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的大学，在它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甚至消失的，但清华没有，它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它的校园没有四处搬迁，不幸中的万幸，它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完全消失，更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它们本来应该是一家，但政治和教育有时候是会冲突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清华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的当代历史……

本书着重描述了21位清华教授的人生经历，描述了他们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教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以及对家人的深切关爱。

本书着重描述了21位清华教授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海外归来的学者，在祖国困难时期，他们毅然回国，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建设祖国的大潮中，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描述了他们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教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以及对家人的深切关爱。同时，读者还能深刻体会到他们为人处世的高尚情操和对清华深深的眷恋之情。

序一(白家祉)

序二(谢泳)

同一个海洋(史际平)

我心中的爷爷：马约翰

梁思成最后的岁月

啊，我的父老乡亲！——忆父亲施嘉炀与清华

清华岁月十五载——纪念父亲李酉山先生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怀念父亲陈士骅

一代女才 玉汝以成——记我的邻居王明贞

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为人为学——怀念父亲章名涛

赵访熊先生逸事

追忆——纪念父亲李丕济先生

追寻——写于父亲史国衡逝世十二年之后的日子

从德国到清华——怀念父亲张维

兢兢业业、光明磊落的一生——回忆父亲夏震寰

忆父亲孙绍先

时运不济却祸延年 命运多舛心路归一——对父亲陈棵生的一些回忆

忆华章

家在清华——忆父亲常迥教授

回忆我的父亲杨式德

我们的父亲高联佩——一个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学者的人生道路

有容乃大，真平和——记父亲童诗白

王补宣先生家的“文物”

回顾

红卫兵三天两头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20年来的一切，也迫使我去了解并思考思成毕生的事业。也许要感谢这位红卫兵，因为如果不是他的“命令”，我就不会这样冷静地回顾思成的一生并去认识他的价值。当时我做的，更多的只是昏头昏脑地努力跟上群众的步伐、拼命去认识他的“罪行”。

三天后，红卫兵并没有来听我的选择。大约一年后工人宣传队的一个队员，又向我做了善意的劝说，指示我划清界线——离婚。那时我已不怕他们了。

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跟着思成回忆他的前半生，寻找他的“罪行”。这次延续了几天的交谈与回顾，对我和他都是重要的。

思成认为，从美国回来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有意识地避开与政界人物的接触。这个时期，思成的社交范围除了清华、北大的一些教授外，还有林徽因的一些作家朋友——沈从文、徐志摩、萧乾、卞之琳、何其芳、陈梦家等；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也常有来往。此外就是建筑界的同行杨廷宝、陈植、童寓、赵琛、鲍鼎等人。

思成沉痛地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一砖一瓦、一张股票的遗产，我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我的工资收入。我回国后没有去走发财的路，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而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为研究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愿献出一切。但是回顾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忆了抗战时期的一段生活与工作后，思成对我说：

“过去虽然我自认为对美帝国主义没有认识，但对日本侵略者我是恨之入骨，为了抗击侵略者，为了保卫祖国，我愿做出任何牺牲。但我不是军人，我无能为力。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这样的批评，我还很难认识，也难以接受。不过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很愧疚！”

思成沉思着说：“什么叫‘文化买办’？我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拒绝外来文化，一个民族只有接受了外来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如中国的佛塔，本非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但它从印度传人后，仍以中国的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的艺术而驰名世界。‘文化买办’？在我心中翻来覆去地想了不止一天，仍然得不到答案，真难哪！我不愿口是心非地写检讨，我希望把我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

我吓了一大跳，我的天！他要是真的把这些思想和盘托出去和学生们讨论，那岂不马上就被扣上“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的罪名吗？我紧张极了，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他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万万不可对外人去说。他看我这么紧张，不禁温和地一笑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眉，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特别是两个孩子，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

想起孩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孩子们会来向我告别：“妈妈，我们必须离开你，离开这个‘反动’的家。”假如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

当时我们已被取消了阅读《参考消息》的资格。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参考消息》上报道了某音乐家“叛逃”美国的消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思成，他听后十分吃惊，睁大了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消息可靠与否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于是问他：“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离开中国？不！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国前夕，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他们劝我把全家接到美国。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坚决回来了。多年来我感到幸福的是国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奉献一切，特别是广州会议(1962年3月2日周总理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艺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陈毅还提到了我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我感动极了。我想，我唯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他定睛看着我，那双满含着痛苦的目光使我不忍再看。接着他低下头沉痛地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事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思成啊！你可知道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浪花！

梁思成为祖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虽然他没有扛起枪：干革命、去杀敌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我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

