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斯坦利·莱恩-普尔是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量关于穆斯林历史的书籍。

《巴夏礼在中国》可以作为巴夏礼的生平传记来阅读。作者将个人置于历史之中，生动地刻画了巴夏礼的成长历程，对其性格之形成的分析细致入微。本书也可以作为理解当时英国对外方针的读本。本书还是一部展现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领事的生活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

由斯坦利·莱恩-普尔和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撰写的《巴夏礼传记》共分两册。第一册由莱恩-普尔一人所著，记录了巴夏礼在中国24年的外交官生活。第二册3/4的内容由狄更斯完成，记录了巴夏礼18年的驻日公使生涯。1883年起巴夏礼回到中国任驻华公使，于1885年卒于北京。这本《巴夏礼在中国》所译的是第一册的全部和第二册中涉及巴夏礼与中国事务的相关部分。

《巴夏礼在中国》还是一部展现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领事的生活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译者前言

第1章 第一次中英战争(1828—1842)

第2章 扬子江上(1842)

第3章 学徒(1842—1844)

第4章 翻译官(1844)

第5章 和阿礼国在一起(1844—1845)

第6章 福州(1845—1846)

第7章 上海(1846—1849)

第8章 岛上的任务(1849—1852)

第9章 广州(1852—1854)

第10章 暹罗条约(1855—1856)

第11章 “亚罗”号事件(1856)

第12章 入城问题(1856—1857)

第13章 占领广州(1857—1858)

第14章 西江远征(1859)

第15章 等待战争(1859—1860)

第16章 向北京行进(1860)

第17章 北京的囚犯(1860)

第18章 沿河口岸的开放(1860—1861)

第19章 广州使命的终结(1861)

第20章 上海(1864—1865)

第21章 在中国的戈登(1864—1865)

第22章 琉球与台湾(1874)

第23章 朝鲜(1874—1883)

第24章 东京问题(1883—1884)

第25章 在北京的外交(1883—1884)

第26章 尾声

1841年6月13日，巴夏礼搭坐“福阿姆”号从朴次茅斯出发，10月8日到达澳门。在那里，他不但有两个家，一个是郭实腊夫人家，一个是他的大姐雒维林夫人的家，而且还有了一个工作。马儒翰已经准备好欢迎他加入政府工作的阵营。马此时正担任英国全权大使和商业总监督的秘书和首任翻译官。他是华语词典的编纂者马礼逊的儿子，还是我们早期的杰出汉语学家之一。在巴夏礼到达的那天，他写信给雒维林夫人说：“您知道我和您亲爱的弟弟再次会面时是多么高兴，我诚挚地为您感到高兴。我已经提起过，如果您愿意看到他追随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引导他向前，这将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们非常需要翻译官……就目前而言，只要他能说一丁点儿中文，我们也将很乐意接受他。”这是把巴夏礼推向女王在中国和日本的事业之最高官位的第一个阶梯。

到达中国后的最初6个月，巴夏礼和他在澳门的亲戚们一起度过。曾经安静的旧世界的殖民地在当时受到了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言的困扰。在充斥着警报声的环境中，13岁的男孩开始学习中文。对于这门颇有难度的语言，巴夏礼的快速掌握能力是非比寻常的。1842年5月，他便在香港加入了马儒翰的行列，迈入官场。

此时，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英国远征军到达之后，通向广州的要塞都被英军拿下，整个城市处在英国船舰的严密监视之中，只有在中国人支付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自由。然而，英国人却采取了一项错误的宽大的行为，日后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沿海的抗议和对舟山的暂时占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尽管如此，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一贯的拒绝承认外国政权之平等性的方针。北京当局批判琦善在广州协商条约的行为。虽然大英帝国获得了香港，但是当胸襟开阔的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8月以全权大使身份出使中国时，他发现事情陷入了一反常态的境地：广州地区的贸易恢复了，南方进入了并不平静的休战状态，北方的司令部里却充满了敌对的情绪。显而易见，英国的利益并不能因此得到保证。既然攻击敌人的四肢没有作用，璞鼎查爵士决定敲打他们的头部，于是他出发去了北方。英国已经在厦门和宁波驻军，舟山再次被占领。全权大使希望英军的武力展示能给中国皇帝以冲击力。1842年3月，1万名中国人集结进攻驻宁波的英军，显然这不是璞鼎查翘首企盼的结果。英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再三思量之后，璞鼎查命令部队挺进扬子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南京，向中央政权施压。沿着扬子江，英国人的战舰一路耀武扬威。为了配合全权大使的行动，伯驾和他的战舰及运输船一起向扬子江航行。

