁亚兰嫁到张家后生有三子二女。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对萧红姐弟自然愈加疏远、忽视。张家的家境每况愈下，除了一个老厨工做饭、有二伯管杂役和菜园子之外，家里已经没有长工或短工，粮食多由阿城老家定期送来接济。不久，祖父染上抽大烟的习惯，对萧红姐弟亦无暇顾及。好在那时萧红已经出门上学，开始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弟弟张秀珂则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家境的败落和没有母亲的凄苦。日后，他对自己上学后的生活有过描述：“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里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我和姐姐的学费、纸笔费都是父亲年初离家时算好的，没有多少余头。有一次馋糖吃，只好抽空偷个小瓶子来换糖球，糖球中间还粘着草棍，放到嘴里含着慢慢品尝着甜味”。
萧红和继母的关系，许多学者均持“继母阴毒”说。这多半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八十多年前的人物的一种苛求。作为一个无知无识的旧式妇女，当后母能够做到萧红所感受到的“客气”已非易事，甚至可以说难能可贵。公允地看，梁亚兰刚到张家对萧红姐弟还是比较体贴，后来，因萧红任性、个性强和有了自己的儿女，对萧红姐弟也就愈见冷淡，与萧红的关系也就变差了些，何况，她以姑娘之身嫁到张家也只有21岁。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秀珂回忆说：“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的确，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中国人本来就有关于继母的固有认知。阴私、狠毒、虐待丈夫前妻的孩子，似乎是认知继母的心理定式，有人以这种认知模式去想象梁亚兰和萧红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更有甚者把梁亚兰的到来视为萧红人生苦难的开始，因为她不断挑拨萧红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象。前文说过，张廷举的变化是自姜玉兰逝世后就开始了，粗暴、冷漠，不近人情，而且其性情的变化并没有因梁亚兰的到来而有所好转。萧红也看出，即便在后母面前，父亲同样表现出家长式的专断，“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也渐渐怕起父亲来”。
梁亚兰的妹妹梁静芝与萧红是同龄人，也是她青少年时代的挚友。萧红与粱静芝交往密切，寒暑假从哈尔滨回来两人吃睡都在一起，无话不谈。以此反观，萧红和继母的关系应该比较融洽，起码说不上恶劣。萧红也可能把父亲对自己的责骂都想当然地归结为继母的唆使。而据梁静芝回忆，姐姐自进张家到萧红出走，对萧红没有一次恶言厉色，更不用说打骂了。
有意思的是，呼兰本地学者还通过大量走访了解到萧红和继母梁亚兰之间相处融洽。比如，梁亚兰过门不久就支持萧红入小学读书，萧红到哈尔滨读书，有时临走家里钱不凑手，继母便偷偷到西院做小买卖的杨老三家言借，一次就借二三百元给她拿走。萧红想吊皮大衣，她也满口答应；萧红在家里看书写字，从来都不说她，也不支使她干什么。这些说法虽然不尽可信，但似乎也可了解到萧红与继母关系的另一面。
1919年终于过去了。当年的萧红自然无法理解这个年份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但这个8岁的小女孩切实感受到了无法言说的心灵苦难：母亲死了、弟弟送人了、后母来了，父亲全然变了，而祖父越来越老了。小女孩就是在这些无法阻遏的变故中彻底终结了她的童年。
萧红是我的情结，我想她也可能是大多研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者或深或浅的心理情结。
萧红弃世已六十多年，而距离她的诞辰将近一百年。死时只有31岁的她，但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个命途多舛的姐姐。这种想象如此真切，每次接触到关于她的资料，心底便弥漫而起淡淡的伤感，涌动着强烈的表达冲动。香港中文大学资深萧红研究者卢玮銮教授，基于女性的立场，出于对萧红的细腻感知，写下了一段很能引我共鸣的话：“愈看得多写萧红的文章，特别是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写的东西，就愈感到萧红可怜──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多年来，我一直想在进入关于萧红的论述之前，写一部她的传记，想以此传达对她的理解和对其生命历程进行细致触摸之后的感受。现有的萧红传记，老实说常常让我非常失望，我每每感到叙述者那份貌似追求客观的冷漠，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叙述过程中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显露，亦让人十分生厌。我想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限度地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性，一个命运坎坷的天才女作家，一个任性的姐姐，而与革命、进步、左翼并没有太多关涉。另外，一些萧红传记虽然出自女性作者之手，但在叙述中却莫名其妙地带有十分触目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表面上叙述的是萧红的经历，实则成了几个男人的故事；更不用说那些弥漫着浓郁小农意识的偏见文字，出发点都在忙着为男人们正名而喋喋不休。我想，我的叙述全不如此，我要写一部全然关于萧红自己的传记，在想象中，隔了漫长的时空我要与她做一次精神的对话，对其精神苦难感同身受。
