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孔子出生·少年立志
人的一生，是由不同的成长阶段组成。不过，客观地讲，人生的每个成长阶段，对人之一生的影响，作用轻重却是不同的。寻常人也罢，伟人也好，幼年、童年和少年时的成长经历，相对来讲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孟子讲到杰出人物的成长历程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思是说，如果上天打算让一个人承当重大使命，就会从精神、身体和行为等方面对这个人进行最严苛的考验，目的就是培养他坚强的品格，让他的身心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孟子这个著名的“大任”说，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是针对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而发的，不过，对于孔子来说，这种考验从他出生之后就开始了。虽然不能说早年的生活磨难一定可以造就伟才，但它有助于伟才之成长却是毫无疑问的。说到孔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虽然种种相关史料之所述多有抵牾，但总的来讲，生活在其中的孔子是相当不幸的。
出生，童年的磨难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的婚配是“野合”的结果。因为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所谓“野合”的确切意思也就一直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事实上，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从来就不乏有人望文生义地理解“野合”的意义。有人误认为是叔梁纥强抢民女，更有甚者，认为孔子乃是私生子。其实，在孔子时代，“野”的本义是指城市和近郊之外的田野之地，就是距离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较远的地方。因为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主要是农夫，身处社会下层，没有机会接受礼义教化，所以，以这部分人为代表的相对质朴、不加修饰的言行，也称为“野”，这是“野”字的最直接的引申之义。孔子批评弟子子路说：“野哉，由也！”使用的就是“野”字的这一引申之意。
很明显，“野合”的本义与“野”字的上述引申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孔子本人就使用过“野合”之辞。《左传·定公十年》对孔子相礼“夹谷之会”的记载中，当齐景公要求在盟会之后另外招待鲁定公时，孔子意识到齐国人不怀好意，是想另找机会为难鲁君，于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孔子认为：“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就是说，在朝廷之外的地方不适宜举行正式的宴乐，因为正规的礼器不能携带出朝廷。另外，《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说：“萧叔朝公。”意思是说，鲁国的附庸之国萧国的君主来朝见鲁庄公。因为这时候鲁庄公并不在鲁国都城，而是在另一个地方会见齐国君主，所以，杜预就解释说：“凡在外朝，则礼不得具，嘉礼不野合。”显然是间接引用了孔子的观点，意思是说，因为在都城之外，没有条件举行正式的会见仪式，鲁庄公就没有举行正规的仪式会见萧国君主。这就说明，在“周礼”的规定中，正式的礼仪不能“野合”，即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环境下简陋举行。这里的“野”就是不合正式规矩的意思，“合”则是举行或完成的意思。
所以，《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是说二人并没有举行正式的婚娶仪式。在儒家的传统经典中，有一部专讲士人之礼的《仪礼》，大约成书于战国到秦汉之间。在这部书中，专有一章《士昏（婚）礼》，详细记载了“周礼”对士人婚娶的标准要求，那种繁杂程度是今人所无法想像的。尽管《仪礼》之内容添加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尽管在孔子时代“周礼”的约束力正在下降，但在《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记载中，当叔梁纥与颜家的亲事定下之后，“徵在既往”，所谓婚娶仪式，也不过只有“庙见”一项。如果这也叫婚礼的话，即使在后代，即使在今天，这个婚礼也过分简单甚至简陋了。一言以蔽之，颜徵在只是被迎娶到家庙，而并没有在城中举行正式的迎娶之礼，就开始了家庭生活。
那么，造成“野合”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的解释都把重点放在二人在年龄上的悬殊差别。或者说二人年龄差距太大，不符合当时的礼仪规定；或者说叔梁纥年龄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生育期限，属于非正常结合和生育。这样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却并不周全。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都没有说明叔梁纥迎娶颜徵在时的具体年龄，即使当时有相关的礼仪或习俗的规定，也无法确知叔梁纥是否违反了这样的规定。
其实，考虑到《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孔子一生的记载虽然相对来讲是最详尽的，但却也是最繁乱的，并且对于“野合”二字也没有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不去细究“野合”之含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的。然而，又考虑到“野合”之说的巨大影响，任何讲述孔子出生的文本，都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意见。既然各种记载都缺乏确切记载，所以只能从情理上做出分析，并把分析的依据主要放在直接记述叔梁纥求亲的《孔子家语·本姓解》之中。
叔梁纥以正规的士人之礼迎娶颜徵在为妻至少有三方面的困难。首先，根据《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记载，当叔梁纥求亲于颜氏之时，已经育有九女一子，根据当时的婚姻习惯，他的年龄应该是在四十岁左右了。而颜氏有三女均未出嫁，颜徵在又是三女中最小的一个，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以下。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应该是第一项困难。其次，《孔子家语·本姓解》并没有交代为叔梁纥生下九女的原配之妻是否在世，如果其妻在世，叔梁纥主要是为了生儿子而寻求婚姻，这应该成为第二项困难。最后，自孔子五世祖木金父从宋国迁居鲁国以来，
经过四代人的经营，还有两代人做到了邑大夫，这个家族恐怕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在这种形势下，叔梁纥虽为家族首领，但在婚姻大事上，或者因为上述两项困难，或者与家族沟通不够而遭遇到家族的阻力，这有可能成为第三项困难。面对上述困难，虽然《本姓解》说“遂以妻之”，认为叔梁纥娶颜徵在为“妻”，但在事实上，很可能“妻”的称号只是双方私下的约定。因为只是私下约定，当然就无法举行各方认可的正式的婚姻仪式。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的“野合”之说，是说叔梁纥娶颜徵在为“妻”，只是事实上的妻，而不是符合礼仪之妻。
从结果上看，无论《史记·孔子世家》的“野合”之说是否有根据，叔梁纥最终是与颜徵在生活在了一起。从颜父征求三女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颜徵在显然是一位有主见的女性。所以，在进入叔梁纥之门以后，《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说，颜徵在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为叔梁纥生育一个男孩子。这一想法既是叔梁纥娶妻的初衷，更是考虑到叔梁纥年龄偏大，生育后代，还要生育男性后代，都是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困难的事情。为此，颜徵在私下里去了鄹邑城外的尼丘山，祈祷神灵赐福给她，让她早日实现丈夫的意愿。颜氏此举当然是受到了当时风俗的影响，尽管此后不久颜氏就生下了孔子，并因为祈祷于尼丘山而以“丘”字为孔子之名、“仲尼”为孔子之字，但从现代人角度来看，那也只是一种有益的心理慰藉而已。古人的名与字之间一般都有联系，尼、丘二字与尼丘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究竟是因为“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的原因，还是仅仅因为尼丘山位于鄹邑城外的原因，后人也不必一定要寻求一个肯定的答案。另外，因为孔子有同父异母之兄孟皮，所以取字仲尼。孟、仲是古人为家中之子排序的用字，孟或伯为长子，仲或叔为次子，季则是指三子。那时的人尊称有地位或有德行的人为“子”，所以，“孔子”一名更见流行。P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