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将词的萌芽、发展、兴盛、衰微、复兴跌宕变化的历史进行了钩陈与爬梳，勾画出一幅波澜起伏的历史长卷。本书是一部中国古代词的发展全史。

全书梳理了词的起源、发展、成熟、繁荣、转变、中衰直至复兴的全过程，共收集了我国唐代至清末1000多位词作者的上万部作品。

该书是由黄拔荆花费数十年心血汇集而成，分上下卷，是我国第一部词通史著作。全书梳理了词的起源、发展、成熟、繁荣、转变、中衰直至复兴的全过程，共收集了我国唐代至清末1000多位词作者的上万部作品。和以前出版的词类著作相比，该书把民间词提到突出地位，并提高了女词人在词史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收集了大量明代词作品，使该书填补了过去明代词在学术研究中的空白地带。

中国词史 上

前言 壹

第一章 词和词的起源

 第一节 词和词的名称

 第二节 词的起源

第二章 唐五代词

 第一节 唐代民间词

 第二节 唐代早期文人词

 第三节 温庭筠、韦庄和其他花间派词人

 第四节 李煜及南唐其他词人

第三章 北宋文人词

 第一节 北宋前期词人

 第二节 慢词的奠基者柳永

 第三节 “指出向上一路，开创一代词风”的苏轼

 第四节 秦观、贺铸以及北宋后期其他词人

 第五节 北宋词的殿军周邦彦以及其他大晟词人

第四章 南宋文人词

 第一节 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以及朱淑真等其他南宋女词人

 第二节 张孝祥和南渡前期其他词人

 第三节 爱国词人辛弃疾

 第四节 陆游和南宋其他爱国词人

 第五节 姜夔、吴文英以及其他格律派词人

 第六节 南襟末期主要词人

第五章 两宋民间词

 第一节 两宋民间的人

 第二节 两宋民间词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两宋民间词的艺术成就

第六章 金元词的演变和发展

 第一节 金朝词的发展概况及其初期、中期主要词人

 第二节 元好问及金末其他词人

 第三节 元代前期主要词人

 第四节 元代中后期主要词人

中国词史 下

第七章 明词的中衰与重振

 第一节 明代初期主要词人

 第二节 明代中期主要词人

 第三节 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以及明代末期其他爱国词人

 第四节 明代女词人

第八章 清词的中兴

 第一节 清代初期主要词人

 第二节 陈维崧和阳羡派其他重要词人

 第三节 朱彝尊和浙西词派前后期主要词人

 第四节 纳兰性德以及京华词苑其他词人

 第五节 常州词派和嘉、道、成衰世其他主要词人

 第六节 “清末四大家”和其他主要词人

 第七节 清代女词人

后记

自1368年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到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前后历时276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推翻并结束了元朝统治者所施行的暴政，解除了残酷的民族压迫。他吸取“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斟酌历朝统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经济上实行移民垦荒，注重兴修水利、屯田、减轻徭役赋税等一系列利民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他重用宦官，广布特务，法网严密，推行极端的君主专制和高压恐怖的统治，所以阶级压迫空前残酷。他积极提倡理学，采用八股取士，大兴党祸和文字狱，用以钳制人们的思想。这样黑暗的政治，无疑对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压力，造成他们的孤危与恐惧，严重地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因此，不能不影响到文艺创作的发展。

整个明代，除了流行于民间，反映都市市民思想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和文人所创作的传奇以及晚明的小品文有较高的成就外，诗文方面则明显地趋向衰落。明代中叶之后因出现前后七子的拟古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思想内容十分贫乏，正统文坛冷落萧条。作为言情为主的词，更是如此。明人钱允治在《国朝诗余序》中指出：“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问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又说：“骚坛之士，试为拍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能行当。”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也说：“金元工于小令而词亡，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这话虽然说得过于极端，有全盘否定金元之后的词的毛病，但就明词比起金元词更加衰落这一点来说，却是事实。因为明词的确不如金元词。所以历来研究词学的，一向很少提到明词，以致对明词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虽然如此，却不能认为明词毫无可取之处，而加以一笔抹杀。

