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的四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洗练而生动的文笔，将个人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心灵独自融进一种宏大的叙事，于宁静和沉思之中，通过一连串饱满的情节和细节，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了西西伯利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以及民众的生存状态；了解了俄罗斯民族在突发事件面前所表现出的那份从容和镇静；领略到罗布泊的广袤和荒芜中孕育的希望，以及珠穆朗玛的旖旎风光和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艰辛过程中所获得的启发和进发的力量。

《一个人的冒险》一书汇集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的四篇纪实文学作品：《罗布泊的太阳等我回家》、《莫斯科：惊魂七昼夜》、《西西伯利亚笔记》、《我是个冒牌的登山队员》。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洗练而生动的文笔，将个人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心灵独自融进一种宏大的叙事，于宁静和沉思之中，通过一连串饱满的情节和细节，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了西西伯利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以及民众的生存状态；了解了俄罗斯民族在突发事件面前所表现出的那份从容和镇静；领略到罗布泊的广袤和荒芜中孕育的希望，以及珠穆朗玛的旖旎风光和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艰辛过程中所获得的启发和进发的力量。这些作品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这次结集出版，作者又作了相应的修改，使之在艺术上更臻于完美。

罗布泊的太阳等我回家／1

莫斯科：惊魂七昼夜／34

西西伯利亚笔记／74

我是个冒牌的登山队员／188

后记／257

车队继续进发，去看一处岩画，据说是当年斯文赫定的学生贝克曼发现的。可前面的溪流越来越宽，水也没过了车轮，水中间还有许多挺大的乱石。于是除了两辆勇敢的车吼叫着闯了过去之外，其余的车都知难而退，就停在溪边。司机们背靠着山岩，有阴凉，有瓜吃，也是难得的休息。大队人马涉水进沟。杨镰说：半小时就到了。这一回我已经认为杨镰也是百分之百的新疆人了。我问司机：个把小时能回来吗？司机说，3个小时回来就不错了。

我看过内蒙古、宁夏的岩画。我想我还是保存实力吧，因为回库尔勒的路还很长很长。

我脱了鞋，到对面背阴山坡，听司机们胡侃了。我这才知道，新华分社5号车的司机是第二次进罗布泊，而杨镰在的9号车司机是第一次进罗布泊，难怪李伟杰对他们分外担心。

5个司机，一个我。司机们清一色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父辈或是跟王震部队进疆的官兵，或是60年代内地的知青。

他们议论的话题没有柴米油盐，他们一个个都是政治家，这让我刮目相看。新疆50年来政坛的变迁，人员更替的因果，他们了如指掌。甚至包括德常委在伊犁工作时候有什么政绩，为什么调他到库尔勒，为什么升了一级，他们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让我茅塞顿开。原来政治家不光在上层，百姓之中，民间也有。他们的分析有时比上面还要透彻，还要一针见血。

司机们把西瓜放在溪流中冰镇，怕水把瓜冲走，就把两个瓜一起放进网袋，再压上一块石头。果然，一个小时后切瓜，瓜又凉又甜。

果然，大队人马是3个半小时后回来的。我问张瑞田：那里的岩画怎么样？张瑞田说：不去吗？遗憾！去了吗？也遗憾。或许许多景点都是这样。难怪邵燕祥最近一首诗的题目就叫《没有去过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了》，他的诗道出了很深的人生真谛。难怪我在北京的楼道里遇到邵燕祥，龈他说我要去罗布泊的时候，他瞪大眼睛看了我好几秒钟没有说话。

杨镰催促大家快上车，说那边饭已经准备好了。

回到阿不都热依提家，葡萄架下已经铺开了毯子。手抓羊肉，煮南瓜，还有囊。已经是北京时间4点了，所以这顿饭不知道算午饭还是晚饭。其实杨镰早说了：是下午饭。电视台的小赵他们可是不会放过这机会的，他们在葡萄架下架起机子，采访杨镰和阿不都热依提。此前，杨镰表扬了他的司机老郭(其实才30来岁，应当叫小郭)，说刚才遇到一辆抛锚的卡车，老郭就停了下来，问有什么要帮忙的？卡车司机说没有关系，老郭接着就给了他两瓶矿泉水，杨镰又追加了两瓶。在沙漠在戈壁，人和人就是应该这样。如果那台车真有问题一时半时走不了，多了4瓶水就能支撑好几天了。这儿可是什么信号都没有的啊！这位老郭我刚才已经认识了，他跟李伟杰在兵工厂是同事，下岗以后开了个汽车修理厂，是李伟杰动员他参加探险队的。

