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了解他的历史和思想，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继承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了解这一批创建了共产党并为之奋斗终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奋斗、人格和精神，以进一步理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和现在，并将走向何方！今年是伍修权诞辰100周年，再版这本纪念文集，一方面寄托我们对他深深的怀念；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生平与事迹、理想与追求。

伍修权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外交家。本书中，伍修权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身边工作人员及家人，深情回顾了他数十年波澜壮阔的一生，记叙了伍修权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新中国外交战线及改革开放时期为党和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展现了伍修权同志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人风采。

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代序)

第一部分 大风大浪见大节

 深切怀念伍修权同志

 故人虽去 音容永存

 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

 伍修权与遵义

 月明千里思旧事

 情系兰州祁连雪

 光辉的榜样 不尽的思念

 雪压青松挺且直

 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勇于负责的楷模

 青年的楷模 人生的榜样

 再识修权“四清”中

 业绩风范铸英名

 仰慕与怀念

 伍修权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实事求是　光辉典范

　永久的怀念

第二部分 文韬武略著功勋

 功德永驻　风范长留

 运筹帷幄　深谋善断

 洞若观火　远见卓识

 为我军司令部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踏平东海万里浪

 雄才大略　卓尔不凡

 殷切的期望——伍修权同志关心我军院校建设

 三个条件与一把手枪的故事

 伍修权同志的召见终身难忘

 伍修权与东安根据地建设

 伍老和我国的军工生产

 东北军事工业的卓越领导者

 伍修权同志与四七五厂

 一息尚存　倾心报国

 安邦良将　治国贤才

 民族安危系心中

 国际战略研究的开拓者

 在编纂我军各地区办事处史料的日子里

第三部分 纵横捭阖负重任

 永久的怀念

 伍修权与人民军队外事工作

 青春的回忆

 革命岁月　深厚情谊

 伍修权与第三国际交通线

 伍修权在兰州

 赴“联大”民族声威震世界

 纪念俄罗斯的朋友

 冷眼看世界　热心为中华

 将军之风　山高水长

 欧美同学会的振兴与发展

 呕心沥血　殚精竭虑

 老当益壮夕阳红

 建馆昭英烈　树碑启后人

第四部分　精神风范昭后人

 共产党人的楷模

 关怀蒙古民族的革命和建设

 六十五年战友情

 翻过那页沉重的历史

 真情难忘六十年

 亲情不碍凌云志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高山仰止

 爱护干部　实事求是

 伍修权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存

 悲痛忆伍老

 谆谆教诲记心间

 伍老敬我一杯酒

 鞠躬尽瘁一老兵

 颂伍老

 三次教诲　终生难忘

 音容长在　风范永存

 怀旧念新　情意浓浓

 心系老区　余热生辉裴丽

 浓浓桑梓情

 “大悟是我的联系点”

 献给伍老的一束心花

 缅怀一代英杰

 前贤风范诲后人

 薪尽火传永不熄灭

 乡音未改“老师好！”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将军情怀深似海

 铭记伍修权的恩情和教诲

 先辈已去情永存

 情深泪自多

　亲切的教诲世人的楷模

　怀念父亲

　爸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哀悼与怀念

　珍藏的回忆

　“离人泪”中话伍老——老革命家伍修权的家世、亲情及其业绩

修权，你与我同在

后记

再版后记

深切怀念伍修权同志

1969年年底，我从所谓的“群众专政”下“解放”出来，被安排到武钢下属金工车间“劳动锻炼”，虽然行动仍受到限制，但“自由”还是多了一些。1970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从李天佑同志夫人杜启远同志口中，得知伍修权同志的母亲朱三姑老人住在武昌，我就偕马龄松同志约她一起登门看望，同行的还有江文同志夫人李森同志。老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她已年近九旬，但身体很好，耳聪目明，只是对“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不停地念叨：我的儿子十五六岁参加革命，怎么可能会是走资派呢？言语中间，表露出对自己儿子的坚定信任。我很理解老人的心情，尽可能找一些合适的词语宽慰她，希望她相信党，相信群众，是非曲直总会弄清的。是啊，修权同志1923年参加革命，是老一代革命者，有坚定的信念，经受过长期的考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呢？

