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和尚，一个宦官，谱写了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动人篇章：

玄奘，一个年轻的僧人，孤身西行，求取真经，最后将世界佛教的中心东移到了中国；

鉴真，一个得道的高僧，历经磨难，东渡弘法，给落后的岛国日本带去了盛唐先进的文化；

郑和，一个生理不健全的宦官，七下西洋，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小视的影响。

“中国传奇”，图文并茂，让你在轻松的阅读中，体验三个传奇人物奇特的生命旅程。

唐高僧鉴真，放弃优厚供养，组织弟子东渡传法。历经政府阻挠、痛失爱徒、双目失明等种种磨难，仍矢志不渝。历十一年，前后六次，终抵日本，给落后的岛国带去了盛唐先进的文化，最后埋骨异乡。

他为什么这么做？在重重困难面前，他犹豫过没有？这一个个谜团，《鉴真传法东渡记》将为你逐一解开。

盛唐的时候，有一位得到僧俗景仰和优厚供养的著名高僧，不惜性命，组织弟子偷渡，前往荒蛮落后的东瀛岛国。俗话说“小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佛经也说“人身难得，中国难生”。如此冒死犯难，弟子与信众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联络官府，百般阴挠，他却百折不回！期间有漂流荒岛的挫败，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有双目失明的打击……历时11年，前后六七次，终于东渡成功，最后埋骨异乡。不仅当时的人们不理解，就是今天我们也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在重重困难面前，他犹豫过没有？这一个个谜团，《鉴真传法东渡记》将为你逐一解开。

1.十年浩劫中的一个奇迹

2.为什么是鉴真

3.大师成长的历程

4.来自日本的邀请

5.九死一生的征程

6.最后的岁月

7.永未完结的航程

后记

经历过的至今心有余悸，没见识过的一直莫名所以。这就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同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升级，大肆破坏寺院、古建筑、古籍等文物。一时间，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成风，“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比比皆是，剪小腿裤、理飞机头、穿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是随处可见的街头即景，许多原本置身度外的学生也参加到了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当时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有了“尚方宝剑”，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甚至西藏著名的大昭寺也不能幸免)、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佛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修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禁止信徒过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甚至连老人的胡子都被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通高71米，其巨大的体量让年轻的破坏者一时难以下手；又被乐山县一位副县长在其身上书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才幸免于难。但是大佛背后乌尤寺中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被红卫兵尽数砸去。

佛教有所谓“在劫难逃”的说法，所以佛教徒并不认为一切都能太太平平、一帆风顺；当灾难来临时，他们会把灾难看成是自己注定的宿命而默默地承受。历史上就有过“三武一宗”灭佛的教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灭佛政策带来的四次大厄运。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万计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人以后已深植民众之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能始终屹立不倒。

再说，“破四旧”与历次教难的性质也很不相同，“文革”是真正的“大革文化命”，破坏对象是一切人类文明，而不是专门针对佛教的。但是“破四旧”运动加在佛教头上的一顶帽子——“封建迷信”，却让人啼笑皆非。原来汉语里的“迷信”是个外来词，它就来源于由古印度传来的佛教。佛教要用觉悟真理的所谓“正信”，来破除凡夫俗子执迷于虚妄世相的“迷信”。现在，不管大小尺寸合不合，反正几千年前自己缝制的帽子，却被人驴唇不对马嘴地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且影响深远。在“文革”早就结束的今天，社会上不是还有人常常用“迷信”来形容佛教吗？P7-8

当改完最后一个字，标上句号时，我的心头也是五味杂陈。虽然是一本小书，写作的过程，却像鉴真东渡一样不太顺利，原因就是甩不掉的行政杂务太多太多。因此面对约稿的出版社，深感歉疚。

说起来我与鉴真也真有缘分。

我在大学读书时，毕业论文就是谈的佛教理论对山水诗诞生的作用和影响。治古代文学的都知道，山水诗是从魏晋流行的玄言诗里蜕变来的。起先是玄言诗里有个别写景的句子，然后这样的句子越来越多，最后在谢灵运手中，终于通篇都是山水。于是，山水诗诞生了。为什么是谢灵运？因为他觉得玄言诗所阐述的“真理”，根本就不可能用语言概念和逻辑推理来把握，而必须“顿悟”，就像佛祖在灵山的拈花微笑。山水景色就是触发顿悟的催化剂，所以可以大写山水诗，不用再铺陈玄学概念。谢灵运的念头来自竺道生，晋末刘宋间的一个和尚。

道生认为罪大恶极的“一阐提人”也都能顿悟成佛，因为在当时能看到的佛经里找不到这种说法，他被建康（今南京）的和尚们驱逐到苏州去，只好一个人在虎丘对着石头讲他的学说。这时，谢灵运挺身而出，写了《辨宗论》为道生辩护。道生的说法被后来译出的大乘佛经所证实，下接天台智者和禅宗慧能的佛性论，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我的老师段熙仲教授当时已经七八十岁了，他把我的文章推荐到北京，给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看。文研所魏晋文学专家给我写信，说了“英年颖悟，后必有大成就”一类的客气话后，却指出我有些“唯心主义”，是受了日本人的影响。当时还在“清除精神污染”，人们从“文革”噩梦中苏醒不久，自然不敢像今天这样“唯心”。文章没能如段老所愿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但影响毕竟在本校产生了，在毕业分配（那时大学生的工作是国家包下来的）时，系总支书记有次开会研究分配方案，竟然脱口说可以分我去扬州大明寺研究佛学。当然大明寺没去成，却阴差阳错，真的到了扬州，在大明寺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改行教起了政治学、社会学。这样，在我结婚前，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去大明寺门前散散步，遥想鉴真当年。

于是，当出版社编辑问我对鉴真是否熟悉时，我竟一口答应了。

提起“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谈起“鉴真东渡传法”的历史，则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经过作者吴承恩超乎寻常的想象和出神入化的描写，唐僧的故事也就不胫而走；但鉴真和尚没有这种机缘。今天的大众传媒已经不是印在纸上的小说，而是电视了。所以我也不指望这本小书能够像《西游记》那样流行，只是作为自己对鉴真的怀念和对段老的纪念——说来惭愧，工作后因为改行的关系，渐渐与段老失去联系了，因此在他仙逝20年之后，以一本小书来总结这段因缘，怕也是九泉之下的老师能首肯的。

同时这本书也不能像《西游记》那样，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去虚构。所以我在行文中，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这样就出现一个情况：第一章讲现在大家认为鉴真做过大明寺的住持，这是事实，大家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下面各章，我并没有呼应这个说法，因为我也的确找不到证明他做过大明寺住持的史料，这也是事实。书中这样回避争议的地方还有一些，就不多说了。

现在，经过大半年时间断断续续的笔耕，这部书稿即将完成。写作过程的艰辛不足道，除了上面所谈的个人的一些私愿外，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使读者朋友对当时中日两国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以珍惜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关系。更希望通过将鉴真这位沉寂千年的中国伟人介绍给当代的中国大众，在哈韩哈日之风气盛炽的今日，能唤起国人的民族自觉，以身为中国人自豪。

在东京一桥大学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的李军先生为我提供了几幅日本的照片，还有陆伟芳、钱建忠、刘敏、余天庆、余志乔、陆伟荣、陆伟峰、余庆红等朋友也提供了一些图片并关注着这部小书，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另外，本书利用了一些暂时无法联系的女士、先生们创作的图片和资料，请各位主动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