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伦茨编著的《灯塔船/中经典》为中篇小说集。本书写的是一艘即将退役的灯塔船在最后一次值勤时，从海上救了三名逃犯。逃犯以枪胁迫船长载送他们出境，否则就杀了全船人。老船长面对两难选择，他既希望坚守岗位，又想让船员平安回家。同时，因为他不准船员反击以免无谓牺牲，船员们认为他胆小懦弱，连他的儿子也对他极度不谅解。冷静自持的老船长忍受着属下轻蔑的眼神，拒绝匪徒的金钱交易，沉着和匪徒周旋。最后靠着他的智慧和勇气，终于将三名匪徒制伏……。

《灯塔船/中经典》是西格弗里德·伦茨最脍炙人口的一部中篇小说，叙述了一艘灯塔船的船员与一伙劫船逃犯英勇搏斗的故事。、小说情节一波三折，同时寓意深刻，富于哲理，虽然表面上很像惊险小说，实际上却是一篇反映德国乃至欧洲上世纪50年代社会状态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借这个故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战后的欧洲并非风平浪静，善良的人们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此书另包含《雷曼的讲述》和《塞尔维亚女孩》两篇。

灯塔船

雷曼的讲述

塞尔维亚女孩

一种紧急自卫方式

译后记

“应该让我一起去。”弗雷德说。

“你还是留在这儿好。”

这时，楚姆佩和贡贝特已经到了下面的吊艇柱旁，他们用力把小艇从系索耳上解下来，再把它吊到船舷外，用手摇曲柄把它放下水去。小艇只系着一根船头索，因此它不时地擦着灯塔船的船舷。当贡贝特走下舷梯上了小艇，操起舵柄时，楚姆佩已经发动了马达，解开船头索，坐到艇底的木板上，只有他的脑袋从船沿上露了出来。马达声隆隆地响着，小艇驶了出去，先是一个急转弯，然后拖着一条浪花翻滚在船尾，向漂在海上的小艇驶去。

弗雷德在望远镜中看到小艇轻捷地掠过波浪，然后沿着泛起泡沫的浊流前进，他们的小艇刚把浊流劈开，那条白色的泡沫带又在船尾合拢了；小艇向前开去，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最后扁得像是厚木板，上面只露出贡贝特粗壮的后背。他们朝着那艘随波逐流的小艇疾驶而去。弗雷德看到，他们到了那儿时，放慢了速度，绕着小艇转圈儿，然后朝它径直驶去，再横着靠上去。他看到有三个人影一起一伏，就对弗莱塔克说：“他们是三个人，现在登上救生艇了。我真想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弗莱塔克说，“他们会感谢你的，因为是你发现了他们。他们也许想到那边岛上去，可是倒霉，小艇出了毛病。”

弗雷德倏地朝父亲转过身来，看见他嘴里叼着熄灭了的纸烟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口袋里。

“你要望远镜吗?”弗雷德问。

“不用。”弗莱塔克说，“是你发现他们的，所以在他们上来的时候，你应该保持原来的样子。望远镜你就拿着吧。”

儿子又举起望远镜凑近眼前。他发觉父亲向他走近一步，在旁边看了他很久。他觉得父亲很想同他说些什么，他听到父亲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不一会儿，他听到父亲轻声说：“这对你很有好处，弗雷德，我早就该这样做了，我早就该把你带来值班了。你在哪儿也找不到像这儿这样清新的空气。这对你的肺是再好不过了，弗雷德。等我们回去后，你会感觉到这一点的。”

儿子默不作声。海湾外的两条小艇渐渐分开了。他想，他们大概准备丢下那条漂浮的小艇了。但过了一会那条小艇缓缓地转过身来，船头对着前面的救生艇。弗雷德知道，他们已经把那条小艇拖拴住了，准备把它拖回来。

“在夏天我就该把你带来了。”弗莱塔克说，“那时空气更柔和一些，阳光充足，视野开阔。”

这时，弗雷德发现，他们拖回来的小艇比他们自己的救生艇要大一点，里面坐着五个人。看来那是一艘大客轮上的救生艇，两边装有扶手细缆，船头还有一个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护船橡皮圈。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弗莱塔克问。  P12-13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ned Lenz)是德国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也是德国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作家，在当代德国文坛的地位仅次于伯尔和格拉斯。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伦茨出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父亲是海关官员。他在法西斯统治下度过童年时代。一九四三年中学毕业后被征入伍，当了一名海军士兵。在纳粹军队溃败时逃往丹麦。战争结束前夕，他在丹麦的森林里度过一段时期。战后，他到汉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和哲学。一九五。年任《世界报》副刊编辑。一九五一年起成为职业作家，定居在汉堡。这个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成为他许多小说的创作背景。