修权同志的名字，我在中央苏区就听说过。他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后来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即到中央苏区工作，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中，修权同志列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尔后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但真正与修权同志有所接触，是1935年7月长征到川西芦花地区。当时，部队在此地进行了整编，我在红三军团十团任管理主任，因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在4月围攻会理城作战中英勇牺牲，军团部派伍修权同志接任，成为我的直接上级。当时正准备过草地，在毛尔盖休整了三天，我负责筹集、补充给养，修补衣服，因过草地期间伙食单位停伙，要求每个人都要带够七天吃的粮食，自备自用。修权同志为部队过草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先头部队过草地时，遭受阿坝头人——华尔功成烈骑兵的袭击。华的骑兵有几千人，在草地机动快，看到红军分散或人少时，就突然袭击。开始，部队没有对付的经验，受到些损失。于是根据上级指示，在部队开展打骑兵的训练。伍修权同志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战术，训练打骑兵的队形，即部队分三路前进，按骑兵来的方向，分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势，统一发口令，用密集火力打它。为了鼓舞士气，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歌。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歌词是：“敌人骑兵不可怕，目标又大又好打，勇敢沉着应付它，排子枪齐放打死它”。这首歌，对于提高部队打敌骑兵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过了草地，到达哈达铺，部队休整，又进行了整编，三军团四个团取消营，各整编为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多余的武器均拆开丢到白龙江中。我们十团改为十大队，伍修权同志即调开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接触，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伍修权同志和蔼可亲，老成持重，工作负责，关心部属，耐心教育部队受到大家好评。

长征途中分别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伍修权同志，知道他在多个重要岗位工作过。1950年，伍修权同志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他在会上所作的演讲将近两个小时，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响彻新中国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那时没有电视，看不到他讲话时的身影，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演讲全文的，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从内心里非常佩服他。建国后，修权同志一直战斗在外交战线，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作过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后在中联部协助王稼祥同志工作，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为扩大我党的对外交往，花费了很多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60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担负着对外国留学生培训任务，有时到中联部汇报学员情况，与修权同志有过接触。因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插手中联部工作，批判所谓的“三和一少”，修权同志日子已不大好过，但他坚持党的原则，刚直不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受到残酷迫害。但他重新出来工作后，以党的事业为重，任劳任怨，在我们的接触中，绝少提及此事。

我与修权同志再度共事，是1980年我到总参工作以后。当时，伍修权同志任副总参谋长，主管情报工作。在我的印象里，他对情报工作抓得很紧，主持修改了《武官工作条例》，制订了工作规划，使整个情报工作井井有条。修权同志重视情报工做为部队建设服务。当时，杨勇同志与我分管作战、训练，与修权同志工作上的来往比较多一些，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记得他十分关心部队侦察分队战术训练，特别是夜训问题，亲自到部队调查研究，把它与部队整体训练很好地结合起来。修权同志阅历丰富，学识渊博，考虑问题周全，看问题思路开阔，无论在党委会，还是在办公会，他都能就讨论的问题发表很好的意见，给人以很大启发。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从他那里可以学到许多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他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领导参加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担任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坚持依法行事，重视证据，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国内外各方人士的好评。1983年，他因为年事已高，退出了总参的领导岗位，专作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但仍然关心部队建设，关心国际形势的发展。每次看望他，都能听到很好的意见。

到了晚年，修权同志由于年事已高，各方面的功能衰退，身体渐弱，几度病重，但他思想乐观，泰然处之，加上解放军总医院的精心治疗，一次次转危为安，据医院讲，这也是一个奇迹。修权同志住院期间，我多次前往看望，每每都能开心地聊上一阵。后来，他有时因体力不支，思维略显迟钝，但我去看他，忆起往事，却能谈得很好，可见感情之深。

伍修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忠诚战士，也是我的好老师、好战友。他虽然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但他把好的思想、风范留给了我们，永远值得后人学习。P3-5

