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本书作者搜集大量史料与书籍，对周作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槐寿，宁星杓，号起孟、启明、知堂、苫茶庵老人，清光绪二十七年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艾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敦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第一章 历史的进退之向——在北平（一）（1917年4月－1927年10月）

第二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二）（1927年11月－1937年7月）

第三章 走向深渊——在北平（三）（1937年7月－1945年12月）

第四章 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1945年12月－1949年1月）

第五章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年1月－1967年5月）

一、时代的弄潮儿

1917年3月27日，32岁的周作人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离家北上。这一日，正是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的“五七”祭日，周作人是因他之力而逃出家乡，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了五年书(1901年8月—1906年6月)，以后又远游日本，在那里寻得了“第二故乡”(1906年6月—1911年秋)。周作人从绍兴出发——先乘船去宁波，目的是看望从小在一起的伯升叔。此次叔侄相见，回顾当年在三味书屋读书、嬉戏的情景，自不免一番唏嘘，不料竟成永诀——几年后，伯升叔在宁波病逝，年仅37岁。事后回想起来，周作人才意识到，与童年时代、南京求学时期关系密切的伯升叔、椒生公恰于此时“过去”，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人生旅途的准备时期终于结束，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之路。这次北行，恰是一个大转折。

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此时(1917年)历史几经挣扎，终于走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阶段——新文化运动正勃然兴起。周作人由东南一隅的绍兴来到下一个历史潮流发源地北京，这正是一个不失时机的“转移”。周作人到北京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设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等课程，并兼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卯字号的名人”，在这里结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新派”人物，并与其兄鲁迅(周树人)一起，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以及稍后的《小说月报》等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骨干。周作人最初是以翻译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的。他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大力介绍俄国和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当时就被誉为是“开新纪元”的工作。周作人翻译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第一次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胡适称之为：“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也写了《贞操论》，以为声援，又引出了鲁迅《我之节烈观》一篇煌煌大文，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

真正确立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是他在理论上的贡献。1918年12月，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曰《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色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建树，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文献了。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把“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了周作人自身着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的特点，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人学”理论构架。

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既强调“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二重性，即“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另一则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在“人类”与“个人”的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两点： “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点所在，首先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强调文学“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她)们的世俗情欲”。它同时又是反对封建家庭本位主义的，强调“人”与“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大大接近了本世纪初鲁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对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这个结论甚至是针对本世纪初周作人自己也曾经信奉的民族主义的。所要破除的，不仅是“家庭”的偶像，而且包括“种族的、国家的”，以至“乡土的”偶像，而要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确认“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P1-4

这套书，特别要说明的，是“正传”二字。

鲁迅先生当年为《阿Q正传》题名之时，颇费斟酌，各传名目繁多，皆不好用，最后，便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提取“正传”二字，用于阿Q，类乎戏笔。

其实，“正传”实很必需，在一个“戏说”盛行的时代。我们的“名家正传”，便是廓除“戏说”，本于信实，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状名家之风貌，留历史之真迹。

其先，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现在的本子，则是较扼要的一种，原因无他，乃是景观太多，时间有限，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设计了最佳的路线，逐一指引给我们看。

当然我们期待，借此路径，让更多的名家，走近更多的读者。

主编 启

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折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止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