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可以救助你从重重的规范、责任中脱身而出。只要一张飞机票，你就可以置身异域。你化身为一具隐形的幽灵，东张张，西望望，随意流荡。你在当地人的眼中无名无姓，你可以窃听路人的闲话，你可以品尝当地的瓜果酒食，你可以感觉人们的喜怒哀乐……生活在你的周遭如常地流淌，你却置身事外，仿佛一个与人间无涉的外星人，或偶然下凡察阅世情的大罗神仙……我喜欢旅游，就是喜欢这种大罗神仙的滋味。

本书是马森多年来游历、游学、游教于世界各地的心灵感悟与人生哲思。作者游历过数十个城市，其间有逍遥之游、为稻粱谋之游，还有种种因亲情爱情而起的随缘、随情之游。人生的丰富多彩和传奇，心灵的独特感受与表达，尽收书中。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序二 穿梭在人间与天堂／黄维梁

第一辑 旅者的心情

从天堂到人间

旅者的心情

人缘与地缘

春日记游

夏日记趣

莫斯科之春

菲律宾记游

第二辑 西葡行记

西班牙的优雅与暴力

天涯知音

逝去的王国

观画

第三辑 再访法国

图卢兹印象

给两个文学巨匠送别

巴黎车站的金光党

第四辑 在墨西哥的日子

古埙的记忆

我的芳邻

佣人们

莫里那

穆该吉与黛安娜

三个大使与一个公使

第五辑 返乡行

重归故里

下乡

秋日访冰心

跋永远的同学／王蒙

后记／马森

附录 马森著作目录

我没有想到再来维城，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会到达任何我居住过的城市，我没有对我一生的命运作过任何具体的计划，谁又能作过呢？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何曾梦想过超出我出生的那个小城一步？那个依然沉睡在清末民初自满自足的梦境中似乎永不会被惊扰的小城。如果时光倒流，世事依旧，我肯定满足于做一个乾隆题匾的“中宪第”的小主人，往好处说，不过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小城士绅之流；往坏处说，则可能是一个破落户的不成才的子弟。我本来不但不知道世界上有法国，有巴黎，有英国，有伦敦，当然更不知道有个国家名叫加拿大，加拿大有个英属哥伦比亚省，这个省的省会叫作维多利亚！那时候听都没有听过。我的家人没人离开过中国，甚至很少人离开过我们的齐河县城，我的亲戚和乡人也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安土重迁嘛，谁会轻易离乡呢？只有我的祖父因为我的曾祖父在江西做官(自然是清末的时代)，出生在江西，但是在曾祖父逝世后，也就以青壮之身和他的哥哥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扶柩返回故里安葬，以后没再离开过。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到后方从事抗日工作，也不过在河南省的洛阳而已。我十岁的时候曾经穿过日军的防线去探望父亲，那时候也正是因为无知和有抗日心切的表叔和表哥陪护，才有那么大的勇气。洛阳是我幼年到过最远的地方了。

谁会想到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带来和平的日子，一场内战使多少乡人流离失所，我也因此搬迁到济南，然后又到了北京、青岛和上海，最后落脚台湾。我后来的远行，都是从台湾开始的。

台湾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居住最久的地方，我的口音、我的生活习惯都与台湾的现实合流了。台湾虽是一个蕞尔小岛，可是自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以后发展迅速，信息畅达。我在大学求学的阶段，渐渐了解到世界之大与空间之广。那时候很讽刺的是，在畅达的同时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上设了太多的禁忌，思想上也备受禁锢之苦，使多少有一点头脑的青年都想尽了办法飞出这一个令人不能痛快呼吸的闭塞之地，于是到西方留学遂成为当日年轻人最大的梦想，也是最为名正言顺的脱走的借口。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大学时代读的是中文系，按理说没有留学海外的必要，然而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让我太难以适应了，才会用心准备，考取了留法的奖学金。为什么留法，而非当时最流行也较容易的留美？我想有两个主导的原因：第一我读了很多中译的法文小说，像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大小仲马、罗曼·罗兰等人都是我早期接触到的西方作家，使我对法国的文学与艺术产生了向往的情怀；第二则是由于机缘了。

是的，机缘，正是我这里要谈的一个人生的大问题。我自己一生的种种转折，半由自主，而另外一半则靠机缘。什么是机缘呢？真是很难解说的一个词。佛家讲“因缘”，俗人讲“缘分”，都指的是人生的过程中一种偶然的时空遇合。所谓偶然，就是并不在个人的意愿主导或生涯规划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又称之谓“命运”，再有主见的人也不敢说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之后，没有人能料到接踵而来的是如此惨痛的阋墙之争；如没有内战的侵迫，我大概不会去北京，更不会来台湾，那么所有我后来的经历都要改写了。

