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著作现在作为必读书跻身于普通读书人书架的或许真的不多，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疑是、或无疑应该是其中之一。发表于1776年的这本巨著，现在仍被许多经济学大师推崇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同时，由于其语言通俗，论述明晰，实例生动，它也一直是后人进入经济学世界的最佳启蒙读本。不仅如此，在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学识渊博、世事洞明的斯密还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对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可说是一种社会学式的、包罗万象的写作。因此，不仅不同的人读《国富论》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读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初版于1776年，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该书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综合在一起，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该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一经发表马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时仍以该书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无论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启发和阅读的快感。

序论与本书计划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人民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3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第二章 论造成分工的原由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即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节 起因于用途本身的性质的不平等

 第二节 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顺便谈谈前4世纪白银价值的变动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怀疑白银价值仍在继续跌落的根据

社会进步对三种天然产物的不同影响

关于白银价值变动的结论

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本章结论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

引言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一个特殊部门的货币，或论维持国民资本的支出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或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的阻碍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及其进步

第四章 论城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言

第一章 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 论对来自贸易差额被认为于我不利的国家的各种商品进口实施特殊限制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重商主义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顺便谈谈储金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储金银行

 第二节 论即便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 论退税

第五章 论奖金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令的离题论述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论发现美洲和发现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航道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或论把土地产物看做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

 第一节 论国防开支

 第二节 论司法开支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

第一项 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

第二项 论青少年教育机构的开支

第三项 论对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进行教育的机构的开支

 第四节 论维护君主尊严的开支

 本章结论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 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金或收入来源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一项 租金税、土地地租税

第二项 利润税或资本收入税

第三项 劳动工资税

第四项 打算不加区分地施加在各种不同收入上的税

第三章 论公债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它在社会一般产业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实施得最细；可是这也许并不是因为小制造业真的比其他更大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为少量需求作出供应的小制造业里的工人总数必定很少，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通常可以集中到同一个厂房中，同时受到观察者的注意。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工作部门都雇佣大量的工人，无法被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内，我们在同一时间地点几乎只能看到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佣的工人。因此，比起那些小制造业，这种制造业实际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而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较少被人注意。

所以我们且举一个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为例，其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制扣针业。即便再努力，一个没有业务经验且不会熟练使用机器(该机器之发明可能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的工人，一天可能1枚针也造不出来，更不要说20枚了。按照这种制造业的运行方式，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部门也都分成专门的行业。一人抽丝，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约分为18道工序。在一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种。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佣了10个人，有些人必须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必要的机器不足，却能每天造针12英磅，每英磅有中等大小的针将近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万枚，就是说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那他们每人每天肯定不能制造20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操作的结合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甚至连1/48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总是与这种小制造业一样，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中的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不能简化到如此简单的程度。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各自分立也是这一好处的结果。产业与生产力的增加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立一般也极其细化。在野蛮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数人从事。在所有进步的社会，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业者也只是制造业者。而为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却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合作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生产亚麻和羊毛，到漂白和烫平麻布，最后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当然，农业的性质与制造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工作同另一种截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工作同谷农的工作彻底划分，像把木匠同铁匠普遍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由不同的人分担，而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同一个人进行；每年随季节重复着这些劳动，一个人不可能只专门从事一种劳动。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总比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最富强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当然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的优越程度必定远超过农业。富国的土地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土地面积、肥沃程度成正比。尽管生产量较大，但就比例而言，所得也不会大大超过所花费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生产力虽然都比贫国生产力高一些，但不像制造业那样悬殊。因此，如果品质相同，富国谷物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不比贫国低廉多少。论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波兰远不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品质同优良的法国谷物相同。法国也许比不上英格兰，但法国出产的谷物其品质和价格却大致和英格兰相同。然而，英格兰的谷田比法国耕种得好，法国的谷田比波兰耕种得好。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富国的土壤、气候、位置都适宜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就无法与之竞争。法国绸比英格兰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至少在现在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织绸业不十分适合于英格兰，而更适合于法国气候。但英格兰的五金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就相同品质的物品来说，英格兰货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许多。而波兰除了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少数粗糙家庭制造业外，据说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化成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劳动者终生从事的唯一职业，也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习惯使用锤子，但对于制造钉子很陌生，如果有必要让他试着去做，我相信他一天至多只能做出二三百枚钉子来，而且做出来的也是劣质品。即使惯于制钉的铁匠，如果不以制钉为主业，哪怕竭力工作，每人每天也制造不出800枚或1000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不满20岁的专业制钉工人，努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2300多枚。然而制钉决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整个过程，他必须承担鼓炉、调火、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比较而言，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操作要简单一些。而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人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这样的制造业中，有些操作迅速得简直难以置信，若非亲眼见过，谁也不会相信人手可以干得如此快速。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所丧失的时间中所得来的好处，比我们乍看之下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很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不同工具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布匠如果同时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从织布机转换到田野，又从田野转换到织布机，这必然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点进行，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同一地点场合，效果也是很差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如果一个农村劳力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工作，每天几乎要干20种活计，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几乎总是懒懒散散，就算最紧迫的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全神贯注。因此，除了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大大减少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简化和方便劳动。这就不必举例了。使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发明最初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迅捷地达到目的。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种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中总会有某些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迅速的方法去完成工作，只要工作的性质允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最细的制造业，大部分使用的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最迅捷方法。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机器，它们是工人们发明出来便利和简化工作的。最初使用蒸汽机时，工厂常常雇佣一个男孩，他在活塞上升或下降时负责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如果用绳子把开闭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而不需要他的看管，他就可以和伙伴自由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约自己劳动的孩子发现了。P4-7

