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部政论性的史书。书本在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思想的基础上，从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书中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入唯贤的人才使用事迹，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

全书共十卷四十章，每章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书中广泛引用了哲理教义较深的格言名句，因此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本书为该原著的文白对照版本。

《贞观政要》是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硅、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的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策略；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的情操修养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

前言

 卷一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卷二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纳谏第五

 卷三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封建第八

 卷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师傅第十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规谏太子第十二

 卷五

仁义第十三

忠义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诚信第十七

 卷六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仁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悔过第二十四

奢纵第二十五

贪鄙第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礼乐第二十九

 卷八

务农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贡赋第三十三

辩兴亡第三十四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

安边第三十六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畋猎第三十八

灾祥第三十九

慎终第四十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做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虽然肚子是填饱了，人也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患。如果一味贪恋美味，沉湎声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损害就越大，既妨碍国家的政事，又侵扰百姓。如果再讲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会导致民心涣散；怨言四起，就会发生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纵和懈怠。”谏议大夫魏征答道：“古代圣明的国君，都能够由近及远，由己推人。从前楚庄王聘用詹何，向他征询治国的要领。詹何用修养自身品德来回答。楚庄王又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说：‘从未听说国君清正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阐明的道理，完全符合古代圣贤的意思。”

【译文】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魏征说：“怎样才算是圣明的君主，怎样又算是昏庸的君主？”魏征回答说：“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兼听各方面的意见；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中说：‘先辈有言：国有疑难事，可问砍樵人。’过去尧、舜治理国家广开四方门路，眼观四方，耳听取各方意见。所以，圣明的君主心明眼亮，无所不知，像共工、鲧之流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是深居内宫，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只偏信赵高一人，直到政权崩溃、百姓离叛，他还一无所知。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谗言，重用侯景，侯景兴兵作乱，围攻京城，他竞浑然不觉。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反隋兵马攻城略地，他还蒙在鼓里。由此可见，君主如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纳臣子忠言，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意见也就能传递给国君了。”太宗很赞赏魏征的这番话。

【译文】

贞观十年(636)，太宗问身边的大臣们说：“帝王伟业，创业与守业哪个更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地豪杰争相而起，必须攻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斗中获胜才能使敌人归顺。如此说来，创业要更艰难一些。”魏征回答说：“帝王的兴起，必定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机，推翻昏庸无道的旧主，获得百姓的拥戴，四海之内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相助，如此看来并不算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趣发生了变化，容易滋生骄奢淫逸的现象，百姓想安宁地过日子但徭役却无休无止，百姓穷困潦倒而国君却一刻不停地奢侈享乐，国家的衰败常常因此发生。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看到创业的不易。魏征如今辅佐我治理国家，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他看到守业的艰难。如今艰难的创业已成往事，而更难的守业我想与诸位一起谨慎对待。”

【译文】

贞观十一年(637)，特进魏征向太宗上书说：“臣认为，自古以来，但凡承受天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朝南而坐，以统治万民，都希望自己德配天地、功高日月，政权巩固，统治长久，能世世代代将帝位相传下去。然而，善始善终的实在太稀少，衰亡倾覆的相继发生，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遁治国的规律。前朝覆灭的教训并不久远，可以引以为戒。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强马壮，三十余年，声威远播，震动外邦，然而一下全部丧失，江山为别人所有。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故意要施行桀、纣那样的暴政，弄得自己国破人亡吗？他不过是依仗国家富强有恃无恐，而不考虑后患。他驱使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搜刮全天下的财物尽情挥霍，挑选全国的美女，往域外探寻珍宝。装饰宫苑，构筑楼台，徭役无穷无尽，战事终年不休。君臣间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奸佞邪恶的进谗者受福不浅，忠诚正直的人却连性命都难保。君臣上下互相欺蒙，离心离德，百姓不堪忍受，国家从此分崩离析。于是一度曾统治四海的国君，竟死在匹夫之手，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被天下人所耻笑，这能不令人痛心吗？

