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讲述了农民与士地的关系、农民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叫引生的“疯子”的眼光，书写了对农民沉重的负担及农村文化的失落所寄予的深层忧虑与深切同情。

作品以凝重的笔触，解读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集中展示了乡村价值观念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的变迁，是“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吼唱秦腔是西北人表达快乐、倾吐悲苦的特殊方式。而《秦腔》是一部大戏，上演的是中国农村20年来的变化。作者采用生活漫流式的细节连缀，以凝重的笔调极其真实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生活场景，深刻地揭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被誉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安魂曲，并荣获首届“红楼梦”文学奖。

小说以作者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透过疯子引生的眼睛见证了清风街近二十年来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清风街的大户白、夏两家的兴衰成为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农村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她还在村里的时候，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剜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子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在那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满了蒲公英。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树，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她的娘以为我偷桑椹，用屎涂了树身，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我没疯，他们只知道吃嘴，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窑场的三踅端了碗蹴在碌碡上吃面，一边吃一边说：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还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他这话我不爱听，走过去，抓一把土撒在他的碗里，我们就打起来。我打不过三踅，他把我的饭吃了，还要砸我的碗，旁边人劝架，说甭打引生啦，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拿手还比画了一个大圆。三踅收了拳脚，骂骂咧咧回去了，他一走，我倒埋怨劝架人：为啥给他比画那么大个锅盔？他吃他娘的×去！旁边人说：你这引生，真个是疯子！

我不是疯子。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引生，急啥哩？”我说：“急屁哩。”赵宏声说：“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进来照照镜子看你那熊模样！”赵宏声帽盔柿子大个脑袋，却是清风街上的能人，研制出了名药大清膏。药铺里那个穿衣镜就是白雪她娘用膏药贴好了偏头痛后谢赠的。我进了药铺照镜子，镜子里就有了一个我。再照，里边又有了白雪。我能在这块镜子里看见白雪，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秘密我不给任何人说。天很热，天再热我有祛热的办法，就是把唾沫蘸在乳头上，我也不告诉他赵宏声。赵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磁片放眉心的血，武林害头疼，眉心被推得一片红，磁片割了一下，血流出来，黑得像是酱油。赵宏声说：“你汗手不要摸镜！”一只苍蝇就落在镜上，赶也赶不走。我说：“宏声你把你家的苍蝇领走么！”赵宏声说：“引生，你能认出那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我说：“女的。”赵宏声说：“为啥？”我说：“女的爱漂亮才来照镜哩。”武林高兴了，说：“啊都，都，都说引生是疯子，引生不，不，不疯，疯么！”我懒得和武林说话，我瞧不起他，才要呸他一口，夏天智夹着红纸上了药铺门的台阶，我就坐到屋角不动了。

夏天智还是端着那个白铜水烟袋，进来坐下，呼噜呼噜先吸了一锅儿，才让赵宏声给他写门联。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说：“我是听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呀！明日待客着好，应该在老家待客，平日都是你给大家行情，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夏天智说：“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赵宏声说：“这联写得怎样？”夏天智说：“墨好！给戏楼上也写一副。”赵宏声说：“还要唱大戏呀？！”夏天智说：“县剧团来助兴的。”武林手舞足蹈起来。武林手舞足蹈了才能把话说出来，但说了上半句，下半句又口吃了，夏天智就让他不急，慢慢说。武林的意思终于说明白了，他是要勒掯着夏天智出水，夏天智爽快地掏了二十元，武林就跑去街上买酒了。赵宏声写完了对联，拿过水烟袋也要吸，吸一口，竟把烟水吸到嘴里，苦得就吐，乐得夏天智笑了几声。赵宏声就开始说奉承话，说清风街过去现在的大户就只有夏家和白家，夏家和白家再成了亲家，大鹏展翅，把半个天光要罩啦！夏天智说：“胡说的，家窝子大就吃人呀？！”赵宏声便嘿嘿地笑，说：“靠德望，四叔的德望高。我就说啦，君亭之所以当了村主任，他凭的还不是夏家老辈人的德望？”夏天智说：“这我得告诉你，君亭一上来，用的可都是外姓人啊！”我咳嗽了一下。夏天智没有看我。他不理会我就不理会吧，我咳出一口痰往门外唾。武林提了一瓶酒来，笑呵呵地说：“四叔，叔，县剧团演戏，戏哩，白雪演演，不演？”夏天智说：“她不演。”赵宏声说：“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事演大戏的。”夏天智说：“这是村上定的，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就站起身，跺了跺脚面上的土，出了铺门往街上去了。

