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迄今已来国内外第一部全景式、立体化、包含众多国宝级中医大师、针灸大师、中药大师、各有建树的理论和临床医家、名医传人、以及民间医者的坎坷经历、历史事件、独特经验、绝法奇方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以口语化、访谈体、雅俗共赏的大众取向的中医文化普及读本。它将成为一幅21世纪的中医药《清明上河图》，或者一部中医药“新史记”。

一位文化女性，历时三年，历经辛苦，深入中医药领域，寻访中医大师、名药名院、民间隐医近百名；释名家之密，探病机之幽，解人体之疴。百余次访谈，记录了上千万字的谈话录音笔记，并从中集粹100万字，以原生态访谈录的形式，呈现在您的面前。

作者直面中国人的生存窘况，鞭辟我们身心的悖谬常态，以众多杰出医家的经验方法给出扶危解病之道。率性问答透着真实性情，寻常话语生发道义力量，充满对生命的深度关怀和文化感召力。

现场一 中医体质学创建人王琦 解读我们的身体问题

上篇 王琦与他的中医体质学

 一、你是什么体质？

 二、做身体的主人！

 三、人的病和病的人

 四、读懂你的身体

 五、抑郁与体质有关

 六、生命体征的秘密

 七、你可以活得更好

下篇 王琦与他的中医男科学

 一、关于男人的问题

 二、庄在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

 三、“我肾虚了！”然后就到药店买补肾药吃去了

 四、现代男人的健康处境

现场二 东方“小儿王”刘弼臣 细说儿童体质与疾病

 一、无法不谈的“非典”之憾

 二、小儿病症，从何论治？

 三、学医从医，五十春秋

 四、中西医结合，妙调小儿

 五、着眼本质的中医现代化

 六、教育？正规院校＋辅助师承

 附：在刘弼臣教授从医65周年庆典会上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现场三 中华药王金世元 讲述中药里边的故事

 一、天安门里出来的药王

 二、小学徒的幸福生涯

 三、中药材一定要坚持“地道战”

 四、最名贵的中药叫片仔癀

 五、解“毒”中药

 六、养生之道？没有

 七、好一位“文化遣产”

现场四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莘农 沉酿近一个世纪的针灸“心”曲

 第一曲 银针艾灸国人何日重识君

 第二曲 小针环球游大效迷世人

 第三曲 数载忙针灸喜怒皆为伊

 第四曲 文革十年超然往事

 第五曲 扎针你怕了吗

 第六曲 只针不药极品针艺

 第七曲 情系书画 养心一生

 未终曲 几度夕阳 青山依旧

现场五 北京大诚中医馆程红锋程凯 程氏针灸如何传承？

 一、我们现在搞这工作，就是要把针灸发扬光大

 二、我爷爷曾经讲

 三、一个好的医生，也是个好的心理医生

 四、而我们要求医生每次都像初诊一样

 五、这对于女性来讲，真是个福音

 六、弱视，是很难治的一种眼病

 七、有很多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专家

 八、在针灸这个天地里，他走得太久远了

总目录

后记

三、人的病和病的人

实践证明：以研究“疾病”为主的医学模式是被动的，面临着诸多困惑。所以我提出的是不仅要研究“人的病”，更要研究“病的人”。

田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医体质学的研究？当初怎么想到要创立这门学科？

王琦：从1975年到现在，有30多年了。起因是为做研究生毕业论文，那还是在全国中医研究班的时候。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写一个我今后要研究的东西，将来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我认为我要研究体质。

那会儿，记得北京的周边正在闹地震，大家都山去躲了，我跟一个浙江同学盛增秀，我们两个就留在大楼堅，为了写“略论中医体质学”这篇文章。

田原：当时就是想把这篇文章写完？

王琦：对呀，就没有想什么地震不地震的。突然有一天，半夜起来看见灯都在晃，糟了，地震！我们就开始往外跑啊，扯着被单往外跑，跑下楼一看老师还没下来呢，又冲回去背师母。大楼不晃了，就又回去写，真是这样过来的。写完之后，就寄到了中医的杂志社，想发表嘛，杂志社的人觉得，中医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没听说过有什么体质学说，没这一说！就决定把稿子退了。没想到社里有一位老先生，那天他上班的时候，看那些退稿记录，他说：这个王琦的稿子怎么退了？为什么要退呢？拿来给我看看。我这篇稿子又被追回来了。

看过后老先生说，这是中医里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我们不发表它还发表什么？

田原：就这样，关于中医体质学的第一篇论文问世了。

王琦：从1976年开始，我特别热衷于这个研究，我认为这是中医里山个最亮的智慧，而且是没人做的事业。昨天我的学生还说，王老师做事业有目的。我说什么叫有目的啊？他说，您就能认准这个体质学说，然后就矢志不渝地追求。

