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几经起伏，中央大国几度沉浮，而每一次总能够在一发千钧时转危为安，不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大好儿郎？ 屈原、豫让、刘琨、王勃、颜真卿……本书讲述了中国历史节点上的这些名人和重大事件。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几经起伏，中央大国几度沉浮，而每一次总能够在一发千钧时转危为安，不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大好儿郎？

生的诱惑太多，死的决断太难！而只有执着于一份理想和情操的人，才会于死中不死，于毁灭中永生，这个人是屈原。

豫让只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则，将一个义字高高托举在一切准则之上，并以生命作为殉葬。古往今来，除了豫让，你几乎再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国土了。

刘琨在这样的时候，与众多的同时代英雄一样，几乎成为中华好男儿最后的挽歌！

无论何时，一个民族最优美的歌谣，都是那些最苦难的心灵之弘的颤音，是那些最颠簸的命运之神的呼号。

历代王朝，末世之时，总是沉疴已重，须用虎狼之药。而虎狼之药下去，只有两种结果——生存或毁灭。中国历史上，生存的例子，至今还没有出现过。

一个落泊的英雄屹立不倒时，依然散发着一种阅尽了沧桑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来自太多的痛。

序：巅峰之上

生命的慷慨

——一个古代部落消失的故事

在地狱寻找豫让

——春秋末期“士为知己者死”版权所有者的刺杀行动

最苦最难是执著

——战国时代屈原的命运及价值取向

我的高傲你永远不懂

——汉朝国难当头时的王昭君

刘琨死后无奇士

——刘琨驻守太原1700周年祭

王勃：只影向谁去

——唐初不得意的才子

东出长安向虎狼

——晚唐之乱与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年

末世忠良几何

——晋梁三垂岗战役千年祭

因为爱，所以痛

——北宋一群女将的心路

谁到宁武不断肠

——明末最惨烈的一战

冰与火的对决

——大清兵器天才的悲剧命运

出不入兮往不返

——清末一个武举人的选择

朗月清风游侠心

附录：感恩的心

母亲

我是你的轮回

借我一腔激情

永远珍藏的处方笺

少年的憧憬

那一天的寒冷之后

有诗的日子不寂寞——读寓真诗文感怀

后记

初夏赴湖北宜昌之南的秭归新县城，几乎是清一色崭新的楼群。曾经远久的传说，曾经悠远的历史，在这个簇新的县城，已经了无踪迹。是啊，由于上个世纪的葛洲坝水利工程和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长江三峡的水位两次抬高，秭归县城两度迁移，每一次的迁移，地势都更高了些，建筑物也更新了些。新县城郊区的凤凰山上，新修的屈原祠，与众多的建筑不同，青砖青瓦，飞檐斗拱，依然苍苍，依稀让我可以看到曾经辉煌过、伟岸过的那个魂魄。

远远的，屈原的青铜像傲立着，苦涩而沧桑的面容，似乎在一次次问天。屈子面前，一首首悲伤的骚辞，如电光石火，亦如远处的江水，奔流而过！人生如此的短暂，只有后人堆塑的青铜，永远保留了他的执著、他的坚韧！

大约公元前300多年，战国时期。屈原从鄂西的这片山区走出来，书僮挑着他的竹简，仆人掮着他的行囊。香溪河岸，一个贵胄子弟，就要到东边的楚都郢都做官去了，去施展他的人生抱负了。

顺着香溪河，年轻的屈原，一边吟着诗辞，一边看着河山。出香溪，入长江，他乘一叶扁舟，顺流而下，三四天后到达荆州，然后登上两匹马拉的车子，往郢都（今江陵县内）而去。那个年代，享受两马拉车，是士大夫和贵胄的礼遇呢。由此看来，楚王对屈原，心仪久矣！

屈原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入仕了。入郢都之前，他的骚辞，已炙之人口，他也因此得到了楚王的器重。怀着浪漫人仕的这个诗人，将诗辞的美丽和华丽，付诸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凉。屈原之前的数千年，屈原之后的数千年，政途和官场，本来就凶险而诡诈。可是，诗人屈原，却是偏向虎山行，于荆棘丛中，拿出了他“美政”的主张。今天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多为无义之战，战无义，君无义，臣无义。彼一时也，群雄并起，个个唯利是图，人人刀枪相向，周礼已废，纲常已乱，末世来临，浪漫与美丽，成为那个时代罕有的奢侈品。屈原来了，就带着这与世俗迥然不同的东西，也带着许多的不合时宜。有时候，许多最美丽的东西，往往就不合时宜，特别是末世之时，所有的腐朽都会疯狂张扬，所有的美丽都会彻底摒弃。