我深信历史会说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这一天，也许我会和他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不能虚伪、不能回避，既然今天我更加了解了他，更加认识了他的价值，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清华两派的对抗，已经发展到了武斗、你死我活的地步。中央曾告诫两派的头头们如果不停止武斗，就停发全校员工的工资。但武斗仍未停止，、于是全校停发了工资。一天晚上，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后；闯进来四五个戴着“井冈山”红袖箍的彪形大汉，他们自称是“井冈山”总部的人，带着手枪和匕首，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他们把我推向一边，直冲思成而去，为首的一个人指着思成问：“现在全清华的革命群众都在挨饿，你知不知道？”

“我……我听说停发工资了。”思成说。

“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是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我……我愿尽我的力量……我们的家务是林洙管，我……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

“放屁！你没有钱，谁有钱？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现在你哭他妈的什么穷？你对革命群众是什么感情！”他抬起手给了思成一记耳光。思成晃了一下几乎摔倒，我冲过去扶住了他。

这伙人进来时我吓得要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等定了定神听明白他们的来意，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始终把在门口张望。我觉得他们不像好人，因为我们系“井冈山”的头头已经在前一天找过我，要我们捐钱为低工资的职工发一定的生活费。由于思成的工资早已停发，存款也已没收，我手边仅仅余下每次搬家卖家具的200多元，我把它上交了。我断定这几个人不是好人。我想起“邪不压正”这句话，它给了我胆量，于是我对他们说：

“我们系‘井冈山’的负责人昨天来过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隔壁的老刘可以作证。”

“你们要是没有现金，其他东西也可以。现在有些人家都揭不开锅了，你们知道吗？现在是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这是考验你们的阶级感情。”真不知道当时我从哪儿来的胆子，竟敢对着他们说：

“我不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怎么会饿死人，你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据我所知，‘井冈山’和‘414’总部(“文革”时期清华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他们已经在设法解决群众的困难。再说北京市革委会、党中央更不会不关心清华。梁思成早就没有工资了，存款也没收了，你们既然是总部的，难道不了解这些情况？我没有任何金银首饰，所有值钱的东西早在抄家时抄走了，不信你们搜好了。你们是总部的人，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我的话大大地激怒了他们，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的皮鞭开始抽打我。这时思成忽然猛扑过来说：

“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只见他脸色发青，呼吸困难，连连喘气。我拼命地大喊：“救命！救命！打死人了！”这几个人慌了，冲我说：“好！你不是说我们白天不敢来吗？明天中午十二点你等着我们。”于是匆匆地走了。

后来我听说那几天晚上，很多教授都遭到经济上的勒索。

第二天早上，天空阴沉沉的，不久就下起瓢泼大雨。我带着恐慌的心情，等待着昨夜的几个歹徒，思成坚决要我离开家里，由他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也就更加一步也不肯离开他。

到了黄昏时分，我更加紧张了，思成的身体是绝对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折腾了。我决心冒雨到中关村去找小妹妹的爱人，求他来陪我们过一夜。

这天清华已被几万名“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团团围住。离校门还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我就看见十几名工宣队的队员把住校门，在严格地盘查出入的人员，于是我又折回家来。

雨下得更大了，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P20-25

际平先生约我为他和杨嘉实先生发起的这本书写一个短序，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和际平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我对他的这个工作肃然起敬。这是清华后代对他们前辈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这种方式不但保留了史料，更保持了情感，持续了历史记忆……清华的校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历史，很少有一个国家中的一所大学与国家的命运有这样紧密的关联，但清华有这样的幸运，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人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很少能不和清华发生关系，清华后人能在清华百年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怀念父辈的努力，传达的不仅是对父辈的敬爱，更有对父辈精神不曾完整留存的歉意……

胡适是第二批清华庚款学生，严格地说，他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但他与清华还是有关系，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如果他不去做驻美大使，他就会去昆明做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是由他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建立的，胡适自己说过他是倡组西南联大者之一，他把自己看成是西南联大的一员。从这个关系看来，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

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的大学，在它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甚至消失的，但清华没有，它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它的校园没有四处搬迁，不幸中的万幸，它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完全消失，更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它们本来应该是一家，但政治和教育有时候是会冲突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清华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的当代历史……

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它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想到清华的命运，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一个清晰的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本书作者们大多是知识精英，但在专业和社会声望上，很难和他们的父辈比肩。在清华校史上，凡老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成长的时代很少完全认同，但当后人观察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思想道德形成的时候，人们又不能把他们成长的时代和他们在专业上创造的时代割裂开来，所以在清华校史上，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被否定了的老清华时代，大师辈出；而在肯定了的新清华时代，超越老清华知识分子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我们从际平先生和杨嘉实先生发起的这本书中，可以生出无限感慨……

谢泳

2008年2月28日

这里有许多往事的记录，可这些往事留下的印痕将会镌刻在清华百年历史中。

——洪朝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在，看到这些老人的亲人或邻居怀念他们的文字，我感慨万分，也感到骄傲，因为我们都曾享受过孟子“三乐”的滋味。

——白家祉，原清华大学教授

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

——谢泳，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