田原：最开始研究的时候，材料从哪里来？是依靠文献吗？

王琦：都是文献。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叫电脑？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图书馆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校合并才有的，取书只能取三本，跟吃饭一样，都是限制的。更不知道那个体质学资料在哪里？哪个本书里记载这方面的文字？你要把这方面的东西给写出来，还要把它构架出一个完整韵东西，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实在是太难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写文章，开始写书。因为我写了毕业论文，有了底气，就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开始写书，书是小薄本，但是影响特别大，因为它是一个起源的东西，成为后来中医体质学说一个奠基的东西。

我的老师后来告诉我说，好多人给他打电话，况王琦写这个东西太好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医里的一个因人制宜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研究，你应该支持他一直研究下去。

大家这样评价，我们老师也感到有光彩，就鼓励我写下去。我们老师才气大，你让他背《红楼梦》，倒过来背都行，清唱京剧，跳马，游泳，什么都会。

田原：话说回来，当时还是文革时期，为什么能成立那个全国中医研究班？

王琦：缘于当时我们的一个老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看病。他发高烧，迟迟下不来，老师给他诊治开了方子，把烧给退了下来。汪东兴对中医很感兴趣，就问老师，你有什么要求呢？老师说，现在我们这帮人都老了，后继乏人啊，能不能让我们培养一些继承人，哪怕一个省培养一个，就在西苑医院帮我们办一个班就行。

因为那时候还没恢复高考嘛。汪东兴看老师着急的样子，就答应说可以考虑。于是他就责成卫生部来办这个班。当时李先念副总理就给批了一栋1千平米的房子，一个省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房间，让他们来这做研究吧。于是就每个省给一个指标，选拔优秀的年轻医生来深造。我当时在江苏，相当于主治医生，就把我推荐上来了。

全国中医研究班就是这样来的。老师是方药中，班主任是岳美中。这些老师们不得了，那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啊，诗词歌赋、四书五经，无所不通。

现在我们这些学生真是没法比，人文断代的问题太严重了，再不重视起来，中医学真的没有后劲了。

田原：那样的一个历史机缘，您从此与中医体质学较上劲儿了。

王琦：就是一发不可收了。后来带学生，方向就是两个，首先是体质，然后是男科，轮换着带到现在，从来没中断过。开始时什么都没有，什么科研基金啊，招标啊，都是80年代才有的，等到带研究生的时候，手里有了国家课题，国家给一些钱，因为没有钱做不了这些研究。于是开始设计流行病调查表，进行流行病调查，搞各种生化指标，生什么病跟什么体形有关系，能够做动物实验，在临床上做干预病人试验，进行大量的文献调查，然后进行梳理。就这样铺开来，做起来了。

田原：有媒体称——中医体质学架构出了东方生命科学体系，顺应了整个医学发展的总趋势，在以人为本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个体化诊疗的时代，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对未来医学发展走向有引领作用。那么，怎么理解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呢？

王琦：过去呢，在医生眼里，人体被分解得很细，这是人类医学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当你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个细胞的时候，整体性就出问题了。在一个科学家眼里，人具有其生物本能，不仅有神经啊，血管啊，细胞啊，还有他对自然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心理态度、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东西都被忽略了以后，确实剩下的就是细胞了，哪里有病灶就用药物去对抗哪里。

为什么现在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疾病有54000多种，今天出现了这个病，明天又出现了那个病，根本防不胜防啊！

田原：对啊，现在我们是被动的，而疾病却是主动的，我们永远在疾病后面追。就像灭火的消防队，只能是哪里发生了火灾就去扑救哪里，而不能很好地预防和控制。

王琦：这个比喻很恰当。我们总是研究病，无穷无尽地研究病，愈研究病愈多，病愈多愈要研究，陷入了一个很无奈的循环。

实践证明，以研究“疾病”为主的医学模式是被动的，面临着诸多困惑。所以我提出的是不仅要研究“人的病”，更要研究“病的人”。P14-19

耗神费日，编完手头这部长达一千多页的中医访谈录，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之，却有了更深的忧虑，忧虑读者是否能接受这部书，能否接受这种表达方式？如果不接受，那么对于中医，还能有什么样的更好的传播方式？

当任何方式都无法奏效的时候，中医确乎也就走到了尽头，剩F的就是等待进入“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的命运了。

中医药情势不容乐观，而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传播方式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传播方式、乃至是否有效？已经关系到中医药能否适应时代、生命力能否得以延续的问题。