一九五一年，他的《空中有苍鹰》问世。这部中篇小说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个逃犯在芬兰边境被边防军打死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次年荣获莱辛奖。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创作欲一发而不可收，接连推出一批有影响的佳作，其中有描写一个德国上校重访非洲战场、受到良心谴责的小说《与影子的决斗》(1953)，还有描写一个老潜水员因担心年老失业而涂改证件上的年龄、终被辞退的中篇小说《激流中的人》(1957)。一九六八年，他推出了长篇小说《德语课))。这部作品取材于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作者不以第一人称出现在小说情节的主线之中，而是让一个少年犯被罚写作文叙述小说的主要情节，他的父亲是一个警察，他在作文中叙述了他父亲盲目执行纳粹的命令，对一个在战争中救过他性命的画家进行迫害的罪恶行径。小说以传统的叙述手法，剖析和批判了长期被作为“德意志品质”来宣扬的“忠于职守”的思想，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激发人们对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反思。《德语课》使伦茨一举成名，同时也使伦茨成为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七十年代，伦茨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现实，针砭时弊，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主题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长篇小说《楷模》(1973)是他这一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叙述了三个教育工作者着手编写教科书的第三章《传记与榜样》，四处寻找可以编入书中的“楷模”，最终一无所获的故事。小说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楷模的事实，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反映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另一部值得称道的小说是《家乡博物馆》(1978)，写一个地毯工人看到过去的纳粹州长被选为家乡博物馆的馆长，怒不可遏，亲手把博物馆付之一炬，表示他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怀疑。

伦茨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除了创作长、中篇小说外，他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以及剧本和广播剧等，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各异，意蕴深远。如短篇小说集《苏莱肯村曾经如此多情》(1955)，是他给妻子描绘童年情景的二十个故事，取材于家乡吕克的童话和轶闻，大多荒诞怪异，充满讽刺意味。按照许多读者的看法，这些“乡土小说”是伦茨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伦茨在后记中说：“我的故乡可以说是在历史的背面，它没有产生过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没有产生旱冰运动冠军或者总统。相反，在那里能找到的是人类社会不显眼的金子：伐木工、农民、渔民、领实物津贴的工人、小手工业工人和扎扫帚的人。他们与世无争，不急不躁，相安无事地过他们的日子……这个集子所收的故事和小品就仿佛是对马祖里人心灵的探索……”伦茨就是这样把他的家乡作为小说中的现场，并以此为立足点，以文学手段展现社会的各个细节。在德国五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伦茨的短篇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伦茨其他短篇小说集还有《雷曼的讲述》(1964)、《汉堡人物》(1968)、《被嘲笑的猎人》、《败兴的人》(1965)、《爱因斯坦在汉堡横渡易北河》(1975)等。

伦茨在创作上深受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明威等人的影响，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创作的启蒙老师，他的处女作《空中有苍鹰》就明显地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艺术色调。他的《被嘲笑的猎人》使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写作方法。当然，伦茨在创作上也有其显著的艺术特色，他在作品中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避免使用异乎寻常的新奇的文体手段。他的作品的主题往往通过历史的影射、历史的联想和历史的回忆显现出来，在一定的程度上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问题。

收入本书的《灯塔船》(1960)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这部小说以深刻的思想性和迷人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至今在德国仍长销不衰。小说描写了一艘灯塔船的全体船员与一伙罪犯英勇斗争的故事。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过了九年的一个秋天。一艘作为航标使用的灯塔船停泊在波罗的海海面上。一天清晨，船员们发现远处海面上漂着一艘摩托艇，船长弗莱塔克立即派两名船员乘救生艇去营救。然而救上船的三个人竟是负案在逃的罪犯，他们抢劫了邮局，正受到警方的通缉。这三人登上灯塔船后凶相毕露，强迫船长命令船员把他们的摩托艇修好，以便逃之天天。船长考虑到他们持有武器，不主张蛮干，以避免船员无谓的牺牲。他的决定得不到船员和他儿子的理解，他们以为他胆小怕事，不敢与匪徒们斗争。为了逮住这伙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迫不及待地动手干起来，结果一名船员被杀害。船长反对他们的做法，他们却以为船长想和歹徒们妥协。这时，一名匪徒被厨师刺死，另外两名匪徒胁迫船员起锚开航。船长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绝不让灯塔船离开岗位。最后，他合身忘己，挺身向敌人的冲锋枪迎去。匪徒开了枪，他中弹倒地，其他船员一拥而上，乘机逮住了匪徒。

《灯塔船》的情节波澜迭起，环环相扣，动人心魄，很像惊险小说。其实，它是一篇反映德国乃至欧洲五十年代社会状态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通过灯塔船遇盗展开的一场劫船与反劫船的斗争，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战后的欧洲并非风平浪静，善良的人们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忘恩负义分子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一个人只要胸有正气，目标明确，不盲目行动，即使赤手空拳也能战胜暴力。小说寓意深刻，富有哲理性，在结尾，弗莱塔克父子的对话耐人寻味：“一切都正常吗?”“一切正常。”这两句对话表明作者对动荡不安的现实世界抱乐观态度，并把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一代的身上，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生发联想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