下午5点了，原定晚9点前回到库尔勒宾馆的。杨镰催大家出发。偏偏这时候，“酒协”主席靳研究员叫开了：你看那儿一个马槽，怎么有点怪。这一说不要紧，杨镰马上说：大家先等一等。他跟着就跑过去，10来分钟后兴奋地回来说：就是罗布人的独木舟，一点没有错。马上让他们送博物馆。杨镰喜笑颜开，腿也不瘸了。

由于中央电视台的人要返回乌塘村补拍一些学校的镜头，车上人员要作些调整。小赵下去了，换成了一位维吾尔族女大学生毕业生，她是这次活动的翻译，也是志愿者。其实在库尔勒的准备会上杨镰介绍过了，因为基本上没有一起行动，我们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德常委的千金。

上来一位年轻姑娘，气氛就活跃了。

张瑞田问她：维吾尔族姑娘都叫古丽，你怎么叫苏比呢？  苏比说：我的名字是爸爸起的，苏比诺尔是曙光的意思。

张瑞田说：难怪。名字跟人一样美。

我说：你大学毕业了？不像吧。

苏比说：我都研究生毕业了，25岁了，老了。

张瑞田说：你像个中学生，肯定虚报了年龄！

普天下的女士都是喜欢别人夸她美、夸她年轻的，事实上苏比确实长得小巧玲珑，跟她又高又壮的老爹不大一样。苏比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学的是法律，现在正在库尔勒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苏比问到张瑞田时，我这个小兄弟拿出了他的杀手锏：送你一本吧，上面有我的名字、照片。一册《探险亚马逊》，果然让苏比觉得她这位同车的人有不一般的经历。

张瑞田开始“忽悠”了：我在亚马逊游泳的时候，差一点被食人鱼吃了呢。

苏比惊讶地张大嘴：那么危险你都敢去呀。

张瑞田继续忽悠：在国际航班上别人都以为我是阿拉伯人。到了巴西我就买了把手枪别在腰上，可以壮胆嘛。别人不敢抢我，还以为我是抢劫犯呢！

苏比已经是一脸崇拜。张瑞田真真假假继续往下忽悠：你是维族，你看我长得像维族吧？其实我是满族。

我禁不住捂住嘴笑，连李伟杰都听出张瑞田在忽悠，笑出声来了。

可单纯的苏比一脸好奇：你真是满族吗？

张瑞田说：可不是。你是伊斯兰教，我是萨满教。我们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可以和谐相处，有友谊，还有爱情嘛！你要是到北京，哥哥请你吃饭。

我和李伟杰再次笑起来，哪里又冒出来个萨满教了？大概连苏比都不相信他是萨满教，笑得前仰后合。

P28-30

事与愿违。第二年(1979年)，由于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下台，政局急剧变化。原本由华国锋与巴列维签署的中伊两队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只好终止。而我们几个本来相约再一次进藏的朋友也各奔东西了。那些曾经和我们一起饮冰卧雪的伊朗登山队队员，他们的命运也不得而知了。他们珍藏的小詹的画是否会毁于战火呢？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愿真主保佑他们连同他们的家庭平安。可庆幸的是跟我同一结组、同一帐篷，我的同过甘苦也可以说是共过生死的朋友们，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30年来都卓有成绩。他们(包括我在内)都曾从攀登珠穆朗玛的活动中获得过启发和奋进的力量，我想是可以这样认为和估价的。

鲁光是不必说了。他的《中国姑娘》一炮打响，成为体育界炙手可热的报告文学作家；之后又先后成为体育报社和体育出版社社长，之后又自称半路出家当起画家来了。忠厚的王鼎华呢？尽管作品没有他经手的公文多，但他总结乒乓球队和写王猛的长篇文章总是同他的人一样扎扎实实，不尚浮华；以后他长期出任体委研究室主任直至悠然自得地退休。而那个只因稍稍爱吹而常常被人过分取笑的周新德，也冷不丁地抛出过《特高课在行动》等几部小说和电影。

