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中国文学集。所选作品的发表时间，由2006年10月份起至2007年度10月份止。文类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篇幅大小不等。长篇小说及多幕剧本，一般不拟编入。顺序的安排，没有一定之规，只求造成一种阅读节奏。书末附录，意在提供一种参照，扩大读者的视界。

这本文学集合收录了2006年10月份至2007年10月份这一整年时间的部分优秀中国文学作品，文类包括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书末有附录，意在提供一种参照，扩大读者的视界。

序言，或一种文学告白

选本的尺度、限界及其他

写在2007年卷的前面

广场上的白头巾(外二篇)(散文)筱敏

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篇小说)田耳

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篇小说)徐则臣

淋湿的翅膀(中篇小说)胡学文

状元羊(中篇小说)吴克敬

郝“政府”的故事(中篇小说)刘明恒

蝴蝶(短篇小说)穹宇

海面平静(短篇小说)王棵

铁(外一篇)(散文)郑小琼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外一篇)(散文)夏榆

米语(散文)傅菲

下落不明的生活(散文)塞壬

送别黎焕颐(散文)邵燕祥

钻天杨上的白花(散文)沙爽

在我心里，有一条通向你的路(散文)冯秋子

平心静气说黑窑(随笔)笑蜀

说“穷人”(随笔)王洋

“专门利人”的孤独(随笔)薛忆沩

哀歌(诗)苏浅

村庄笔记(组诗)三子

捡矿泉水瓶子的老妇人(诗)田禾

草民(诗)刘春

诗二首(诗)老刀

妇女日记第1137页(诗)沈杰

诗三首(诗)卢卫平

诗五首(诗)寒烟

安息日(诗)池凌云

金色十四行(五首)(诗)马莉

诗二首(诗)东荡子

卖花的小姑娘(诗)世宾

诗二首(诗)吕历

没有(诗)谢湘南

这是9点11分的北京(诗)欧亚

春天(外一首)(诗)王桂林

关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一帖照片(诗)刘汉通

诗二首(诗)黄礼孩

一个疯子从大街上走过(诗)赵思运

远方(诗)杨勇

情诗(组诗)蔡其矫

国外文学大事记(附录)陈壁生

广场上的白头巾

三十年过去了。她们还活着。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掳走，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三十年，她们还在这里。

诗人巴列霍唱道：人生有一些打击／太沉重了……／我不知道！／它们像上帝的仇恨；／似乎面对这些打击，／人生的所有苦水／都倒流进心里……我不知道！

这些母亲的心里已经满溢苦水，她们的生活也是漂泊在苦水中的生活。苦水在大地上形成湖泊，她们变成水中的生物，互相搀扶着，互相救援，学会了在水深中呼吸。

起初她们是十四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玫瑰色石头和白色石头。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么，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么，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轻，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名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阵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多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担心屠杀就要开始了，但我们照常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兹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不断地去往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我抬头一看，这墓园多像一座花园啊。我站立不住，紧抱住一棵树放声尖叫，倾尽全身力气号啕大哭。我的意识开始迷糊，我看见枪在喷火，一辆燃着大火的车向我冲来，一切都在燃烧……整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一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她们的生命，孩子生下了她们。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她们抗议屠杀，抗议恐怖，抗议掩盖和推诿，抗议人的失踪之后记忆的失踪，抗议统治者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时用爱国热情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正如他们在1978年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喧哗欢腾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母亲们唱连祷歌，母亲们的白头巾连接成白色的横幛，母亲们的心写满失踪孩子的名字，她们现在要求当局交出杀人犯和帮凶者的名单，母亲们绝不宽恕，当有人念到一个罪恶的名字，母亲们就齐声高唱——主啊，别宽恕他们！

三十年，广场都长出花来了，繁华的喷泉，太平的鸽子，变幻着颜色的难以言说的天空。母亲们还在这里。母亲们的白头巾还在波涌的圆环里飘动。

母亲们活着，母亲们行走。

于是，这石头的广场，还有比广场宽阔的大地，不得不记住她们的孩子，连同记住那血写的历史，记住生命。

(《南方都市报》2007年8月9日)

P2-6

说说：“介入文学”。

近两年，文坛颇热衷于谈说“底层文学”，也称“草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用语，底层文学大约主要就题材方面来界说的，意思就是通过文学叙说底层，着重的只是“写什么”，而非“怎么写”，至少从字面上看，并不包含主体性问题在内。“上层”或“中层”人物可不可以写底层呢？鲁迅论及“乡土文学”时，便使用过“侨寓文学”一词，指的是作者并不在乡土，而作品却正是由这些寄寓于大都市中的人物产生的。在这里，立场、态度，思想道德倾向比题材本身更重要，它决定了“怎么写”。

为此，有必要引入“介入文学”一词，以作为底层文学的一种延伸式补充。从文学史上看，“介入文学”，一种注重现实、反映并批判现实的作品，其实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个名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以及相关的文章中使用，并在此后传播开来的。“介入”的法文engagée，原意包含承诺、担当、投入、参与、干预、奉献等等，萨特强调的是作家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就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的存在是由他对世界的参与构成的。这种“世界的情境”，既是历史的，社会的，也是语言的。萨特把世界理解为现实的各种直接的方式，而将自己牵涉其中；“介入”就是参与存在，跟他者存在，换言之，也就是对围绕自我存在“情境”的一种回应。一方面，介入显示了“互通主格”的存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介入“展露情境以表达我要改变它的意图”。“介入文学”是理论的，更是行动的；是认识的，更是批判的。介入表明作者的一种存在状态，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客体与主体的一种联系方式，惟因主体的积极的、活跃的因素的参与，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深化，而且可能使整个作品的基调和结构发生改变。

一个方死方生的变革时代，需要有一种富于现实感和道德激情的文学与之相呼应。介入文学不一定像新闻报道一样，对于具体的社会事件作“零距离”接触，单刀直入，短兵相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构成这些事件的社会内容，以至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所以，历史题材在“介入文学”中，同样可以被赋予现代的品格，幽黯的集体记忆将因作者的“介入”而敞亮。“介入文学”不会因“介入”而使文学的界域变得狭小，相反得以进一步的开拓，更接近文学的自由的本质。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界即有了非政治化的各种提法；至九十年代，非道德化的倾向愈加明显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提倡“介入文学”，并非无视其他文学的存在，只是更为关注文学存在自身的意义，在正视社会的现实问题，并从事其根本性改造的方面，它毫无矫饰地表达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和道德勇气，主动地将文学融入到自由、民主、进步的社会运动和斗争之中。有人认为，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或道德价值，将给艺术带来损害，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恰恰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把艺术看作是可以完全脱离作家的生命气质和思想修养的外在的工具，割裂了作家的艺术生命的完整性。“介入”不是被动的，没有第二推动力。“介入”就是写作本身，正如马克思说的：“作品本身就是目的。必要时，写作者为了作品的目的而牺牲他自己的存在。”

让“介入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概念，在我们的文学实践——创作和批评——中建立起来。讲求文学的目的性不是一种耻辱。文学是为人生的。我们看到，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品都因作者“介入”的要求而充实了它的血肉生命，而不至于像干瘪的谷粒那样，最后到扬场的时候被扬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