在词的发展史上，明词无论是规模，还是艺术水平，的确上不能与两宋、金元比并，下不能同清代抗衡。相对地说，它是处于整个词史中的一个中衰或低潮阶段。然而中衰并不等于中断，低潮并不等于空白。从总的来看，整个明代，词的大家、名家虽然不多，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比起两宋和清朝也难免显得逊色，但名篇佳作在许多词人的集子里仍是时有可见。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有明一代，词的作者并不乏人，词作的数量亦大有可观。因此，作为一代文献，明词自有其不容忽视之处。明初作者，格调与宋末词社诸人相近，且各具自己的特色，基本上还保存宋、元的遗风。中叶以还，词家人数也不少，不过从总体上评价，多数人成就不高，虽然无法挽回日趋卑下的词风，但风流蕴藉之作亦在所不少。到了晚明，由于社会动荡，满族人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不少英才卓绝之士目击时艰，慷慨悲歌，力挽颓风，创作出大量的爱国主义词篇，使古老的词坛又放射出新的光芒。其起衰继绝之功，实可彪炳千秋，永垂史册。正因如此，词至清代才会出现一个“中兴”的局面。应当看到，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明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

明词承前启后的作用，还不仅表现在词的创作实践方面，更为突出的还体现在对词的选编、整理和研究方面。明人所编的词的总集、选集，流传至今者，不下数十种，其中以陈耀文所辑的《花草粹编》、吴讷的《百家词》、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最为有名。这些词的总集的编成，为后代保存了大量的词学文献。属于词论的有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的《爰园词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词品》，而张■关于词分“婉约”与“豪放”之说，则是将词话推向理论研究领域，对后代词学研究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张■的《诗余图谱》一书的问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择取宋词中声律合节拍的，度其平仄，制定词谱，开“依谱填词”之先声。这在当时词乐失传、词声日下的情况下，无疑有补救之功。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掀起了声律、韵调的研究高潮，相继有程明善的《啸余谱》、胡文焕的《文会堂词韵》、沈谦的《词韵略》、毛先舒的《填词名解》等书相继问世，从而使填词者的守律有所依据，为词的创作提供了方便。

众所周知，词是合乐的文学，因此它必须借助音乐得以流传。所以词乐的失传，是词的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词谱、词韵的编成，是使词这一具有严格格律的特殊形式的韵文，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明词虽处于中国词史上最不景气的阶段，但是它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它经历了词的中衰到重振的过渡时期。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在词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P3-5

词，原称“曲子词”，本是一种音乐文学。这种配乐而歌唱的抒情诗体，它的兴起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后，西域和外国音乐陆续传入，它们与中原汉族传统的民间音乐相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音乐——燕乐。到了唐代，燕乐已在民间广泛流传。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这里所说的“胡夷里巷之曲”，就是指燕乐。最初，它只在民间流行。为了给这种新乐配上歌词，于是民间开始了填词的尝试，敦煌曲子词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唐代民间的创作。中唐之间，一些接近民间的诗人感到这种新声的美听，开始依声定词，按曲拍为句，创作新词，从此便出现了文人词。经过晚唐五代一批专业词人的努力，它才逐渐定型，并由民间正式登上文坛。到了两宋，词进入了全盛时代。词人之众，风格流派之多样，艺术性之高，都是无与伦比的。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永远放射出炫目的光彩。金元之后，曲从北方兴起，词开始降为从属地位，但并没有衰亡，而是以不同的面目、新的姿态进一步发展。从明代初年到中叶，因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法网密布，知识分子思想受到高压，词坛曾一度出现萧条景象。可是到了明末，由于异族入侵，爱国思想高涨，词的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生机。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词人辈出，各种风格流派争妍斗艳，蔚为奇观，词人、词作之多，其数量远远超过宋代。因此j可以说，词自隋唐兴起直至近代，始终没有丧失其活力。它虽然历尽高低起伏的变化，走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但一直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风貌，按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继续发展和流传。