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庄严举意。
2005年的隆冬，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那天夜里，一下火车便觉得自己已然进入这个留有太多萧红印记的城市，心理上是如此亲切，以至于在出租车上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年司机打听商市街、东兴顺旅馆、欧罗巴旅馆，不想对方一脸茫然，萧红这个名字在他是陌生的。我有无边的失望，觉得这座城市可能在渐渐把她遗忘，那些建筑还在，但那些哈尔滨往事却在渐成淡漠的传说。那一夜，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哈尔滨的冷。
我的生命中或许注定与萧红存有一个约会。2006年正式定居哈尔滨之后，我便借来大量关于她的资料，开始力图实现心中那个庄严的写作计划，那个富有激情的举意。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7年8月20日，正式动笔之前，在一个学生的带领下，我来到呼兰萧红故居，想亲眼看看她的“家”。不巧的是，故居因为装修已于头一天关门了，向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好话，才让我们进去看看，不过所有的展品都已经收起来了，只剩下几间空荡荡的屋子和空荡荡的后花园。能够亲眼看看，我就已经非常满足，在我的内心，老实说萧红的“家”是我并不愿意去的地方。看看这空荡荡的屋子倒是恰到好处。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萧红在诗里对自己的大半生经历有过极为精粹的概括。“从异乡到异乡”成了我的题目。两天后，关于她的叙述正式开始。一年多完全没有休息和娱乐的日子，却给了我十分愉快的体验。我觉得自己的叙述平稳而从容，2008年9月2日终于告竣。文字无论好坏，我都非常满足，“萧红百年”在即，在心底我终于完成了对于她的“一个人的纪念”。
在这部40多万字的传记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时刻，我的内心平静而喜悦，时时感到自己何其幸运、幸福，最想表达的还是无尽的感恩。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宣传部衣俊卿部长和黑龙江大学张政文校长的关注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上级领导对萧红研究的支持令人极为振奋。
传记写作自然不是小说创作，资料来源都需要有根据，所以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此前对萧红作出各种叙述的作者们，同时也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在书稿正文之后，我特地对本书的参考文献做了附录，只是限于本书的体例，为了尽量保持阅读的连贯性，有些引述和转述没有直接作注，而有些地方我在文中做了明确的提示。如有不周，我恳请原文献作者谅解。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资深编审郭沂纹女士，她对本书稿的认同和赏识是这本书能够顺利与读者见面的前提，她的不断努力令我深深感动。半年来虽联络不多，但关于萧红我们之间存有一份动人的默契。这是一次令我极其难忘的愉快合作。
感谢萧红嫡亲侄子黑龙江省少儿出版社资深编审张抗先生、呼兰萧红故居副馆长王连喜先生、黑龙江《生活报》首席记者章海宁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图片，其中很多是第一次面世。这些图片为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萧红提供了全新的可能。
感谢我的学生们，在写作中过程中，他们以对《萧红传》的关注给了我极大的动力。我们一起谈论萧红是一年来最为愉快的体验。
感谢我的朋友们以对本书的厚爱表达着对我的支持，其实我深知里边问题很多，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好。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这本书的付出。
2009年1月9日 上午 作者于哈尔滨
萧红原名张乃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且至今影响巨大的女作家之一。其命途多舛的短促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战争的驱遣下辗转流徙，从异乡奔向异乡；而在不到十年的创作中，她留下了《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等传世名著。本书以萧红曾经居住过的城市为线索，叙述了她那令人叹惋、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文字细腻、精致，对传主不同时期心理的体察精到、入微。同时，本书作者在全面占有大量而翔实的史料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良好的学术训练，以独到的眼光予以观照，澄清了此前萧红研究中的诸多讹误，一些结论的得出平正、公允，令人信服，为读者重新认识萧红提供了可能。文学性和学术性几近完美的融合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本书的写作将主要以叙述萧红的故事为主，同时兼顾学理性，力图是书稿兼具趣味性、通俗性和书卷气，尽量以一种客观的观照态度来看待萧红和王恩甲、萧军以及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之间的婚变和恋情。以笔者所收集到的最新资料，对萧红一生中有些疑案，也有属于自己的解释。全书篇幅大约在35万字，同时配发有关萧红的一些图片资料，在哈尔滨收集萧红的遗迹图片十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