伍修权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不久前，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党的十五大。当时想，明年阳春三月，我们去庆贺他的90大寿。可时隔不久，他却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表。伍修权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历经风风雨雨，参与了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他为民族的解放与尊严，为国家的繁荣与昌盛，为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和智慧，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位资深望重的老首长。

大风大浪见大节

青少年时的伍修权，在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陈潭秋、董必武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在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身世沉浮不改初衷，风云变幻不辱大节，艰苦卓绝尤显风范。

伍修权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1925年秋，他被我党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山大学校园并不平静，学生中成分复杂，各种主义、思潮互相影响，有的共产党员因信念动摇而转向国民党方面。伍修权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王明等人到中山大学后，拉帮结派，控制了学校党组织“共产党支部局”，伍修权拒绝参加王明的宗派活动。在复杂的环境中，他排除各种思潮和派别斗争的干扰，专心致志学习马列主义，奠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特殊的岗位上，他坚决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1933年10月，中央军委调伍修权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李德作风专横，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顾实际地瞎指挥。伍修权十分反感，在工作中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维护了我军领导的威信。在武装斗争实践中，伍修权由衷地佩服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命运攸关的遵义会议上，他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会议，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认真准确地翻译与会同志的发言，为会议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数十年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着伍修权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

十年动乱期间，他不避风险，不畏邪恶，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生想拉拢伍修权，指使人向他传话，只要跟康生走，康生就保你。伍修权在权势面前不图苟安，大义凛然地说，哪个要他康生保！造反派在康生一伙授意下，疯狂揪斗王稼祥同志，伍修权根据周总理指示，在中联部召开干部大会，介绍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批评造反派的错误做法。1967年4月，伍修权为制止康生一伙在中联部制造混乱的倒行逆施，贴出一份公开阐明自己立场的大字报。4月8日，康生即伙同林彪经过策划，诬蔑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给他扣上“里通外国分子”等种种罪名，从此身陷囹圄达8年之久。1975年4月，由叶帅点将，伍修权出任副总参谋长。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顶住压力展开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的种种倒行逆施。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他公正无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参与领导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的主犯，都是军中的“老资格”，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都足以震慑罪犯、驾驭局面，因而被任命为庭长。在不到两个月里进行的42次庭审中，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在如何量刑问题上，面对社会上一片喊杀声，伍修权非常冷静地说：“我们都曾亲身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伍修权自觉学习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他担任过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他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许多重要任务。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讲：江主席有魄力、有远见，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好领袖，人民军队的好统帅。弥留之际，他还深情地念着：“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胜利！”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伍修权坚持原则，跟党走不跟宗派走，跟真理走不跟权势走。这是他最为可贵的政治品格。

