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诗人于坚的四本随笔新作：《于坚思想随笔》、《于坚诗学随笔》、《于坚大地随笔》、《于坚人间随笔》。随笔集收录了于坚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随笔作品精华，展现了作者在思想、诗学、地理、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思考、体验与感悟。

本书为《于坚思想随笔》，书中特地收入了他在1986年至2009年期间的“棕皮手记”，以前卫的视角，用隐喻的笔法，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敏锐而深刻的看法，在上世纪90年代影响了大批青年，至今意义深远。于坚也因其对散文文本的特殊贡献而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

于坚说，这是一个散文时代，散文更接近人生，接近生活世界，散文的时代则是生活的时代。在未来主义的神话面前，他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所焕发出来的价值，他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他言辞激越，但内心柔软；他的思想有着针尖般的力量，但胸中却包蕴着广阔且厚朴的情怀，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之一。

“于坚随笔”收录于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随笔作品精华，展现了作者在思想、诗学、地理、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思考、体验与感悟，开创了一种手记式的现代文体，笔法拙朴而不失开阔，文本建构的原创特色丰盈，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中独树一帜。

三个词

铅笔

优势

少许

民工

石块

棕垫

根雕

树桩

蜻蜓

玉兰

遮蔽

原声

重复

彼岸

卡夫卡的书店

正在眼前的事物

钢板上的舞

流水线

格以头

黄果树瀑布

粉刷和若干把刷子

乡村鞋匠

教育的恐怖

梧桐树在周围

一个什么都知道的文盲

私人和私人之间的对话方式

何谓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

在一家老式理发店与行为艺术不期而遇

说文物

读史蒂文森

玫瑰中的利斧

阿姆斯特丹，在凡·高的呼吸中

在巴黎的地铁中

在巴黎·蒙娜丽莎

巴黎·向塞尚致敬

旧巴黎与新昆明

阿姆斯特丹，没有黑暗的河流

棕皮手记·在西藏

棕皮手记·诗人写作

棕皮手记·诗人何为

棕皮手记·故乡费里尼

棕皮手记·在大研镇思

棕皮手记·1986～1989

棕皮手记·1990～1991

棕皮手记·1992

棕皮手记·1994～1995

棕皮手记·1996

棕皮手记·1997～1998

棕皮手记·1999～2000

棕皮手记·2005～2007

棕皮手记·2008～2009

谈谈我的《罗家生》

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

大学时代·我的回忆与思考

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自白)

原声

我有一个同学，来自云南某县，刚进大学的时候是用一口他母亲喂他奶的时候教他讲的原声发言，这口音在以普通话为准的耳朵听起来，犹如某种山雀叽叽喳喳。当然受到了嘲笑。约定俗成，在大学这样的地方，公认只有普通话才有权发言，才是原声(在现在流行的“原装”这个意义上)，方言就是发音方式的次品(国内组装？)。在他的同学看来，他的原声不是发音方式之一，而是不开化、落后、未完成的象征。在标准的普通话面前，这位同学为他的方言倍感耻辱。他发言别人听不懂是别人的光荣[人们有权拒绝(或不耐烦)倾听]，别人发言他模仿不像，是他的无能。他终于意识到这口音搞不好将来会影响他的发言权。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权力话语，并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上。诗歌朗诵会、回答提问、宣读誓词、比赛、演讲都是用普通话发言。那么家乡话是什么话？只能在家里讲的话。能够用方言朗诵社论吗？能用方言在大会上作报告吗？他听广播，发言的都是一种话；他看电影，发言的也是一种话，电影配音，听起来外国人也是不讲方言的，讲普通话，而且是一般人讲不来，或必须憋着假嗓子、非常优雅的发言。

唱歌，用的也是普通话。在卡拉0K歌厅里，没有人用原声唱歌，都要唱得像某个歌星。大家对歌嗓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必须唱得像已经成名的歌手，如果唱得不像，就说你五音不全。没有人会像他母亲那样唱歌。据说，卡拉OK本是为了让人解放个性、自由演唱的，但现在都成了自由模仿的地方。大家鼓掌，说唱得好，只是由于大家都想起了某个现成的歌星的嗓子。有些人刚刚还在用故乡方言生龙活虎地说话，但一握着麦克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嗓子变成了假的，人的动作也换了一个人。在卡拉OK里，你听不见原声，你听见的全是假嗓子。用原声唱的偶尔也有，但那是为了博大家一笑，笑过之后，马上憋了假嗓，再唱一曲，像花腔女高音，以示他是会唱的人。声乐的存在本来是为了创造声音的区别，现在却成了人声统一运动，现在不是为了向听觉提供陌生，而是灌输熟悉。