我们那顶帐篷里最受关心的还是画家小詹。他最年轻，没有多少学历。他完全是靠着勤奋和灵气跻身中国一流画家的行列，曾得过那年全国连环画唯一的一名一等奖。就连“狂”得出名、很少赞扬别人的画界一绝范曾，都承认詹忠效的线描有水平。我们对他另一层的关心是他的婚事。他怎么老不结婚呢？追他的人大有人在嘛！几年后才弄明白：他在西藏时给他来信的那个姑娘，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在“文革”中被错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小詹回广州后，她那个男朋友平反出狱了。那个姑娘陷入了极度苦恼之中。她已深深爱上了小詹，要求小詹立即决定是否同她结婚。小詹冷静地考虑之后，以一种绅士风度劝说姑娘回到她原先的男友身边去。这情节就跟当年流行的小说《我该怎么办》一模一样。小詹依然孑然一身，在他酷爱的事业中埋头耕耘。改革开放之初他就任广州《现代画报》社社长，曾就艺术问题跟任仲夷多次对话。80年代中期他去了美国，创办《美中画报》，以此为平台访问了中关两国许多高层或著名人士，对促进两国人民了解起到了桥梁作用。20年后他复又回到广州，继续他的创作。他结过婚，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可他依然孑然一身。

我的“对家”潘多“阿姐拉”到哪里去了呢？她要到她的孩子那里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得到一个母亲应有的幸福。她和邓嘉善一起调到了无锡市工作，除了作为人大代表一年来北京一两次开会，她就成了太湖边的人了。1982年5月，我参加一个笔会从苏州乘车路过无锡，要在无锡市有名的“王兴记”小笼包子店用午餐。也就在无锡停留那么一小时吧。出发前，苏州市文联的一位好心人往无锡市体委挂了一个长途。真没想到，我们的面包车刚刚在“王兴记”门口停下，潘多和她的“老头子”便迎了上来，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我们也就谈了几分钟吧，来不及说更多，更来不及上他们家作客了。但彼此都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亲热。以后20来年中我每次路过无锡，也都会同他们两口子见上一面。

使我难过的是又有两位老队员在1979年给日本登山队当向导时遇到雪崩牺牲了。尽管我跟他们不是太熟悉。一位是藏族的尼玛扎西。另一位是地质学院毕业生王洪宝。我记得1975年那时王洪宝曾为了一点小小的不够检点几乎抬不起头来。但他硬是咬着牙到达了8600米。若不是命令他往下撤，他登顶的希望是很大的。那一次他下撤时因消耗过大在山上休克，差一点儿送命。他完全是靠着毅力很快恢复了体力，到1978年出征珠穆朗玛时他已担当起了男队教练兼队长的重任。登山队里像他这样有意志，适应性好，有技术，文化水平高的骨干队员是为数不多的。对于他的牺牲，也有人说他是自找的，他是向导，本来不必上那么高的。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死者是不该责难的，他身上的顽强和英雄主义品格，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使我难过的还有宋志义，一个憨厚的甘肃小伙子，1991年在攀登梅里雪山时牺牲；还有继任的中国登山队队长曾曙生，他与我同是老大学生，共同语言自然多一些。他于2002年突发心脏病去世。我跟他接触不算多，但深知这位地质大学学生是条铁汉。我是从电视上得到这消息的，竞不知不觉中流下两行泪来。

弹指一挥，整整30年了。我这个本来是“冒牌”的队员，何以对中国登山队总怀有一种“娘家”的感情。我想，这不仅因为她对我的熏陶和孕育，还因为她本身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启示，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听说邬宗岳烈士的妻子曾把我发表的登山诗认真地抄录下来时，当我从《中国登山史》上看到石明纪的名字时，我突然觉得我不再是冒牌的而是应当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在中国登山队的花名册中同样有过我的名字。而每当我重游怀柔登山队训练基地时，又总有一种回到我的“第二故乡”或“第三故乡”的感觉。那里的一草一木是同我一起长大的。在那里我总是能遇到当年珠穆朗玛大街上的可亲的街坊。

而且，既然我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不算弱者，那么我在我热爱的事业中更不该是弱者。参加登山后的若干年，是我文学道路上收获最丰的时期。我在报告文学、诗歌和文学评论的三岔路口左冲右突，尽管未杀出一条大路，却也各有所得。我能很快跻身中国作家的行列，应当承认，几个月的登山队生活是起到了一点点催化剂的作用。

2008年5月8日，我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直播。奇怪的是，我已少了那份激动，因为我觉得30年来我们的国力、科技发展已经无与伦比，把火炬送上去是绝对有把握的事情。于今身体健康的旅游者都可以达到我当年训练几个月的水平，何况我们是用举国之力。

我真正的激动是3个月后，当我看到“阿姐拉”潘多作为护旗手走进“鸟巢”，我觉得她代表的是一种高度，中国的高度也是世界的高度：当然，她也代表着一个群体，登山者的群体，这群体中有我，尽管我是很不起眼很差的一个。

1988～2008年几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