屈原生平的资料并不多，确切的记载，应该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尽管史料记载不多，但屈原的作品，处处洋溢着他的“美政”理想，成为这一理想的实录。他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贤能的人选拔上来，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屈原不仅拿出美政的理想，而且始终如一的坚持着，执著着。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其人格和意志，真是“可与日月争光”。屈原始终不变，从楚威王到楚怀王，又从楚怀王到顷襄王。然而，太过高洁的理想，往往是会受到太多的中伤的。国王烦他，因为国王是人；大臣烦他，因为大臣更是人。你那样的美其政而清其廉，人家还吃什么？人家还贪什么？屈大夫太多的浪漫和太过美好的愿望，触怒了太多人的利益，剩下的，只能是大伙儿一块儿想策，一块儿想策狠狠地排挤他，远远地流放他。

屈原曾两度流放。两度流放，都是因为他太坚持自己的主政思想，虽然这思想是正确的。他的坚持，为君所不容，为臣所不容。第一次流放是公元前296年，秦说客张仪由秦至楚，瓦解齐楚联盟，结成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第二次是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完全绝望，要么放弃理想，要么为理想而殉葬，他选择了后者。

屈原是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而抱石投江的。他没法子将理想付诸现实，只好用生命作为理想的祭祀！

世间最苦最难的，莫过坚守一份理想，莫过于坚持一份情操。古往今来的历史，有多少人没有过这道坎？还需要一一列举么？生的诱惑太多，死的决断太难！而只有执著于一份理想和情操的人，才会于死中不死，于毁灭中永生，这个人是屈原。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同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学教授于丹谈论诗文，于教授说，屈原之后无诗人。听到这话，我真的从心底赞同。

文如其人，而且人文如一，只有屈原做到了。看看他流放途中的《涉江》，就知道他是何等的高洁，“披明月兮食宝露”，何其清雅高贵；看那首为将士壮行的《国殇》，就能知道他是何等的坚定，“首身异兮为鬼雄”，何其果敢与无悔；看那首期许中的《渔父》，就能知道他是何等的坚韧与执著，“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何等的清高自傲。屈原之为屈原，由此可见一斑。

太多的执著，就会有太多的磨难。昏君的呵斥，小人的谗害，流放的凄苦，风雨的侵蚀，也许对屈原这样的伟人算不了什么，可是，理想的陷落，抱负的东流，那是何等的折磨着他的灵魂！屈原没有采取迂回，没有选择大智若愚，没有隐其锋芒改为阿谀奉承以待时机。他选择迎难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悲于此，亦壮于此，烈于此。这也成就了屈原的伟岸与高洁。

所有的高洁，来自于最卑鄙的衬托；所有的伟岸，来自于最鄙夷的烘托。当屈原的高洁与伟岸彪炳青史的时候，昏君和小人的寡廉鲜耻，也永远钉在了历史的青铜器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千年后辛弃疾的《破阵子》，写着自己，依稀写照了屈原，因为那时的辛弃疾，正好也在湘中的飞虎营，正好也怀着不能报国的郁闷。据说辛弃疾曾船到秭归，他遥望屈祠，因不能上岸拜谒而抱憾不已。历史浩浩，成败如烟云过眼，成败中留下的人格，却永如磐石，屹立不倒，伟者愈伟，伪者愈伪。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回首我们这些芸芸的众生，看看我们这个纷繁的俗世，只有屈原的青铜像，依然那样凛然，那样凄苦，那样不屈地问天。

P27-30

到西藏看起伏的群山，我感觉就像一幅中国历史的映象画。大起大落，转辗绵延。一会儿攀上蓝天白云的巅峰，一会儿滑入万劫不覆的谷底。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样的大悲大喜，这样的大幸大痛，这样的大起大落，几乎成了我们的命！我们就在这样的命运中轮回！

我们往往很容易地攀上了巅峰。历史上，从大乱而到大治，从大治而到大繁荣，30年就够了。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也就是用了三五十年就达到了，就到达了他的巅峰。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的巅峰总是昙花一现。与漫长的黑暗时代相比，与漫长的战乱时代相比，与漫长的分裂时代相比，我们所谓的巅峰岁月，真的是昙花一现，白驹过隙，短而又短。而且，每一次的巅峰之后，总是以更加悲剧化的情节和更加悲剧化的方式，滑向更加黑暗的谷底：经济大衰败，人口大锐减，国土大分裂，文明大倒退。繁华过后，繁华落尽，一切又成梦！

巅峰过后，我们从来没有更上一层楼。从来没有。

国运就是如此的悲凉，朝代的巅峰成了朝代灭亡的起点，历史的巅峰成了历史上升进程中一道迈不过的坎。

国土，就是些在巅峰之后奋起一争的人，是些奋起一搏的人。为国，为君，为民，他们要挽狂澜于既倒，他们要带骨血赴地狱。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愿献身，愿作为，愿赴难。然而，他们几乎没有一次可以挽回了历史。悲凉的国运，加上悲哀的国士抗争，成为一部令人肝肠断裂的悲剧！

