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人说过,历史是由名人见证的。这话颇有些在理。因为名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往往决定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甚至决策。依照这个推断,说名人的经历是历史的见证,也不为过。那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出版名人之传,就可能有一个历史责任感的问题。
对于普通社会大众,历史的真相确实是不为自己所熟知的秘密。即便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部分人恐怕并不知晓。因此,通过出版名人之传,告诉社会大众他们所不知道的历史,确实是件好事。但好事要办好。如果以纯粹迎合猎奇心理,甚至制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史实”作为“卖点“来出版名人之传,则不仅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对不起那些希望能够通过名人传记这道门缝看历史的人们,更是对不起历史。
以上的这些文字,是陈瑞跃在完成《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战传》时的一些感受。在写作过程中,有人曾向他“建议”:刘亚楼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唯有抓住他们之间的微妙之处,这本书才会有“卖点”。
对于普通社会大众,历史的真相确实是不为自己所熟知的秘密。即便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部分人恐怕并不知晓。因此,通过出版名人之传,告诉社会大众他们所不知道的历史,确实是件好事。但好事要办好。如果以纯粹迎合猎奇心理,甚至制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史实”作为“卖点“来出版名人之传,则不仅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对不起那些希望能够通过名人传记这道门缝看历史的人们,更是对不起历史。
以上的这些文字,是陈瑞跃在完成《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战传》的一些感受。在写作过程中,有人曾向他“建议”:刘亚楼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唯有抓住他们之间的微妙之处,这本书才会有“卖点”。但是,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他没有也无从掌握“卖点”材料,不敢也不想欺世。
如果说,《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战传》作者写的东西是一道向读者展示历史事件的门缝的话,读者所看到的与刘亚楼相关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并且是积极的,对得起门缝外的眼睛们。
共产党人的飞天梦想
1949年,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正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准备走上新的历程。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降临到了正忙着筹备开国大典的古城北平。
5月4日,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六架美制B一24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北平城上空,投下了几枚巨型炸弹。空袭的地点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很近,显然是一次有地面特工配合的有预谋的偷袭。美制炸弹巨大的爆炸声在都市响起,震惊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也许反华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想不到,正是他们派这六架B一24的“大驾光临”,促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组建步伐。
经过二十多年炮火硝烟的磨砺,1949年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已经成长为一支在国内战场上所向披靡的胜利之师,但是,空军部队的建设却还是八字没一撇,根本无从谈起。
没有一支能在天上保卫祖国领空的空中劲旅,显然是不能完成保卫新生国家的任务的。作为共和国的军事领袖,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一次,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商谈国事,不谋而合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5月4日的空袭过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他。
谈到这次空袭,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就像建一座房子。如果我们只拥有数量可观的陆军,那也只能筑起一道坚固的钢铁长城,拒敌于长城之外,却不能防止像空袭这样的侵略。因此,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防空部队来保护共和国的领空,我们拥有的房子就只有四面墙壁,却没有遮风避雨的屋顶。”
周恩来接过话头:“主席,看来,为我们即将建成的房子加盖个屋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毛泽东临窗而立,在他眼前,是一片枝叶茂盛的树林。他深邃的目光,沿着林中的小路望得很远。良久,他背对着同在凝思中的周恩来挥了挥手,说道:“确实如此啊,恩来,我们中华民族的飞天梦,要由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谱写了!”