文韬武略著功勋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伍修权受党派遣，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从此投笔从戎，拿起了革命的枪杆子。1931年5月，伍修权克服艰难险阻回到国内，踏上中央苏区硝烟弥漫的战场。他英勇地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身负重任。长征途中，他作为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受命组织部队抢渡金沙江，坐镇皖平渡口四天四夜，用几只小木船渡过了三军团的全部人马，自己则最后过江。过草地时，遇到敌人骑兵袭击，部队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他及时提出对付敌骑的有效战术，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以后又参加著名的吴起镇、直罗镇、东征等战役战斗，出生入死，奋战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伍修权是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军事理论造诣的军事干才。早在红军时期，他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全军政治训令。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伍修权奉命担任军委一局局长。他在叶剑英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下，深入研究敌、我、友各方情况，正确地判断了日军的战略动向。在日寇对我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和“大扫荡”等严酷斗争的形势下，他及时总结了将大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干武工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斗争方法；总结了在沦陷区和解放区边缘地带，建立两面政权掩护地下斗争的经验，通报各解放区迅速推广，对渡过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秘密调动几十万兵力准备围攻陕甘宁边区。我八路军主力在前线抗战，后方只有二三万部队留守，形势十分危急。卧病在床的伍修权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在毛主席和叶剑英领导下，主持制定了发动解放区军民及全国爱国力量公开揭露敌人阴谋、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斗争方案，迫使胡宗南放弃精心策划的军事图谋。1944年5月，为了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伍修权协助叶剑英整理了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的解放区抗战情况报告公开发表，迅速引起国际国内各方面的重视，并作为反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权威性材料广泛引用。1945年，伍修权参与起草了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这些具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要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是我党东北局最初的五成员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东北战场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他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从全局着眼，及时提出抢占营口，彻底切断东北蒋军海上退路的战略性建议，受到毛主席的嘉许。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丹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又是我国大规模军事工业的创业者之一。抗战胜利后，我军出兵东北，经略两满，党中央就有利用东北工业基础和丰富资源建立后方基地的战略意图。1947年，伍修权奉命主持东北军工生产。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兵工厂，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不但满足了东北战场我军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还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粟裕同志曾经说过，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东北的大炮弹。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纵横捭阖负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建国之初，新中国受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敌视和经济上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外交大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49年1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随同毛主席、周总理访问苏联，参加举世瞩目的中苏会谈。当时毛主席要求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意思就是要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伍修权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图参与起草条约草案，并对条约的文字翻译作了严谨的修改。毛主席、周总理回国后，伍修权等同志留下来与苏方继续谈判，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性和专业性协定，为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新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外援。伍修权卓有成效地贯彻中央的外交路线，为发展那段令中苏两国人民永远难忘的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下令把美国第七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制裁侵略者。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我派代表团出席联大，参加讨论“美国侵略台湾案”，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毛主席、周总理考虑要选一员武将，最后决定派伍修权为特使率团前往。他不辱使命，在联合国讲坛上不卑不亢，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地痛斥美国的侵略行径，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他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整个世界，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少年的气一下子吐了出来，使全国人民特别是海外侨胞扬眉吐气，备受鼓舞。有的作家撰文指出，在1950年的世界十大新闻中，第一条是朝鲜战争，第二条无疑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这样指着美国的鼻子直斥他们的罪行，不但在近代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1955年1月，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南斯拉夫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驻南大使的任务很艰巨。周总理问伍修权：“你去当这个大使，怎么样？”伍修权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衔命持节，出使南斯拉夫，致力于发展中南友好关系。他利用各种机会，直接与铁托总统接触，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尤为可贵的是，他不囿于成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南斯拉夫道路”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认为南共根据本国的特点和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探索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外国党的经验，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效的。他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虽受到错误批评，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中南友好不懈努力。

1958年10月，在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伍修权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他深入研究国际共运形势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支持和配合王稼祥部长向中央提出对外政策建议，主张采取和缓方针，注意策略，尽可能争取一个相对平静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与各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他贯彻中央意图，坚持我党的原则立场，以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八年间，他接待了大批来访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率团出席友好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大会，扩大了我党的国际影响，维护了我党的独立和尊严。

伍修权是我军军事外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38年2月，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接触。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兰州成为我党我军对苏军事交往的重要枢纽，接转了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战派出的自愿航空队，接收了由苏联运来的军援物资。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权担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工作中既要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场上夺到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1975年4月，伍修权在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大政方针，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顶住“四人帮”干扰，主动配合国家外交，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小组学习外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进了我军与友好国家军队的友谊。他还非常热心地从事民间外交和统战工作，晚年担任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接待了许多外国军政要人与知名人士，联络故旧，会晤归侨，为祖国统一、香港回归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

精神风范昭后人

伍修权在其革命的一生中，十分重视修身砺德，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他赤心报国，为人民的事业忘我奋斗。留苏学业结束后，他被选派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生活相当安逸。但他心系祖国，甘愿放弃优裕的条件，回国参加武装斗争。他重事业，轻名利，识大体，顾大局，能上能下，荣辱不惊。1933年10月，担任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等领导职务的伍修权，奉命去给李德当翻译；长征途中，部队减员缩编，他主动要求由军团副参谋长改任团参谋长；建国初，他从战略区领导的岗位上，调任外交部司长。每次工作变动、职务升降，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有所贡献、有所建树。1982年，伍修权以实际行动响应邓小平同志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在总参率先提出退居二线。他在担任两届中顾委常委的十年间，下部队、进工厂、到农村、去学校，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弘扬优良传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两个文明建设尽心尽力；同时还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许多有益的思考。垂暮之年，他仍以“奋斗一生如一日，晚晴高唱晚节歌”明志，殚精竭虑地为党工作。党的十五大前，他用颤抖的手写好了参加大会的发言提纲，开幕式那天，他早早起床，提前到了会场。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异常虚弱，但仍然坚持参加了三次会，真正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到底的精神。