“皇上乘着机缘，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使倾倒的撑天之柱重新匡正，四方松懈的力量重新振作。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使海内统一，人民安居乐业；也无须百年便可。达到刑罚废弃不用的安定境界现今所有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皇上都已拥有，奇珍异宝皇上都已收藏，佳人淑女都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全国的百姓都已成为皇上的臣属。如果此时能借鉴和总结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思考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成功经验，日夜警惕，虽有功德而不自恃，像过去一样烧掉鹿台的宝衣，拆毁阿房宫的宫殿，居住在峻伟的宫殿里心里更要警惕危亡，居住在简陋的房合中却感到心安理得，那么就能与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中贯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如果顾惜现成的东西而不忍毁坏，就让它们仍然保持原貌，要免除那些并不急需的供奉，享乐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即使是茅屋与豪宅共存、玉石台阶和泥士台阶一起使用也无妨。要使百姓心甘情愿地效力，又要不用尽百姓的力量。要常想到自己享受的安逸和别人劳动的辛苦。这样，百姓就会自愿来服从，他们依靠天子的恩德而感到满意。这是次一级的德行标准。如果是妄自尊大，不考虑后果，小善始慎终，忘却打天下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靠，忽略住陋室时的俭朴作风，追求雕梁画栋的奢靡建筑，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扩建，广加修饰，其它事情依此类推，不懂得节制，百姓见不到德政，见到的只是无休止的劳役，这是最糟糕的德行。这样的做法就好比背着柴草去救火，倒进开水来止沸，用强暴来替代混乱，这是与先前的乱政走的是一条路，其后果不堪设想，后世子孙怎么来看待这些做法呢？没有可观的政绩就会天怒人怨，人怨的事情上天也会发怒，上天发怒灾害就会发生，就会引起祸乱，祸乱一旦兴起，要保全身家性命和美好名声的人是很少了！顺应天命，改朝换代之后，按理说可以维持七百年隆盛的国运，子孙相承，传至万世。江山难以获得却容易失去，能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颢吗？”

【译文】

本月，魏征又上疏说：“臣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好，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行义积德。河流的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树木的根基不牢固却希望枝叶茂盛，不德高望众却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像我虽然是愚昧的小臣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国君呢？国君掌握国家大权，居于天下最重要的地位，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永保无边的福禄。但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能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积德，不能制欲，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流水绵长一样荒唐了。

【译文】

“历代帝王，承应天命开创基业，创业伊始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而道德显著的，可一旦大功告成，就德政日衰。能善始的人很多，能善终的人大概太少了。难道夺取政权容易而守住政权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力时量绰绰有佘，而如今守住天下却力不从心，这是为什么呢？在创业时，心里常常怀着忧患，一定能做到竭心诚意地对待下属；一旦功成志得，就会妄自尊大，放纵感情，看不起他人。用诚心与人交往，即使是边远的北胡、南越民族，也亲如一体；当骄纵自大时，即使是骨肉之会变得视同陌路。即使用严刑峻法来管理天下，以威胁愤怒来恐吓万民，最多让人们尽量避免不触犯刑罚，但内心还是不怀好意，貌似恭顺而心里不服。民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应该慎重考虑和对待。用朽绳烂索去驾驭飞奔的车马，这种危险怎么能够疏忽大意！

P3-10

《贞观政要》是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硅、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史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作为史官，他不仅能够秉笔直书，还能不顾个人安危直陈政事，发扬了史官忠于历史的赤诚品格。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无力驾驭朝政，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各派势力都在拉邦结派，朝臣人人自危。安乐公主要废太子而自立，太子因发动兵变失败而被杀，后安乐公主又把矛头指向相王李旦。吴兢在这严竣形势面前，他写了《上中宗皇帝疏》，劝诫中宗要明辨是非，珍惜兄弟情谊，最终保住了相王李旦。数年后李旦执政，是为睿宗。在唐玄宗执政时，吴兢反对玄宗集大权于一身、群臣不敢纳谏的局面，上疏玄宗，主张朝廷行政要按规章制度行事，他说：“上自天子，下至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吴兢在担任史官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贞观政要》以及纪传体《唐书》、编年体《唐春秋》等书，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当初，吴兢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便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地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张说几次请求删改，都被他断然拒绝，并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唐会要·史馆杂录》因为不替当朝宰相张说隐讳其恶，而被贬官荆州司马，后在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秉笔直书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贞观政要》写作亍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经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初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所以它一直为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和珍视。

在封建社会君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辅佐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也曾亲眼看到过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但由于隋炀帝施行暴政，因此隋王朝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他感受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更深深地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二十三年，期间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王硅等诸臣反复讨论经邦济世的大计，最后逐渐形成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洁奉公、任贤纳谏、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防患于未然等一整套治国兴邦的策略。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建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贞观之治”局面。

《贞观政要》虽属记载史实，但并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组织全书，作者一反过去纪传体或编年体的繁琐写法，对传统的记言体裁又加以改造更新，创作出了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书中在以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思想，从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定百姓与自身修养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的安危确具有普遍的意义。书中还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入唯贤的人才使用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贤臣集中于初唐政坛，正是因为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也是非常关心的。在《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中，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做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全书共十卷四十章，每章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书中广泛引用了哲理教义较深的格言名句，因此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所以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书中列举的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成为后世“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的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策略；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的情操修养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这些观点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二零零七年十月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