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故事》是一部反映共和国60年伟大建设实践的大型历史故事丛书，它从多个视角，多个侧面来解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有深刻影响的500个重大历史事件。

这本《民族灵魂(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由何森编写，为该丛书之一。

这本《民族灵魂(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由何森编写：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国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取缔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民族灵魂(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本书又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

、探索决策

 召开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002

 文艺院团推行承包责任制/007

 艺术团体改革初见成效/012

 确认文化市场的法律地位/017

二、创新机制

 艺术团体大力实行双轨制/022

 文化部出台文化体改意见/027

 中央促进文化事业产业化/036

 推进文化产业集团化建设/046

三、深化改革

 中央推崇丽江改革模式/058

 文化体改试点取得成功/066

 体改试点注重社会效益/077

 通过试点形成强势方阵/083

四、稳步推进

 陕西体改打造文化强省/090

 河南提升文化的软实力/101

 出版业改制重组联手攻坚/108

 沈阳文化体改全员转制/114

召开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文艺界的重要会议。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著名作家茅盾，以及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出席了大会。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说：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

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是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词，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

随着文艺回归人性，文艺家的创作活力开始激活。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与初步繁荣的局面。

早在1978年春，作家刘心武在大型文学月刊《十月》创刊号发表新时期的第一篇爱情小说《爱情的位置》，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高潮。《爱情的位置》发表后，仅仅一个月，他就收到7000封读者来信，人们对这篇作品赞誉有加。

同年8月，《文汇报》刊登了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又引起社会强烈共鸣，报纸破天荒地加印150万份仍然脱销。

在艺术领域，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争先恐后地走进剧院观看。

1979年3月，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这部话剧表现了医务工作者的故事，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由于这两部政治话剧的成功，陈白尘的《大风歌》、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先后上演。这些话剧解放思想，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深受观众喜爱，使得话剧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

在美术界，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相继出现，如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等。

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歌曲、“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一起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谢泳记得改革开放初期，自己在读高中时的情景。他回忆说：

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

到1980年，包括《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等10多个大型文学刊物和省市所属的文学月刊，纷纷创刊或恢复出版，仅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就超过200余种，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众多的阵地，文学界开始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在文艺演出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张掖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被称为“塞卜汀南”的农业城市中。在雪花纷飞的寒冬腊月，张掖七一剧场门口排起了长长的购票队伍。人们托关系，找门路，只为买得一张戏票。

民乐县的农民为了买张票，半夜排队，点着麦草取暖，一直排队到天亮。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使人们这样不顾寒冷从黑夜熬到天亮呢？

原来是张掖七一剧团停演了17年的优秀传统剧目《十五贯》又重新上演了。此种盛况一直延续了半年之久。一出《十五贯》剧团连续上演了半年，场场爆满，剧团票价4毛钱一张票，半年下来剧团上缴财政17万元利润。也正是因为这出戏的演出和收入，地区将全额拨款的七一剧团变为了差额拨款。

改革开放的春风首先使七一剧团这个基层戏剧表演团体将传统戏重新搬回戏剧舞台，为张掖广大的戏剧观众打开了一扇窗口。禁锢了17年的传统戏，犹如张掖饮食中的西北大菜一样，赢得了观众的青睐，显现出了它巨大的艺术魅力。

剧场门口门庭若市，剧团的演职员为此兴奋不已。被亲朋好友托着买票以及演出时热烈的掌声使得文艺工作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继《十五贯》后，剧团又连续排出了《三滴血》、《游龟山》、《白蛇传》、《游西湖》、《金鳞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等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

从1978年到80年代后期，剧团共排演优秀传统戏20多本，剧团上演的这些优秀剧目，标志着戏剧从单一的样板戏模式向百花盛开方向发展的重大转折。随着久违了的传统剧目重新回到戏剧舞台，张掖七一剧团的戏剧发展出现了井喷式的繁荣景象。

文艺院团推行承包责任制

随着文学艺术的繁荣，1980年2月，全国文化局长会议召开。会议认为：

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严重地影响了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

会议明确提出：

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

1981年，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承包北京京剧团为发端，“承包制”在全国许多院团中推行开来。

北京京剧团改革的主要做法是：

实行一团一队“补贴大包干”，只发工资的70％，其他大部分职工福利国家不再负担，一切演出费用也一概自己解决。

除以上三项开支外，从演出盈余中留30％公积金，上交剧院10％，然后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基薪分红。

经过两期16个月的试验，改革的优越性逐渐显露，演出期间每人每月平均分红50元左右，减少国家补贴10万多元。

上海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和戏剧演员严顺开等也都曾参与了承包剧团的试验。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时年88岁高龄的徐玉兰回忆起当初承包的源起，她说：

刚改革开放，上面下文说只要不演坏戏，文艺团体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个团出去演，观众可以多看戏，国家可以少拔点钱，演员们也可以多些收入。

在那时，上海越剧院还在吃“大锅饭”，“下海”、“百万大军下广东”、“承包”……这些流行风向没有撬动门户紧闭的越剧院大门。徐玉兰回忆说：

整个上海越剧院500多号人，不出人，不出戏，矛盾很多。我和王文娟刚60岁出头，精力还很旺盛。我就对她说：“老王，我和你跟越剧院讲讲，拉60个人，组一个团搞承包吧。”

但搞“承包团”并不顺利，徐玉兰回忆，领导第一天同意了，第二天又反悔。这样重复了四五次，激起了她性格里的固执，“他们不同意给我们搞，我们两个偏偏要搞”。

几经反复，1986年8月，徐玉兰、王文娟与上海越剧院、上海市文化局正式签订了承包改革协议书，成立“改革团”，也就是后来的红楼剧团。

这个改革团与上海越剧院约法三章：人事制度独立、分配制度独立、演出独立。在当时，徐玉兰、王文娟分任正、副团长。

徐玉兰后来回忆说：

改革团成立了取个什么名字？我发动大家想，想到一个好名字的，奖励20块钱，当时的20块钱可不像现在。后来胡兆芬说，你们有《红楼梦》就叫红楼团吧。

红楼剧团成立了，但没有场地、没有钱，台柱子当然也得自己想办法。

红楼剧团成立时，徐玉兰66岁，王文娟64岁，虽然电影《红楼梦》播放后，红楼迷遍布全国，但人终究是老了，舞台需要青春的娇艳。

因此，吸收新鲜血液，引进一些有功底、能演大戏、还有影响力的青年演员被提上红楼剧团的议事日程。

她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手把手教过的学生：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

单仰萍、王志萍分别是桐庐越剧团和舟山越剧团的主力花旦，她们是王文娟的弟子。后来虽然历经了一番风波，但终于成功了。钱惠丽、单仰萍排了《红楼梦》，王志萍排了《追鱼》，到全国巡回演出，还多次到新加坡、泰国等地访问演出，受到当地“越剧迷”如痴如醉的欢迎，3人终于成为越剧明星。

徐玉兰重温这件事，欣慰“红楼风波”终于还原到人才流动这个普通定义上。她回忆说：

没有改革，就没有红楼越剧团，就没有3个小家伙到上海来。

1983年初，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发表了著名的元旦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一般也适用于文化事业。

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里，全国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83年6月，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这个时期，由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处于起步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并不突出，实际上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1984年7月，在电影界，《街上流行红裙子》摄制组首先向长影厂提出了承包方案。到1985年底，大部分电影制片厂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P2-11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国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没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围故事》。

《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重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围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