他清廉朴素，一向把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文化大革命”初，红卫兵去抄家，原以为他官那么大，生活一定很奢华，但看到的却是简单的木板床、洗旧的被褥，床单还是磨破后从中间裁开，再从两边接起来的，他们竟被感动得写出“大字报”，表示要学习伍修权的老红军作风。在当副总参谋长时，他让秘书从机关大食堂把饭打到办公室吃，晚年一双布鞋穿了4年也不肯换掉，家具大都是70年代配发的。他对亲属子女约束很严，家风清正，尽管他与海内外许多豪商巨贾有较密切的往来，但要求子女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不允许利用他的声望和关系经商谋利。

他胸襟开阔，宽宏厚道。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他的诚朴宽厚。他从不苛求于人，对待同志和下级总是和风细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召和影响他们。

他重情重义，肝胆照人，对师长、对战友、对人民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长征过草地时，他过度劳累，体质很不好，但看到军团司令部文书黄玉昆病卧路旁，就立刻把他扶上自己的骡子，一直带出草地。黄玉昆后来感激地说，是伍修权同志又给了我一条生命。他常说，人民是父母，人民恩情重如山。战争年代，他曾把唯一的儿子托养在甘肃地下党负责人罗扬实同志家，后来孩子回到身边，他让儿子改姓罗，以不忘养育之恩。十年动乱期间，有一家人因受其牵连而落难，他在“牛棚”里念念不忘，被囚8年，不吸烟，不喝茶，从极少的生活费中省出200元钱，刚出“牛棚”，就叫前来接他的女儿把这200元钱给那家人送去。

他勤奋好学，一生酷爱读书，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少年时，他就有秉烛夜读的习惯，母亲因此给他取了个“夜猫子”的外号。他的小弟叫他“猫子哥”。他除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结合工作钻研业务。1980年，他受命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盛夏酷暑之中，搬个小板凳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悉心研究法典。晚年离职，他没有一丝一毫地放松学习，真正做到了周总理提倡的“活到老，学到老”。

伍老的崇高风范和业绩，将长留于天地之间。

张万年 迟浩田

光阴荏苒，我们亲爱的父亲去世已经十周年了。

父亲去世之后，许多与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老战友，怀着深厚的感情，写出了一篇篇纪念文章。我们带着对父亲不尽的思念，带着对这些老同志深深的敬意，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再版这本纪念文集，一方面寄托我们对他深深的怀念；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生平与事迹、理想与追求。

作为离开我们已经十年的一位革命老人，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伍修权这个名字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只是无数革命先辈中的普通一员，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来都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忘我奋斗，把他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在国家外交、党的外交、军事外交和民间外交战线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以及在党所交托的各项重大任务中，全心金意尽心竭力地做好工作视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天职。

中国共产党在八十七年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新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建设成就，而共产党的队伍，正是由每一个共产党员所组成。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难曲折和伟大辉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锤炼出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造就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保家卫国、建设美好家园的壮美画卷。

伍修权就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了解他的历史和思想，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继承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了解这一批创建了共产党并为之奋斗终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奋斗、人格和精神，以进一步理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和现在，并将走向何方！

今天，我们再版《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同时还将先后出版《伍修权传》、《伍修权回忆录》，希望能对青年朋友了解我党我军的革命历史有所助益，勇于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此书再版得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编研室、湖北省人大、湖北省委宣传部、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李永生、刘琨、郭慧、刘大江、傅正凯等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承志

2008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