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这本书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虽掺杂了一些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

中国改革开放，台前幕后，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交锋。

《交锋》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思想解放的过程，把中国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呈现在你面前。

《交锋》是一部震颤人心的改革开放史。它贯穿了一条防“左”反“右”的主线，《交锋》中描述的许多事实，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你想知道的轰动一时的“皇甫平事件”吗？你想知道令京师震惊的四份“万言书”吗？《交锋》将带你探寻那段历史。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年战胜“两个凡是”

 引言

 粉碎“四人帮”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还嫌姚文元不“左”

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抓纲治国”是“左”的纲领

“两个凡是”出台

世纪之交回眸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

叶、陈、王抵制“两个凡是”

邓小平语出惊四座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急火攻心“洋跃进”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

十一大的遗憾

新中央军委令人瞩目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

 解放思想 实现伟大转折

新明星胡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历史雄文精华何在

风暴来临

邓小平说：“打破精神枷锁！”

斗争白热化

胡耀邦奋起反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

孤独的《红旗》杂志

《中国青年》发起冲锋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

陈云仗义执言

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其他重大决定

华国锋作检讨

让大家放开说话

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推翻“两个估计”

右派分子重见天日

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

放开其他政策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中国诗坛大爆炸

“伤痕文学”登上文坛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

美术新潮令人目眩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万里：我走独木桥

邓小平一锤定锣音

包产到户节节前进

人民公社解体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经济生活新词汇：特区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年冲破姓“社”姓“资”

 引言

 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姓“社”姓“资”登台

焦虑的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

皇甫平文章引起轰动

围剿皇甫平，大问姓‘牡”姓“资”

纠缠姓“社”姓“资”要害是否定改革

“左”倾思潮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

“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

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篇奇文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邓小平南方谈话震动全国

中国经济鲤鱼跃龙门

 十四大开辟新纪元

北大教授为何跳楼自杀

十四大：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历史选择了市场经济

 实施“软着瞄”推动改革深化

第三次思想解放：晴空排云上碧霄一一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

中国改革的新乐章

“左”倾思潮没有纲领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第一份“万言书”：把“牡”与“资”变成“公”与“私”

京师震恐

私营：政治气象中最敏锐的晴雨表

市委书记说，计划体制我搞了几十年

温州再遭大批判

为什么要指责“年以后”

 “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

再发动一轮“九评”吗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外资是不是一条“狼”

从年代的世界主义到年代的民族主义

中国能不能养活中国人

特区之争卷土重来

年春，《经济日报》不甘沉默

对苏共垮台的再认识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年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坏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

‘呒产”与“有产”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改革改了十六年，还是“气式点”

从金钱到人性从人性到理性

朱锫基洒泪为商鞅

 伟人身后“狼烟”四起

失去伟人的中国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道德复苏运动席卷全国

口诛笔伐厉有为

有人说，预言“极左回潮”是诅咒党中央

“新左派”说，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

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吗

不想争论也不行

外国人争说“谁上谁下”，中国人惊问“姓公姓私”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年秋季的人心向背

新思想与新理论

结束语 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P6-7

《交锋》和《呼喊》的初版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后来经过多次重印，又以繁体中文和几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008年，也即《交锋》出版10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曾将这两本书收入《凌志军文集》，再行出版。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希望重版这两本书，我们当然乐见其成。这家出版社是我们供职的人民日报社的直属机构，和我们是同一个院子里的近邻。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坎坷之后，这两本书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这在我们多少有一点意外。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依据原版重排，不加增删，为的是保留原貌，以便今天关心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人们用作参照。

说到“那一段历史”，今天40岁以上的人大概很难忘怀。当年这两本书的反响之大不是我们预先所能想象，争议之激烈尖锐就更加出乎我们的预料。赞扬者说它们是记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经典”，反对者则认定这是射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毒箭”，公开呼吁将我们二人全都开除出记者队伍。后来又以“侵权”为名，把我们告上法庭。借助法律的力量来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种故事在我们国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是这一回法律宣告不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却是前所未有。这场官司因此以原告的一审败诉、再审再败而告终。有论者说，这两本书无论在中国的思想史上还是司法史上，都将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不独是因为它们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是因为，它们的出版以及出版后发生的故事，也构成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包括所有的赞扬和所有的批判，也包括我们经历过的种种压力。唯有这两本书，依然在这里。它们并非我们最好的作品，却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味，始终伴随着我们：对于一个拥有自己信念的人来说，“勇气”必不可少，但“坚持”才是最难的。

在《交锋》这本书的“结束语”中，我们曾经提到，下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可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从那时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党的代表大会又已经历了两届，可是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到来。它仍然只是我们的期待，或许也是我们国家的期待。这样看来，《交锋》的故事还未结束。

作者

201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