(二)

词作为我国诗歌的一种式样，它既区别于传统的诗，又不同于金元间新兴的曲。在我国诗坛上，诗、词、曲三者鼎立，各自独标一格。从艺术角度看，在我国一切形式的诗歌中，相对地说，词是最纯粹的艺术品，它具有曲折、含蓄、优美、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诸特点，最少公式化与概念化，是我国优秀诗歌遗产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

随着词的产生、发展、兴盛、演变，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对它的研究。自宋以来，每个朝代都有人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特别到了清代，词学更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间有不少词人、学者对词的选编、汇刻、辑佚、校勘、考订，下了很大工夫，为词的作品和资料的保存、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词人的评价、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词论的编写、词律的审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尤其词论和词律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远远超过前数代。但总的来看，他们基本上还是走词话、评点的老路，缺乏系统的理论，没有突破传统诗词评论的格局。成就最高的是清代末年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辛亥革命之后，词学又有新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一些通论性的词学专著，比较全面系统地对词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论述。特别是1935年初创刊的《词学季刊》，对词的研究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49年以来，许多词学研究者重视词的理论建设，运用新的观点、方法从事词学的研究，克服了前人的缺点和偏向，把重点放在对词的起源、发展、演变的梳理，风格流派的探讨，词人的研究评价，作品的选析鉴赏，词集的点校笺注，词话的整理汇编，以及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讨论上，并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基本上改变了词学的旧貌。

(三)

词自隋唐兴起到近代，经历上千年的时间，跨越过不同的朝代和历史时期，产生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炎、元好问、张翥、陈子龙、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等这样一大批著名词人。现存的唐、宋、金、元、明、清的词作，估计已突破30万首。其中不少作品都具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很值得我们来继承，并作为今天发展新文学的借鉴。因此，探时词的源流、发展、演变、兴衰的规律，总结词的创怍经验，阐明词和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其他文学艺术的关系，评价各个历史时期的大大小小词人和词作，研究他们风格、流派和艺术成就，弄清他们的创作贡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代的影响等，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工作。而词史的编撰，正是为了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历来把词看做“艳科”、“小道”、“末技”，甚至说“厥类颇卑，作者弗贵”，公然对词作者采取蔑视的态度，瞧不起他们的人格，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有些评论家则干脆断言“宋后无词”，把金、元、明、清以来词的发展历史一笔勾销。这些观点，不但阻碍词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影响词史的编写与出版。

(四)

关于词史的编撰与出版工作，解放前曾有王易的《词曲史》、刘毓盘的《词史》和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相继出现。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尚处在草创阶段，人们对词史的内涵还把握不住，对词史的编写体例也无章可循，没有成熟的定见，如何治词史，大家都很陌生，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加上理论准备不够，以及主客观等诸方面的历史原因，所以这些著作都难免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如王易的《词曲史》将词与益合在一起，虽然对词的源流、派别与演变也作过一些探讨，但因缺乏理论指导，又认识不到政治经济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能就词论词，这样就难免支离破碎了。对有关词人的评价、作品的分析也极简略，一般只三言两语带过，连他们的创作特点、艺术成就、继承与影响，也论述得不多。至于探讨词的发展规律，自然也就更谈不上了。因此，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史。刘毓盘的《词史》只是把历代主要词人按次序排列一下，然后举其代表作一二，作简单的说明，有的甚至只举其词为例，不作任何分析，像一部词人点将录。有关词的起源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偶尔也有涉及，但都十分简略，而且有不少地方不符合词的历史事实。与其说是“史”，倒不如说是“通论”更为确切些。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仅从唐五代、北宋，对词的起源、发展，以及主要词人、词作、词风作阐述，较为单纯，自然是不能概括词史全貌的。总之，在开垦词史这块处女地中，他们虽然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当时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到了今天，他们的著述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了。

(五)

