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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城南旧事(青少版)/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分类 少儿童书-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作者 林海音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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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林海音女士是台湾文学界“祖母级人物”,同时以她的成就、她的为人、她的号召力,成为联接大陆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桥梁。本书是她早年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佳作。本书主要讲述了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

《城南旧事(青少版)/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经典自传体小说,初版1960年。全书透过英子童雅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内容推荐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独步文坛三十多年的经典作品。自1960年出版以来,不但在台湾畅销不衰,在大陆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然而不造作,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人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城南旧事(青少版)/世界文学经典文库》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

目录

冬阳 童年 骆驼队/1

惠安馆/4

我们看海去/70

兰姨娘/100

驴打滚儿/124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142

试读章节

冬阳童年骆驼队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P1-3

序言

追寻母亲的足迹

饭桌上,腌得青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里嘎巴嘎巴的。母亲在对座盯着我望了一会儿,突然笑说:“听你嚼的声音,真清脆,真好听!”母亲这么开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亲一向喜欢吃,也喜欢做,更爱做给别人吃。谁都喜欢到她家做客,也喜欢回请她,因为她能评赏出各家菜的优点,能体会主人在厨房的辛苦。她说过一句豪语:“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说:“吃东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样。”

近几年,母亲糖尿病缠身,三餐顿顿得吃药,每天还要注射胰岛素,饮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乐趣被剥夺,可说是母亲晚年的憾事吧!

偶尔血糖降到“接近”标准时,父亲就会心疼地说:“晚上咱们带你妈去外头吃顿饭吧,你妈最爱吃……”想到这儿,我知道,母亲望着我嘎巴嘎巴嚼着菜心,一定打从心底羡赞。

“妈,你也可以吃啊!”我说,“菜心多吃又没关系!”

“不,不对劲儿。我的牙不好,吃起来不够‘漂亮’。”

“漂亮”,好一个形容词儿,我和父亲都笑了。生病减少了母亲往日的犀利干练,但是语言仍然那么生动俏皮。灵活的语言,正是母亲作品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母亲天生有一对敏锐的耳朵。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榻榻米上,兴趣盎然地听她学童年北京街头的小贩吆喝。她的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街头的情景,那声调、手势、吆喝的内容,好像一直留在脑海里。她学着水果小贩放下担子,一手叉腰,一手捂耳朵,仰起头来,便是一吆喝,包括产地、味道、价格、名称都出来了,她说:“那真是意味深长啊!”母亲学完了,总不忘分析那些小贩夹上一两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话。

1999年的夏天,为了撰写《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五岁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泽宁侄开车,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小、当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等地。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栋大小有八个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东面却有三间坐北朝南的小楼房,母亲嫁到夏家就住在这小楼上。大局改变后,这栋房子被分配给二三十家人居住,院子就被动消失,仅剩下才可过人的通道;三间小楼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无踪。现在听说要把这栋住宅拆了改建楼房。

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弟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三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七十四岁的祖奎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婶两人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儿,新!”

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宋妈没有来》这篇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大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阴下玩沙箱,奶妈(宋妈)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前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样寂静的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边门,南、北长街又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多热闹呀!

1930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京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以四十四岁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1922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十三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而外婆是个乐天知命、识字不多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个什么情景呢?后来我在交大宿舍里问祖奎堂兄,他说:“在我的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亲密团结。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光老是亮着,家里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板桥亲戚、文坛前辈张我军的长子,七十四岁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忆当年时说:“爱珍表姑(外婆)个性开朗、活泼、喜欢开开玩笑,我们都很喜欢她。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母亲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干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北平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也不会。三姨告诉我:“大姊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姊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在一篇文章中也写到:“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心里盼望着,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人围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1990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卡本(FrederickMcCubbin,1885—1917)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母亲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

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

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妈,那是画啊!”我笑了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啊!”

“对,不只孩子会走失,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Swagman,这种男人情愿餐风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浪。惟一的伴侣就是一只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心听。”母亲说,一“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蜡笔画,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在母亲书房的画架里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家园景象。

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是永远看不厌的。”

黄昏时候,到了琉璃厂。我背着相机,左手举着录音机,右手拿着笔记本,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西方游客如织,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在椿树上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习‘自个儿’。”母亲在《我的京味儿回忆录》里写道。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黄辫子,闪着好奇大眼睛、白净可爱的英子,向我走来……

“以前厂甸到春节总排满了摊贩,后面有座庙,黄鸟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在我旁边说。

“黄鸟叼签算命!”母亲曾说过,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黄鸟叼着命签给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好鼻子,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你们看着,赶明儿能做女校长!”

命运没让这个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长,却成了作家林海音。

(本文作者为林海音的二女儿,从事写作、编辑多年,曾与母亲面对面工作十年。目前居住澳洲,著有《林海音传》等十六本书。)

夏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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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 9:5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