这是当下中医人的一个“集体性忧虑”。

这也是策划和编创本书的一个关节点。

如何传播中医，取决于这种传播能否与当下生活相对应。

三年前，怀着对中医的感恩心理，对自身文化母体的皈依渴望，本书作者开始了对中医的寻访过程。那是2004年4月，在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们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中医药发展忧患时，70多岁的老教授一们声音颤抖，语不成句，其爱之深，其痛之切，令人震动。最后发言的是王琦教授，语气平和，但含有更深的理性忧患。主持人介绍说：每一次出诊之后，哪怕是深夜到家，王教授都要用毛笔将医案记录下来，用荣宝斋的宣纸，蝇头小楷，一丝不苟，还要加盖印章，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今天！

这种对中医怀着宗教般的虔敬心理，该怎样去理解呢？

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物质化生活时代，我们已经久违了这种文化操守或心灵契约。

接下来的寻访过程艰难而又容易。难的是接洽过程，名老专家们大多年事已高，惜时如金，一般性的采访他们已无暇或无兴趣接待，接洽几次或十几次都是正常；而一旦访谈开始，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沉酿多年的心曲一旦打开，话题真是收都收不回来，只能跟着地远天高地“神游”，这一游，倒是将事物内里的细节和中医的质感一一凸现出来。

由此我们也真切地感知到：中医需要理解，中医人尤其需要对话和理解。这是普遍存在于中医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

动辄七八个小时的录音资料，在赋予其主题价值和整理写作成文的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保留了谈话的原始信息，从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和测视到中医原生态，这种原生态所透露出的信息，更能让我们感知和接近中医的真实面貌。

由此，这也就成为我们编撰本书的出发点。

口述与传统紧密相连

“语言是一种时间机器，它允许不同世代之间的社会实践得以再现，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化成为可能。

而口语是一种媒介，一种踪迹，……口述与传统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连”。

我们选择“对话”这种交流方式，是为了在平等的对话中，达成主客体的价值与情感认同。如果能使“对话”中的理念在传播过程当中落到实处，中医本体也就落到了实处。

……

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并没有使人的幸福感得以提升，现代人在物质生活异常丰富的同时却又面临信仰、价值、道德和情感等一系列“人文危机”；不仅缺乏对人生的感悟，甚至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样的现状，导致我们必须对生命予以反思，也必须从自身开始。

我们太习惯了这种表面精致实质粗陋的现实主义生活。

我们太习惯那种以人和自然对立为前提、以人征服自然为目标、以科学理性为人性根据的知性文化了，而相反却忽略了中医所倡导的德性文化内涵，那种以人对自然的归属为前提，以人与自然的自主和谐为目标，何尝不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最高诉求呢？

我们的身体被物性和欲望搜刮得只剩下浮躁。生活由欲望驱动，人变成了欲望机器，被欲驱动，奔向未来的无望。

我们是否忽略了中医所蕴含的终极关怀资源？忽略了中医从根本上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一种最为本真与和谐的生存方式？

“中医药是座伟大的宝库”。换成当代视角来看，中医当中所蕴含的诸多现代性资源，完全可以医治或调谐我们的“现代病”，比如焦虑，浮躁，“郁闷”，乃至身与心的悖谬：仅就中医发生学，中医的文化人类学基础，中医语源学、符号学阐释，中医的存在学根基等方面——就有多少活生生的资源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挖掘啊！

那些认为中医学是伪科学、是陈旧学问、与当下人没有什么干系的人，只要看一看王琦的中医体质学说，我们就会扪心自责：活得糊涂啊！

对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体“阳气”的问题，我们早就忽略和忘记了，看看李可老中医的振聋发聩之言吧，所幸为时不算太晚。

大匠不仅示人方圆，而且诲人于细微。

金老包的粽子样的小药包多么可敬？时间的棱角都捏合在上面，挂扯着你的记忆，心性因此而得到无限延伸。

难忘李可那双弯曲的手指，那是经年累月为病人把脉而形成的“习惯”姿式。

满头直立的银发，花白的眉毛，78岁的李可老人手指瘦如竹枝，关节凸起，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始终微弯，就是这三只把脉的手指，五十多年来触摸了十余万病人的脉搏，将无数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简单的程莘农院士，一根银针，一张床，一台电视机，透着心灵的淡定与自给自足。