1949年以来，词学虽然出现了新的面貌，人们对词存在的偏见也有根本的转变，词在文学中的地位有一定提高。但由于受重政治轻艺术，片面理解“古为今用”的“左”的观点影响，总认为“词反映生活面狭窄”，“思想性不高”，所以常因政治气候变化而影响词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曾出现过几起几落的波折。因之词史的编撰工作，自然也就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不能顺利进行。尽管如此，但近年来还是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属于史类专著，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严迪昌的《清词史》和许宗元的《中国词史》。其中严迪昌的《清词史》对清词总体的把握、流变的区分、风格的辨认，以及具体词人的评价，均有独到见解，堪称成功之作。虽然这些著作都只是断代史或简史，但却为进一步编撰词的通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了促进词学研究，弘扬祖国文学遗产，本人不自量力，迎难而进，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成这部著作。由于《全明词》尚未出版，《全清词》仍在编纂之中，加上自身的学识、见闻、才力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缺点、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黄拔荆

2002年春节于厦门大学敬贤第一楼

我这一生大概是注定要与词结下不解之缘的。自从小时候接触到词就着了迷，读背宋词成了我生活的必需。大学时代热衷于填词，毕业之后又主讲诗词和研究词学。所以，用十年工夫历尽干辛万苦磨就了这部《中国词史》上、下卷，也感到无怨无悔了。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贤妻林丽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操持家务。为孩子的升学、谋职、出国留学奔波，为维持不胜负荷的家庭开支外出兼课，默默地解决着所有的难题和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排除一切干扰支持我。最难能可贵的是，她第一个建议我写《词史》，并在繁重的教学、家务之余挤出时间，从我杂乱如麻的教学笔记中整理出《词史》上卷的初坯，逼我上阵。总之，她为我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已故恩师黄寿祺教授生前为此书也不辞辛劳，不管是出差路过厦门或平时来信，总先询问写作情况，在紧张的教务和著述工作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我解惑答疑，替我审订初稿，核对引文出处。上卷出版后，他还细加勘误。甚至临终弥留之际在病榻旁，恩师还再三叮嘱：“一定要把《词史》写完！”殷殷之厚望，令我刻骨铭心！夏承焘先生闻知我的《词史》上卷已写成，喜出望外，不顾年老体弱卧病，勉力挥毫给我写信：“来信奉悉。词史之作，乃千秋大业，今成于阁下之手，闻之欣慰。承焘往年亦曾发宏愿，拟撰词史，终因碌碌，未克勇成。兹遵命书就‘词史’二字，为书名题字。”其心系学术，奖掖后进，一片丹诚，感人殊深！郑朝宗先生乃中文系德高望重、学问渊博之长者，在多年共事间，他对我扶持爱护，关怀备至。《词史》上卷出版后，我奉请他审阅指正。数日后，他面带喜色地称赞该书“乃实实在在之作”，并以“待续下卷”的期盼催我奋进。可惜在全书出版之时，他早已离开人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施亚西先生曾数次为我复印、邮赠多部词人专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无异雪中送炭。其急人所急、助人为乐之高尚品格，感人至深！我的学生施议对、林彬、周曼、郑尚宪、张炳升、丛亚平等，也始终在关注此书撰写的全过程，或对全书构架和写作思路提过建议，或就某些章节安排、词人评价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为我搜集、复印珍贵资料，各尽所能地鼎力相助。其中林彬以及另一位责编王金团为我审稿，通读全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书稿中引文出处、版本文字的异同以及抄写中的疏忽，都一一作了校勘和订正，并随时提出修改意见。这对全书质量的提高，无疑起到了把关和促进的作用。此外，在本书重印之际，湖南诗友冷阳春为本书作精校勘误。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当时任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司的陶遵谦司长和师资处的陈小娅处长，以及校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教授、朋友也从精神上鼓励和关照我，为我解难。这一切都是我能坚持完成拙著不可或缺的动力。此情此谊我将永志不忘，一并在此表示由衷谢忱！

黄拔荆

于厦门大学敬贤第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