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所著的《托马斯·杰斐逊传(美国民主与法治首席设计师)》是关于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传的传记。杰斐逊曾担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三任总统。他在任期间保护农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开展西进运动，使美国领土增加近乎一倍。卸任之后，他寄情教育事业，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还精通农业、园艺、建筑、古生物、密码等多种学科，是一位博学之士。

他在《独立宣言》这样一个单纯的革命性文件中注入了关于自由、独立、民主的真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曾因个人利益而陷入两难，但他始终坚持追求这一真理，并力图将其传播到所有人心中。他顺势而为的正确行动促进了美国的进一步成长壮大。可以说，是杰斐逊设计出了今日的美国。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杰出的作者，却是一个笨拙的演说象他致力于推动解放运动，但在《独立宣言》中对奴隶问题只字不提；他不情愿参加选举，当选总统后却政绩卓越；他心怀最真切的革命理想和启蒙精神，却常常做出妥协，放弃立场。杰斐逊并非是矛盾的体现者，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托马斯·杰斐逊传(美国民主与法治首席设计师)》一书中，“最适合为杰斐逊作传之人”(《时代》杂志)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以一种全新而激进的视角，剖析杰斐逊和他所处的时代。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政治都具有地方色彩：从弗吉尼亚到费城

第二章 在弗吉尼亚的斗争和革命

第三章 在法国的革命（以及与萨莉重逢）

第四章 暂别美国的日子

第五章 任职国务卿

第六章 韬晦待时

第七章 总统岁月

第八章 深失所望的第二届任期

第九章 暮年

1743年4月13日(旧历4月2日)，托马斯·杰斐逊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家境殷实的种植园主贵族家庭。父亲彼得·杰斐逊是土地测量员和地图绘制员，祖父母据说是从威尔士北部斯诺登地区移居美洲的。彼得娶了出身当地名门望族的简·伦道夫为妻，地位更加显赫。青年杰斐逊显然不喜欢母亲，对她嗤之以鼻——他几乎从未提起过她——他对贵族血统显然也不屑一顾，但在其撰写于1821年的极其简洁的自传中，他似乎刻意以冷淡的笔调涉及有关血统、出身和“门第”问题，谈及母亲时尤为如此。对于这些琐碎的问题，他只写道：“就让每个人信奉自己选择的信仰和荣誉。”杰斐逊一直都把古撒克逊人自治作为美国独立主张的基础，古撒克逊人自治是由传说中的英国国王亨吉斯特和霍萨创立，他们离开德国萨克森王国，在英格兰南部建立自治——杰斐逊甚至希望能在第一枚美国官方大印章上篆刻上两位国王的肖像。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他希望——即使并不是真正需要——别人能够忽视他的某一身份特征。

当一个年轻人看起来敬畏父亲，却对母亲不屑一顾时，这如同在人们面前拉上一面不透明的帘子(有时这帘子并不显眼)，让人们无法洞悉一切。然而，人和人的本质差别不是太大，因此了解到青年杰斐逊曾经一度趋于颓废，和一些散漫的人为伍，也不足为奇。此外，我们还找到杰斐逊在雷利酒店阿波罗厅“糟糕约会”的痛苦记载。当杰斐逊鼓足勇气向众人追求的丽贝卡·伯韦尔小姐求爱时，将情况搞得一团糟，可以说丑态百出。(第二天早晨他给一位朋友写信哀叹“天啊！”后来，他听说伯韦尔小姐——他同学的妹妹，约克郡一个富商的女儿——和另外一个人订了婚，这次打击使他第一次罹患间发性偏头痛，此症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折磨着他。)初恋失败对杰斐逊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随后的另一次惨败对他打击无疑也不小：他幼稚地试图勾引朋友约翰·沃克的妻子却遭到拒绝。之所以提及这些故事，是因为它们证明：在对待异性时，杰斐逊原本也是热情澎湃的，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才变得缄默寡言、谨小慎微。这一点读者有必要从开始就有所了解。若不是因为众多历史学家们直到现在还一直都把杰斐逊描述得根本不像个男人，对这一点我根本没有必要再赘述。

杰斐逊主要通过三种方法从早期摇摆不定的生活中复原：研究经典作品、从事律师职业以及缔结美满婚姻。这些方法汇集于一目的，至今仍然为美国民众所敬佩。由于价值较低的五美分镍币的正面印有杰斐逊特写头像，他的上述生活经历对美国大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间称作蒙蒂塞洛的帕拉第奥式房屋，建于弗吉尼亚荒地山顶(正面朝向未开垦的西部)，成为他生活的焦点。若不是因为某些历史变故的话，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奉献于呵护妻子、畜牧业、狩猎、藏书以及巧妙地延长传统奴隶制。