我那位好同学发现，被歧视的仅仅是他的不被文化价值取向认可的原声，只要他用普通话发言，就没有人会歧视他，他甚至会在讲方言的人面前体会到一种优越感。他渐渐明白，说什么话，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发言，不仅仅只是一个口音的问题，而是一个发言权的问题。他朴素地总结出来，用普通话发言会有好处。将来毕业，凭他这一口口齿清楚的滇南话，广播电视局这样的单位他是进不去的，话剧团他也是进不去的，公关先生他是当不成的。

普通话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方便，还因为它是一国之都的发言方式，而一国之都又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对外交流的中心，一切价值的衡器。它实际上在发言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它是一种权力话语。在他的故乡地区，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人，就会以为这人是北京来的，上面来的、工作队的同志。在中国要冒充一个果戈理笔下的钦差大臣，当然要用普通话。普通话一方面利于不同的方言之间的交流，沟通思想；但另一方面，它也容易成为“文革”那一类时代控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工具。因为它的目的是统一不同方言中的人的发言，同时它又是意识形态的发言方式，所以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发言，求大同的发言。它必然是以逐步剔除方言中那些与一统相悖的个别的部分为代价的。不可能设想1966年的“革命”是一场用没有经过革命过滤的原声发言的革命。文学本来可以对发言方式的形而上化作出形而下的弥补，但一旦作家们都服膺于权力话语的权力，那么将不是作家的写作而是由普通话来造就一整代的作家，将不是由作家的写作来消解普通话的形而上的趋势，而是由普通话的权力来潜移默化作家们的发言。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是用普通话发言的作家。

发言事关前途，4年之后，这位同学不但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还会讲地道的昆明话，口音还有点像昆明电台的某某某。他被留在昆明一家电视台工作，发言权给他带来了物质方面的好处。贺知章离开故乡几十年，是“乡音无改鬓毛衰”，而这位同学是青发如丝，却不说家乡话了。他后来以别人从他的发言中听不出来他的乡音为荣，没有人猜得出他是哪里来的人，他对此问题，总是反问“你猜猜”？所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笑而不答。他患了原声恐惧症。对原声的恐惧实际上也就是对原在的恐惧。原声就是原在的声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在之处，不就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乡话么？原声恐惧症只有依靠不断地前进，最终抛弃原在之地才能缓解。所以我的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同学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又跑到北京去，根本就不说云南话了。再后来，他发现，用英语发言会比普通话发言更有好处(世界性的“普通话”)，他开始猛攻英语，三句汉语夹杂着半个英语单词的发言，没有人以为怪，反而从他单词乱冒的现象，预见此人必将前途远大。当他终于可以用英语发言，就飞到美国去了，只讲英语。就这样，这位同学从抛弃原声(母语)开始，一步步成了“世界公民”。这个故事不是要贬低普通话，其实故事中的普通话，也可以换成英语。

这个故事总是会使我想起当代某些抒情才子成为诗人的历程。以汉语写作始，以译成英语或瑞典语为终，不正是一整代的诗人们所苦苦追求的么？在今天，成为诗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没有家的人。家的丧失，是从原声的丧失开始的。我会想起用陕西话发言的杜甫，用四川话发言的李白。

我在5岁时由于患肺炎，注射了过量的链霉素，导致耳朵重听。我听得最清楚的声音是我幼时听得最清楚的我母亲的声音。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重听，导致我对后来的一切声音都听不真切，我虽然学会了说话，但我的口音一直是原声，永远无法完成，并且不清不楚。所以我经常性地受到人们的嘲笑，“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为此有很深的自卑感。也许，就是由于这种自卑，把话说清楚成了我一生的工作。

 但有时我也很幸运，在这个原声越来越少的世界上，我也只有依靠这上帝安排的残疾，才拥有这些幸存的原声啊。

1996年

P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