P16-18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闹，其实岑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幼年生活在“五·四”一代的氛围中，深受鲁迅、巴金、老合、曹禺等的影响，不由自主地爱上文学，一心梦想步武前贤。及长，不意侧身学院，不能不发挥论证思辨的能力，又必须尽授业解惑的责任，由感性出发的文学创作，反倒成为佘事了。因此我尝自称为“周末作家”，盖一周的时间都贡献给学院，或执教，或研究，只有利用周末和假期从事创作。然而，创作毕竟是我一生的至爱，虽然时间有限，但也曾努力深耕厚植，历经六十寒暑，至今也出了四五十本书了。主要的作品多在小说与戏剧，散文相比之下，只能算是创作生活中的佘兴，不过也积有六七本之多。如今承周志文教授盛情相邀，编辑一册学者的散文集，只好从过去的散文中选出一些篇章，重新组合而成一本新书。

既是一本新书，所选篇章之间当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而又能代表作者个人的特点。回顾自己生平，最大的特点就是辗转数洲，四海流离，先从亚洲到欧洲，继从欧洲到美洲，然后又复归欧洲，再复归亚洲，晚年又一度重回美洲——瞻望余年，身归何处尚不得而知。友人尝言我命犯驿马星，故有此奔波之苦，似乎是命中注定。其实我是个最不相信命运的人，虽然人生的大环境非个人力量所可左右，但在大环境之中总还留有个人折冲的余地。我的屡次迁徙，多半都出于自我的愿望，来自个人的选择，并非迫于外力，是故我从不曾以此为苦，反倒觉得是一种幸运与快乐。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都是人生至高的蕲向，能有此机运，何其幸也！读者当从本书中的各篇章，领略到我当日转换空间的心情。

亚、欧、美三洲代表了多种景观和多种文明。各地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差异如此之大，形似难以共存；但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希望和好恶又如此相似，则足见人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未始不能抛弃成见，走向和谐与共的大同之路。我个人在各洲羁旅的经验，使我对人类的未来抱着乐观的心情，不过人类的前景总须仰仗彼此不断的沟通以及各洲人民的智慧。这本书粗看似一本游记，细看就品味出是一本文化沟通之书。

我本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黄河之滨，自幼沐浴在齐鲁文化的风情中，是地道的黄河儿女，但因为离家时间久远，今日反成他乡之客。如今我的作品在大陆，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的小说，以及偶有杂志转载过一些零星的篇章，《旅者的心情》是我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今日我多数的读者都在台湾和海外，大陆人口如此众多，我的读者反倒寥寥，内心实在引以为憾。因此我特别感谢周志文教授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意策划，使这一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可以展现在大陆广大的读者眼前。

佛光大学的黄维梁教授多年来沉浸于中外文学，学术眼光独到，是海峡两岸三地学界的菁英，他的评介对作者与读者都有所启发。

又承老同学王蒙兄拨冗写跋，意挚情深，为本书增添不少光彩，衷心铭感。1981年我受邀到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学，意外遇到刚从下放中归来的老同学王蒙，真是惊喜莫名。不久读到他的意识流小说，深觉他是我们这一代的小说家中走在前面，成就最大的一位，虽曾为公务缠身，却始终写作不辍，令人敬佩。我自己终生立意远离政治，可是在海峡两岸也有不少身居要津的同学故旧。有些老朋友一旦身份不同，常会变换风格，难免影响彼此的关系。王蒙竟是一个例外，不管在他政治生涯前，位居高位时，还是卸任之后，都保持文人的一贯本色，对人一样热情，每次我们相见都感到一样的亲切。在北京、台湾、香港，我们曾多次把晤，在北京承他与夫人设宴款待，在香港我们还在中文大学安排下做过一次公开的文学对谈。记得王蒙兄以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英国时，我正在伦敦大学执教，但不巧人在北美，以致错过了接待他的机会。又一次王蒙兄到加拿大诸大学巡回演讲，巧的是台湾的教育部门也安排我到加拿大诸大学作一系列的演讲；在其中一所大学接到王蒙兄留给我的一封信，才知道我们的路径相同，只是他早一个星期经过。我恍然悟到可能是出于教育部门的有意安排。虽然前后走过同样的城市，同样的大学，因为时间错开而未能晤面，深感遗憾。时间匆匆流逝，我们又多年未见了，但愿今后仍有随兴畅谈的机会。

本书的出版，多承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陈蕾小姐尽心编辑，函电往来频繁，费时又费心，在此一并致谢。

马森谨识

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