夏天智一走，武林拿牙把酒瓶盖咬开了，招呼我也过去喝。我不喝。赵宏声说：“四叔一来你咋撮口了？”我说：“我舌头短。”武林却问赵宏声：“明日我，我，我去呀，不去？”赵宏声说：“你们是一个村里的，你能不去？”武林说：“啊我没，没没，钱上，上礼呀！”赵宏声说：“你也没力气啦？！”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啃我的指甲，我说：“夏风伴了哪里的女人，从省城带回来的？”赵宏声说：“你装糊涂！”我说：“我真不知道？”赵宏声说：“人是归类的，清风街上除了白雪，夏风还能看上谁？”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满空里都是火星子在闪。我说：“白雪结了婚？白雪和谁结婚啦？”药铺门外的街道往起翘，翘得像一堵墙，鸡呀猫呀的在墙上跑，赵宏声捏着酒盅喝酒，嘴突然大得像个盆子，他说：“你咋啦，引生，你咋啦？”我死狼声地喊：“这不可能！不可能！”哇地就哭起来。清风街人都怕我哭的，我一哭嘴脸要乌青，牙关紧咬，倒在地上就得气死了。我当时就倒在地上，闭住了气，赵宏声忙过来掐我人中，说：“爷，小爷，我胆小，你别吓我！”武林却说：“啊咱们没没，没打，打他，是他他，他，死的！”拉了我的腿往药铺门外拖。我哽了哽气，缓醒了，一脚踹在武林的卵子上，他一个趔趄，我便夺过酒瓶，哐嚓摔在地上。武林扑过来要打我，我说：“你过来，你狗日的过来！”武林就没敢过来，举着的手落下去，捡了那个瓶子底，瓶子底里还有一点酒，他咂一口，说：“啊，啊，我惹你？你，你，你是疯子，不，不惹，啊惹！”又咂一口。

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哭得咯了血。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提了拳头就打，打得捶布石都软了，像是棉花包，一疙瘩面。我说：老天！咋不来一场地震哩？震得山摇地动了，谁救白雪哩，夏风是不会救的，救白雪的只有我！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成乞丐了，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我会爱的，讨来一个馍馍了，我不吃，全让白雪吃！哎嗨，白雪呀白雪，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瘸了一条腿呢？那就能看出夏风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一片子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这是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我一有事，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但我这阵恨我爹，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就短命死了，他要是还活着，肯定有媒人撺掇我和白雪的姻缘的。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多大的人物，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还再把馍馍揣走？我的心刀剜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我又恨起白雪了，我说，白雪白雪，这不公平么，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你仍然要给袍子，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

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颗麦粒能长出一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P1-4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现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里石头压着的是一筐一筐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糁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熟红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后他盘腿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新春整理鼓谱。刘高富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叉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破过柴，偷过红苕蔓子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ge)”发音为“哥哥(guo)”，热闹得像一窝鸟叫。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艮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是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八爷！”(我在我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的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的老五，当年的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欢地望着我笑，给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上，关印还是贪吃，当了支书的他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沟里有人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去就咬×，把×咬下来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死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次数减少了，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也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想起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法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婶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长长的吁气中突然地散乱，我就感觉到满屋子中幽灵飘浮。

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一日一日这么过着，寂寞是难熬的，休息的方法就是写毛笔字和画画。我画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当年在城南大雁塔译经的清苦来激励自己。我画了《悲天悯猫图》，一只狗卧在那里。仰面朝天而悲嚎，一只猫蹑手蹑脚过来看狗。我画《抚琴人》，题写：“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写了条幅：“到底毛颖是吞虏，沧浪随处可灌缨”。我把这些字画挂在四壁，更有两个人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我。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连家人都看着我可怜了，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难道人是土变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净，书稿也是越改越这儿不是那儿不够吗？

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我每写完一稿，他就拿去复印。那个小小的复印店，复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页，他得到了一笔很好的收入，他就极热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读这书稿。他们都来自农村，但都不是文学圈中的人，读得非常兴趣，跑来对我说：“你要树碑子，这是个人碑子啊！”他们的话当然给了我反复修改的信心，但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稿的笔，坐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怀疑我所写出的这些文字了。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換角色和控制节奏。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贫穷呢？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不去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时，就遇着过一个囚地畔纠纷与我家致了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家什么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走路她都骂过。我久久地不敢把书稿交付给出版社，还是帮我复印的那个朋友给我鼓劲，他说：“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要减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顾，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碑子，他们肯让我竖吗，认可这块碑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说：人有石头，上帝有云。而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磨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干部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却恓惶了还再恓惶，人在喝风屙屁，屁都没个屁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