当巴夏礼离开他在澳门的亲戚家，加入马儒翰在香港的事务所时，远征军正在北上的征途中。他刚刚度过14岁的生日，从外貌看来比实际年龄要小。那些仍然记得那时的他的人将他描述成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有着坦白、大胆的举止，而淳朴自然的快乐脾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赢得朋友。和年长者在一起时，巴夏礼安静而谦逊，有着晚辈应有的礼貌；但他并不害羞，也不拘谨，只是并不多言，有着一股稍显成熟的沉静。这种少年时的乐天性格，他一直保持到年长以后，即使身处忧患时，这一点使得他的长者们都坚信，他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在巴夏礼离开英格兰之前，他的朋友们就预言他一定会有所成就。在异国他乡的6个月他没有焦躁不安，反而更加专心地埋头于学习和工作。巴夏礼之所以拥有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丝毫没有自私之心。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懂得体谅他人，经常拒绝和同龄的男孩子一起玩耍。长大成人之后，与人为善的本性表现得越发强烈。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施予人恩惠，如果有任何麻烦的工作，他总是自愿承担，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在香港，男孩和他的上级相处得很好。马儒翰得到所有人的爱戴，巴夏礼能有这样的导师十分幸运。在他的指导下，巴夏礼进步显著。马儒翰的才能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工作努力，为人和蔼，又善解人意。在马儒翰身边度过的这段日子，对巴夏礼的成长来说意义重大。大家都相信马儒翰绝不会骄纵一个有前途的孩子。他会紧紧地盯着他，告诉他发奋工作的价值。巴夏礼一直都将老师的教导铭记在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苦干是克服困难的有效途径。

巴夏礼初到香港岛时，这里的环境并不好。英国人管理香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欧洲人的住所寥寥可数，连马儒翰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容身之处。他也知道，对巴夏礼的邀请谈不上是任何奢侈豪华生活的保证。马儒翰写道：“我们这里的条件并不舒适，但是我们会摆好床铺，准备好替换衣服，让巴夏礼能自在地和我们一起生活。”在3间简陋的小屋里，马儒翰总是苦干到深夜，而年轻的助手巴夏礼则用英文为他抄写公文，尽量帮他的忙。他们通常和军事法官凯恩少校一起进餐，法官先生总是给巴夏礼带来惊喜，让男孩觉得自己如同在家里一般。那些官员非常友好，尽管是他们给香港带来了战争。巴夏礼甚至习惯了看法官在法庭上宣判给海盗100下的鞭刑、干18个月的苦力的处罚，然后看着这些无赖们带着镣铐修路。除此之外，巴夏礼经常有机会看到璞鼎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还成了第一个将英国进攻乍浦这一消息告诉全权大使的人，璞鼎查当下便邀请他共进晚餐。男孩很快赢得了璞鼎查的喜爱，只要巴夏礼愿意，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他吃饭。巴夏礼对璞鼎查充满敬意，他写道：“我很喜欢亨利爵士，他总是愿意和我交谈，显得那么和蔼可亲。”璞鼎查的继任者没有谁像他这样给这个男孩留下过如此深刻的印象，巴夏礼很早就开始观察他的领导们的才能了。

然而，巴夏礼职业生涯的第一章并不只是在和权贵人物打交道。正如马儒翰所说，“和一群年长者一起生活，他开始变得有男人味了”。马儒翰指导巴夏礼认真地工作，积极地思考，并鼓励他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巴夏礼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大海里游泳，中午之前他都被安排去学习艰涩难懂的中文，接着是拉丁文和法文。除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他还要帮忙抄写公文，这有时要占据他一整天的时间。马儒翰正试图帮助男孩补偿他早年远离学堂所失去的受教育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夏礼成了一个学习多种学科、掌握了大量信息的年轻人。但是巴夏礼的生活太繁忙了，对中国事务的学习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他本人也一直感到很遗憾。如果能挤出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掌握更多门科目了。P12-15