周恩来会意地笑了,顺着毛泽东的目光,他似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之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空军之梦……
当清王朝还在死守国门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的1903年12月17日早晨,有人已经真的飞上了天空——俄亥俄州的德顿,一对开汽车修理店的兄弟,凭借着自己对航空的梦想,驾驶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鸟”飞上了天空,开创了人类飞行史。
1909年9月21日出现了中华飞行第一人,他就是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的旅居美国的华侨——冯如。1910年,经晚清政府批准,中国留学生厉汝燕赴英国正式学习飞行技术。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受革命军政府委托,在奥地利购了两架“鸽”式飞机回国,并出任沪军都督府航空队队长。1912年在上海进行了正式飞行表演。1913年9月,在北京南苑航空学校任主任教官。1919年任航空教练所所长,后历任国民政府空军教导总队副队长,中央军校航空班副主任等职。冯如为中国在世界航空史上赢得了荣誉,而厉汝燕则开创了中国航空史。但是,不仅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队伍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列强,靠着“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在空军的建设上更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对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军队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对于空军,对于那群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铁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都有一种欲爱还恨的心情,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上征战多年的战士。自从八一南昌起义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但由于种种原因,却迟迟不能拥有自己的空军。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着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但由于客观原因,却一直没有自己的飞机。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有过两架飞机。
那是在1930年春,一架执行通信联络任务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在由开封返飞武汉途中,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鄂豫皖边区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西南十公里陈家河的河滩上。飞机和飞行员被当地的赤卫队扣留。边区领导人徐向前将军接见了飞行员龙文光,鼓励他参加红军,为人民做事。龙文光曾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航空学校和苏联学习过,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一定认识,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在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航空局后,他被任命为局长,钱均为政治委员。航空局配备了必要的技术人员。
……
P96-97
看到名人之传很是畅销的现象时,我心里总有个疑问:人们如此热中于买名人之传,是否是一种隔着门缝看自己所不为知秘密的心理驱动使然?这种心理是不是总被一些怀有某种不可告人之目的的人利用?
举一个事例:美国有两个人,他们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件让全世界男女都感兴趣的事。事后,美国政府专门向世人发表了详实的调查报告,大家可能以为关于此事的文字记载到此该划个句号了。但是,女主人公不久就出了一本书,据说这本书的稿费创下了天价。而男主人公离职之后,马上有出版商找他写了一本书,卖得非常火。更让人吃惊的是,男主人公的夫人隔了年把之后,也写了一本书,发行量亦是出奇的大。这些书的核心材料都是那件谁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个细节的事。无论是写书的人,还是出版书的书商,无非都是在迎合社会大众的好奇心理:那两个美国人究竟是怎样干那件事的。
对于名人,社会大众总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因此,名人之传总能够为作者、出版商谋得利益,更有可能起到宣传名人的效应。名人之传,有两种之分。一种是活人的。如今,当红影视明星、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几乎人人都有传。或自写或他写,或记录成名经历或自暴“内幕”。这类传记从写作到发行都轰轰烈烈,先是媒体“猜测”,紧接着召开公开发行新闻发布会、名人签名售书,再到铺天盖地的媒体“评价”。另一种是故人的。在历史事件中有异议的人物,无论是声名远扬的,还是遗臭万年的,都在其列。揭秘,永远是这类传记的主旨。臆测或者传闻都可以成为素材,至于是否属实读者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窃到秘密之处了,秘事不再是秘密,也就可以一笑了之了,权作消遣。
出于商业或宣传考虑出版名人之传,其实也无可厚非。而社会大众的猎奇心理,更是常人之态,勿需我等指手划脚。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假如让出版名人之传与历史责任形成某种关联,其中可能就有一些凝重的话题需要大家思考或者商榷了。
记得有人说过,历史是由名人见证的。这话颇有些在理。因为名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往往决定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甚至决策。依照这个推断,说名人的经历是历史的见证,也不为过。那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出版名人之传,就可能有一个历史责任感的问题。
对于普通社会大众,历史的真相确实是不为自己所熟知的秘密。即便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部分人恐怕并不知晓。因此,通过出版名人之传,告诉社会大众他们所不知道的历史,确实是件好事。但好事要办好。如果以纯粹迎合猎奇心理,甚至制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史实”作为“卖点“来出版名人之传,则不仅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对不起那些希望能够通过名人传记这道门缝看历史的人们,更是对不起历史。 以上的这些文字,是我在完成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传记时的一些感受。在写作过程中,有人曾向我“建议”:刘亚楼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唯有抓住他们之间的微妙之处,这本书才会有“卖点”。但是,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我没有也无从掌握“卖点”材料,不敢也不想欺世。
如果说,我写的东西是一道向读者展示历史事件的门缝的话,我敢说,读者所看到的与刘亚楼相关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并且是积极的,对得起门缝外的眼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