还有金老讲的那个关于麝的故事，正是因为好奇心的存在，在一只麝倒下去的那块岩石上，马上会有新的小麝登上来，继续向前方的未知昂首张望。

生命途中，人类何尝不应如此呢？

掩卷之余，记下这些文字，才想到今天是圣诞夜，推窗望去，整个北京城透出一派祥和与平安的祈愿，国人急于歆享来自上帝的恩惠，却没有自己的心灵皈依处。——谨以此，算是一段心迹补白，为中医，也为自己正在被时间瓦解的生命健康。

赵中月

2007年12月25日凌晨

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采访，也是不会结束的采访。

2007年最后几天，书稿即将交付印刷，该我写后记了，坐在电脑前，我却茫然没有了状态，一连几天无从下笔。

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如果一定要写这个后面的话，我想倒叙一下三个月前的那段日子。

那一天，母亲和妹妹们从长春把父亲带到我的身边；而就在前一天，妈妈和妹妹们在电话里泣不成声，66岁、从来没得过任何病的父亲突然被诊断出了胰腺肿瘤……电话这端的我没有恐慌，我安慰妈妈说，不要怕，我们有中医。

然而仅仅十天后，我送父亲离开北京，一切方法用尽，他只能返回老家去等待生命结束的那个时刻。显然父亲已经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在北京开往家乡小城的站台上，我看见一向乐观的父亲紧贴着车窗，眼睛里含满泪水，却举起军人的手，握紧拳头，示意他会坚持到底。他就这样与来送行的亲人告别了。

三天后，父亲在老家走了。我和所有的亲人守在他身边，看着生命从父亲身上一点点地消逝，而无力挽救。

七天后，我独自返回北京，坐在父亲回家的那次列车上，恍如隔世，一路不敢回望。

回京以后，我加紧了采访密度，似乎和某种力迢争夺着时间。在采访樊正伦，李可等名医的时候，重点谈了肿瘤的问题，人体的阳气和老年人的养生问题，偶尔又看到电视上李连杰的一个访谈，他说从小就懂得了阴阳与生死的关系，等等。这个时候，对父亲的负疚心理席卷而来，我开始一夜一夜地失眠，无数个“假如”咬啮着我的心——假如父亲不那么喝酒，不那么偏食，不是“那样”的锻炼身体，没有“那样”的生活习惯，急躁的性情，假如他能多注重一下身体的警示……

从小到大，没见过从军人到警官、乐观而刚强的父亲的眼泪，而在北京的十天里，面对生死煎熬，他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观察着我每次进门时的眼神，接受我的每一个“医嘱”，一丝不苟的执行；忍着剧烈的疼痛，他仍然会笑，用他的幽默减轻亲人的痛楚；最忘不了他发自心底的那声长叹：咳，早一些了解中医就好喽！

那声长叹，每每想起痛入心腑……我知道，他在后悔自己过去不讲养生的继活方式。

时间连接着因果，我的父亲就这样走完了他的生命过程。参与抢救他的一位医师跟我说：没办法，谁也救不了他，太晚了！我知道，真的太晚了！到了这时，谁也救不了他。但是，我，我们为什么不在早五年，或者十年，二十年前开始自救？

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就能拥有正确的健康理念与生活方式？

那一刻，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父亲！

而更止我刻骨铭心的是：父亲以男性的胸怀与坚忍维系了一生的尊严，却被病魔一点点的揪址、蹂躪乃至彻底粉碎。给他导尿，灌肠，他拒绝，因为他感到羞耻，但是他又无法拒绝对拒的渴望，对生活的眷恋，只能无奈而痛苦地去接受；火车进入老家的站台，父亲从担架上被抬出来那一刻，他用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脸。病榻前，我们握着他的手，他一次次的挣扎，试图坐起来给我们看，然而只能坚持几秒钟。父亲的头像一棵衰败的枯草，低垂、萎靡：偶尔睁开眼睛，又像一个迷途的孩子一样孤独无助。待到为他擦洗完身体，刮净胡须的时候，他清晰地吐出最后两个字：好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已经飘散的意识中，父亲唯一的希求就是自己能够尊严地离去。

见过很多高龄老人离世，那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没有遗憾。采访很多中医大家，他们已八九十岁的高龄，坦然安康前行。而父亲的离去，令我悲伤至极。痛定思痛，更让我重新拷问健康与生命的尊严问题，人性的尊严建立在身体尊严的基础上，如果因为错误的过程失掉了健康，又如何能保持住我们的生命尊严？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龍平静。我不知道，父亲的离去与我现在的采访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偏偏在我与中医结缘的时候他猝然离去？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时间与机会……？

我宁愿这样理解：远去的父亲，以他生命的代价唤醒了我和家人；而我注定要以我的方式去警省更多浑沌的生命之旅；也为我的亲人，为我的朋友，为天下更多的父亲和母亲。

以中医的方式！

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