由斯坦利·莱恩-普尔和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撰写的《巴夏礼传记》共分两册。第一册由莱恩-普尔一人所著，记录了巴夏礼在中国24年的外交官生活。第二册3/4的内容由狄更斯完成，记录了巴夏礼18年的驻日公使生涯。1883年起巴夏礼回到中国任驻华公使，于1885年卒于北京。本书所译的是第一册的全部和第二册中涉及巴夏礼与中国事务的相关部分。

本书作者斯坦利·莱恩-普尔是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量关于穆斯林历史的书籍，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是《西班牙的摩尔人》(The Story of the Moors in Spain)。1892年，他接受巴夏礼家族代表的邀请，为巴夏礼撰写生平传记。《巴夏礼传记》第一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利用了大量未刊信函，其中弥足珍贵的是由巴夏礼的女儿提供的巴夏礼日记以及他与妻子芬妮、姐姐雒维林夫人、姐夫雒维林之间的私人信件，再加上巴夏礼和阿礼国、包令、额尔金、卜鲁斯之间的来往公函，从而较全面地再现了1842年至1865年间他在中国担任翻译官、副领事、领事的全部生活和工作图景。巴夏礼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之后，因为有妻子陪伴在身边，私人信件变得少之又少，相关的公文纪录当时也未出版。资料的匮乏和巴夏礼出任公使期间日本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大背景，使斯坦利·莱恩一普尔认为传记的第二册需要由一位见证了日本当时之变革的学者来撰写，于是他邀请狄更斯先生主笔。该册已经由高梨健吉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

哈里·史密斯·巴夏礼(1828—1885)，1841年来华投靠在澳门的亲戚，并师从马儒翰学习中文。从亲历1842年《南京条约》的缔结到促成1860年常驻北京代表的设立，巴夏礼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覆盖了当时中英交往的全部内容。1865年后他出任日本公使，见证了日本推翻封建幕府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可以说他在英国和远东关系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巴夏礼是臭名昭著的强权外交官，他本人信奉“在中国获取尊敬的唯一方式是下命令”。在日本人看来，他对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获得了日本政治家的高度认同。巴夏礼的师长和上司们均评价他是一个富有能力、精力充沛和值得信赖的人。

本书可以作为巴夏礼的生平传记来阅读。作者将个人置于历史之中，生动地刻画了巴夏礼的成长历程，对其性格之形成的分析细致入微。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幼年的巴夏礼具有超群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来到中国之后所经历的变化和工作上的转战使他一步步成为处理中国事务的明日之星。他管理中国的城市，参与条约的谈判，担任领事和外交职务，在能力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他的野心在功名和荣誉的鼓励下，越发膨胀。巴夏礼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每一个良机来好好表现自己，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公众的称许和英女王授予的荣誉。

本书也可以作为理解当时英国对外方针的读本。巴夏礼14岁时成为英国驻香港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后历任驻福州领事、驻厦门领事。1855年作为赴曼谷使团的秘书，参与《英暹通商条约》的谈判。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与叶名琛斗智斗勇，并主张对中国出兵。1860年，他随额尔金北上，在通州附近被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负有责任。巴夏礼的名字成了毫不妥协地以铁血手段来保障条约权利的代名词。他认为英国应当在中英关系中采取主动。在他的日记和信函中，不乏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和对英国应采取之立场的精到分析；亦有相当篇幅论及鸦片贸易、英国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猪仔贩卖与移民体系、租界管理与贸易开放等问题。

本书还是一部展现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领事的生活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巴夏礼在中国的工作有高潮也有低谷。低谷时期，他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对中国的考察之中。在大量被引述的日记和信件中，他对福州、厦门、广州、上海各地的民众生活常态和英国居民在各开放口岸的生活实景都有勾勒，对中国的建筑、饮食、服装、礼仪、自然风光均有详细描写。通过巴夏礼的记录，我们可以管窥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巴夏礼为上海最初之英国领事，并在公共租界内创立了会审公廨。1890年4月，为纪念巴夏礼，上海外滩竖立了他的铜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铜像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1984年，南苏州河路河滨公园内发现了铜像的基座，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本书是根据麦克米伦公司1894年的英文版翻译的，同时参照了高梨健吉的日文译本。其中涉及的专名(包括中外人名、地名与职官名等)均按照习惯译法翻译与复原。对于个别难以确定中文合适译名者，则暂用音译方式译出。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周振鹤先生对译稿进行仔细校改，并将不妥之处一一指正，在此深表感谢。

译者谨识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