经济学著作现在作为必读书跻身于普通读书人书架的或许真的不多，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疑是、或无疑应该是其中之一。发表于1776年的这本巨著，现在仍被许多经济学大师推崇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同时，由于其语言通俗，论述明晰，实例生动，它也一直是后人进入经济学世界的最佳启蒙读本。不仅如此，在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学识渊博、世事洞明的斯密还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对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可说是一种社会学式的、包罗万象的写作。因此，不仅不同的人读《国富论》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读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在经济学领域，《国富论》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国富论》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国富论》一书分五篇，用我们今天划分经济学学科门类的术语，斯密的论述结构如下：

第一篇包括：一、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即著名的分工学说。二、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分工，这与今天的货币理论很不相同。三、价值理论，即交易理论。因为分工必然需要交换，要理解分工，就必须理解交换的价值和价格。四、分配理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划分。斯密讨论分配问题的目的是弄清资本积累过程，因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决定因素无疑是收入之大小。

第二篇包括：一、资本理论。引人注目的是，斯密明确将人的才智和知识列为资本，现代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红极一时，斯密是该理论之先声。二、货币、银行及信用理论。三、资本积累(包括储蓄的动机分析)。四、利率理论。五、资本的有效利用(阐释了资本不同运用途径的边际取舍原則)。

第三篇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趋势。包括农业、工业、商业的渐次演进，欧洲及世界各国经济制度的演变。斯密著名的分成租佃无效率论断即在这一篇有详细分析。对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斯密对各国经济制度演进的分析仍具有重大价值。

第四篇详尽讨论了斯密之前和与他同时代流行的各种经济学说，包括：一、重商主义学说的谬误。二、对各种政府管制措施的详尽分析(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如关税、奖金、贸易同盟等等)。三、殖民地理论，包括对各种特权和垄断的精彩分析。四、重农学派的精髓及其与重商主义的比较。五、自由经济学说和自由经济体系理论。斯密在这一篇中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并以此成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

第五篇的主题是政府的职能范围以及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包括：一、财政理论。二、政府职能范围及其如何履行(包括行政、司法、立法、军队等多层次的详尽讨论)。

可见，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是一个逻辑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其基本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今天，《国富论》中的许多学说虽已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突破，但斯密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影响深远，他富有预见性的洞察和诸多明确、实用的见解也总能引起后人的重新思考。

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斯密写作的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而且当时的学术又极大地依赖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所以他不得不尽力分析和交待他所论述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因此《国富论》也具备了历史著作的丰富内容。在经济学各主题下，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斯密的论述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涵盖了劳动史、货币史、银行史、制度史、贸易史、教会史、教育史、哲学史、军事史、殖民地史等诸多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如今或许要被分门别类的领域在斯密那里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对这些复杂的论述对象，斯密往往有着清晰明了的透彻分析。只是通过常识性的眼光和判断，有时再加上详尽的统计数据，他就使自己的论点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斯密之经济分析有直探事物本质的千钧之力。……他的分析工具或许显得原始粗糙，但他运用分析工具的本领绝对超一流。”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分析，作为道德哲学和经济哲学教授，同时在文学、修辞学、法学、语言学和科学等学科都有深厚造诣的斯密在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智慧和理解力。因此，《国富论》作为经典文化名著，具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厚魅力。在斯密之后，要另起炉灶再写一部如此完备、如此广博的经济学著作或许已经是不可能。

通常说，写《国富论》的只是“半个”亚当·斯密，因为他还写下了另一部传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并且与国富论的立论方向背道而驰。要了解一个完整的斯密，确实得关注他的两部著作之间的张力。斯密写作的时代，是英国市民社会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都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斯密的研究热情，正是在于解答以下问题，即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究竟落实在何处。简单地说，在后一方面，斯密信赖人的同情心和利他心(《道德情操论》)，但在前一方面，与其说斯密认可人的自私心和利己心，不如说他信赖“自然(nature)”(《国富论》)。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既是他对经济秩序的深刻观察，也是他自己的信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窥测到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更重要的也是他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思想：

“在政治实体(politicaI body)之中，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修正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如它在人体之中修正人类的懒惰和放纵的不良后果那样。”

甚至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相信自然能调和私利和共同利益的矛唇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地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钓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把人类组织和人类群体看成自然有机体，信赖它的自我实现和更新的能力，这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性思想，尽管斯密此时还没有使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这一思想在百余年后获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并最终改变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使社会学得以发展成一门科学。可以说，面对现代社会，亚当·斯密是通过《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建造了理解生活世界的两根支柱，而在事实上《国富论》无疑更大程度地成为了后人解释世界和应付世界的依靠。

我国国内目前已有数个《国富论》的中译本。不过，我们在接受一个新译本的任务时，此书的卓越性和重要性也多少减轻了我们对重译的忐忑。同济大学的孙善春负责本书第一、二、三篇的翻译，其中，同济大学英语系的顾思兼老师帮忙翻译了一部分；浙江大学的李春长负责翻译第四、五篇和全书的统稿。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以下几个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的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杨敬年先生的译本以及华夏出版社出的唐日松等人的译本；我们能在半年的时间内译完这本巨著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劳动。斯密的论述有时一语中的，有时又显得不够精简，但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基本没有作删节，而不影响理解原文要旨的注释则从简。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避免了一些错译，在语句和段落衔接上则力求通顺晓畅，不留疑义，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不过，亚当．斯密作为文体大师(他的著作在一些英语国家的英文系也是必读书)，我们的译文实难与原文的老练相匹敌。错讹浅陋之处，首先应向这位伟大的作者致歉，也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马克思

南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1900年12月27日中国《新闻报》

亚当·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经写过一篇亦庄亦谐的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亚当·斯密当成判别是非的指标。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熊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