中国不乏曾经的仁人志士，中国不乏曾经的辉煌灿烂。中国为什么在一次次巅峰后快速滑入了谷底？而且，沉沦在谷底的时间，总比巅峰的时间长出许多？为什么？为什么？？

历史，用一次次的滑落，已经回答了我。一个昏浊的帝王，一个叛逆的大将，一个捣蛋的农民，一个落第的秀才，一个入侵的外族，等等等等，这，是暂时的原因，更是表象的原因。真正滑向谷底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一尘不变的王朝制度。我们的玩法总是不曾变化，不曾变革。既定的游戏规则已经僵死，几个挺身而出的国土，又能改变什么？又能扭转什么？谁敢在历史的节点上挺身而出，谁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英雄。当然，他们留下的财富，是一次又一次用他们悲剧的命运抚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面对历史而思考，思考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思考我们如何才可以在巅峰之后不再沉沦。

我们读史，更多的是习惯于同我们的作历史比较，更多的是去做纵向的分析。回首我们的过去，我们当然是进步了，文明了，发达了，阔了，有钱了。这，还用比吗？如果我们的今天尚不如我们的昨天，那我们究竟在干些什么？那真的是白吃白喝白活了。一头今天的猪，尚且会比昨天的猪胖呢！我们读史，不习惯于同我们的周边比较。其实，读史，应该有两个坐标的，一个是时间，即我们的昨天和今天。这是我们习惯的，熟悉的。还有一个坐标，是空间，即我们的里面和外面。这是我们不习惯的，不熟悉的。读史，最好将这两个坐标同时比对。同一时间，我们在做什么，人家在做什么；我们做成了什么，人家做成了什么。这样，我们可以知荣，我们更可以知耻。知耻者，勇也。勇者无惧，勇者无敌。

我们曾经领先许多，我们现在落后更多。我们的外面强力变革，我们的里面尘封不动。几个仁人志士，叹何如哉！

巅峰之上，我们再经不起滑落了，再经不起那样悲凉的轮回了。

巅峰之上，我们是强力变革的时候了，不要沾沾自喜，不要自欺欺人，不要粉饰太平。

巅峰之上，只要我们图变革图创新，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峰连峰，一路高歌向高原！

让国土的悲剧永远终结，让民族的命运永远高昂。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国运！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太需要一次长久的胜利，太需要久久地站立在巅峰之上。我们太需要了！

命运虽然不是自己可能选择的，但命运的安排，有时却是一件幸事。就我来说吧，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到山西工作。可是，有一天，一张薄薄的文书，将我从遥遥千里之外派驻了山西。派驻山西，真的成为命运安排的一件幸事。

山西以五千年的文明令人惊叹，山西以钻石般的友情令我折服。正是在山西的工作中，在山西朋友们的纵酒阔论中，我感染了山西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风采。有时候，我们冷不丁在酒桌上谈些历史的陈谷子烂芝麻，也许，好酒而又不胜酒力的我，在三杯下肚后过分地张扬了自己肚子里的那点儿史事吧？然而，山西的朋友们却真的一腔诚意一番热心地劝我写下这些。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张平，曾摇动酒杯对我说：“这么好的故事，你为啥不写下来啊？”专攻油画史的大腕刘淳，此时正兼领《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借着七分酒意说：“写吧，《黄河》对你敞开大门。”鼓励我写这些的，激励我写这些的，催促我写这些的，还有大法官、大诗人李玉臻，名著《煤炭声响》的作者刘存瑞，大评论家谢泳，我的好友张发，我的好兄弟瑛冰、安洋、关明……这些好友，因为目前还有许多正担任要职，我不便一一列举，免有自夸之疑。但，感谢之心，感激之情，始终在我的心中，始终是我坚持写下来的原动力。

在山西讲述历史，我是惶恐的。五千年文明的山西，几乎为我们的历史捧出了每一出关键的大戏，为我们的民族捧出了无数的经典英雄。若无山西，又何谈五千年文明的伟岸？若无山西，又何谈五千年国土的恢弘？我写这本关于国土的悲歌，许多就是山西人，许多人曾在山西浴血浴泪过。那个以国土自诩以国土报君的豫让，是山西人；那个明知不可为而却要以全家殉节的周遇吉，是山西人；那个持剑北行力挽狂澜的刘琨，曾在山西整整十一年……山西给了他们一展国土风采的舞台，山西也让他们可以名垂千古。这，也让我更加热爱了山西。

一次次行走在太行吕梁之间，一次次感受五千年国运的沧桑起伏，一次次回味历史烟云中的士人们，我是动情的，是激动的，我也希望自己执笔时可以冷峻。这，也许我没有做到。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为山西而写，是为山西的朋友们而写。我的山西的朋友们，智慧聪颖而又宽厚仁慈，锐意果决而又温良恭俭。他们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是人生的财富，也会是未来历史的财富。

调离山西的那一天，车出晋城，回望山西，就如回望历史一样，伟岸的身躯依然挺立，宽阔的胸怀依然慈祥。太行吕梁，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做你的一片石，一棵树……

如今，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但是，山西，你已在我的血液中，在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