从1760到1762年间，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威廉一玛丽学院由于杰斐逊的加入焕然一新。作为年轻人，他运气极佳，在这里遇到的导师都让他受益良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遇到了威廉·斯莫尔博士，一位出生于苏格兰信奉科学的老师；还遇到了杰出的乔治·威思，乔治讲授法律——在当时，法律算是历史、逻辑和其他人文课程的一个分支课程，乔治似乎已将这个年轻人收为私人弟子。求知欲一旦唤醒，在杰斐逊余生中都难以平息，事实上，就像他对拥有书籍和获取知识的渴求永远无法满足一样。这一时期他所深入研究的作者包括博林布罗克勋爵——早期针对教会的评论家。对于任何头脑还算理性的人来说，当时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启蒙思想，这气息不仅从法国吹过来，还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吹来。(这股风还催动托马斯·潘恩跨越大西洋而来，他带着博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的一封介绍信，还带来很多其他东西。)杰斐逊没有宣扬此事，就像低调对待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从未公开否认宗教，但他早期对宗教神秘或“启示”因素的超脱，在其成年生活中将始终有所体现。

苏珊·桑塔格曾写道，在现代拥有一张真正的莎士比亚照片就相当于拥有钉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一片碎片。自然我们没有托马斯·杰斐逊的照片，但是我们有许多他不同生活阶段的画像，以及其生活见证人的大量记述。来到威廉斯堡时，他比同龄人高得多，在那个时代，他长得确实很高，有六英尺两英寸(约1．88米)。他不显笨拙，但也不是特别儒雅——一头红发、满脸雀斑、淡褐色眼睛、薄嘴唇、相当高挺的鼻子和突出的下巴，四肢很长但不算太结实。如果玩猜谜游戏，“假如把他比作动物，会是什么？”我们不禁会想到一只足智多谋的大狐狸。

P11-14

我们先从结局开始说起。1826年6月24日，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住所蒙蒂塞洛庄园写了他生平的最后一封信，此信是给华盛顿特区《独立宣言》签署五十周年庆典筹备委员会主席罗杰·韦特曼的邀请做出的回复。他写道：因病情急转直下，此次首都之旅难以成行，对此深表遗憾。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他将惋惜之情详述如下：

我本该带着特殊的喜悦心情亲身到场，与今日硕果仅存的几位伟人相见并互道祝贺，当日我们曾一同为我们的国家在屈服和抗争两者中做出勇敢而前途叵测的抉择。我也应该与他们同享慰藉之情，事实证明，我们的同胞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练和繁荣后，仍然认同我们当初的抉择。我坚信《独立宣言》或许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信号（也许早些传达到一些地方，迟些传达到另一些地方，但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唤醒人们挣脱因修道士般的愚昧和迷信而被蒙蔽的精神枷锁，接受自治的惠泽和保障。我们建立的新体制，极大地恢复了运用理智及言论自由的权利。所有人都已经知晓或正在了解人的权利。科学知识的普遍传播，向各执己见的人们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即群众不是生来背负马鞍任人驾驭的，而少数人也并非天生优越，理当穿着皮靴、套着靴刺，凭借上帝的恩赐驾驭别人。这是所有人希望的基石。对我们而言，就让每年一度的今天永远警示我们对人权的记忆和忠诚。

此后不久，托马斯·杰斐逊便因严重的痢疾和尿路感染耗尽体力，于7月4日与世长辞。他的临终遗言是：“今天是4号吗？”同一天，杰斐逊主要的政敌约翰·亚当斯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市逝世，其临终遗言则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呢。”抑或最起码是：“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名人的临终遗言有很多种传说，大多数不足凭信，或是人们出于善意而虚构的，但是上述二人的说法似乎极有可能经得起考证。

在这最后一封信中，杰斐逊谈及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所有观点。在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前言中人权概念在历史上被首次确立，为建立共和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这已不必赘述。他犀利地重申了他的观念，即美国独立战争是建立在通用性原则上的，因此绝对可为他国所用。他也再次强调了科学和创新的重要性—它们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并以此鄙夷地讨论了痴迷宗教和轻信谎言的行为。那时的他已经拟好遗嘱，设计好了自己的墓碑，也已告诉医生他对死亡的来临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所表现出的对宗教的公开质疑让世人震惊不已。

当一名作家想对美国的整体理念从头进行反复思考时，只有关于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生活的传记性文章对他有莫大帮助。杰斐逊去世那年，林肯十七岁，每天疲于伐木或是划渡船营生。多年后，在1859年，林肯说道：

向杰斐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在一个民族独自为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切实压力下，表现得从容不迫、高瞻远瞩、极富才能，在一个单纯的革命性文件中注入抽象的真理—一个适用于全人类和所有时代的真理。所以让我们铭记，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专制和压迫哪怕有一星半点儿的苗头重现，都会受到这个真理的谴责和阻挡。

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思索美国的理想能否持久时，把道德的关注点聚焦于杰斐逊所拟的《独立宣言》（其成文时间距离1863年的这场演讲已经有八十七年之久），而并非联邦宪法，这一出发点表现出他那极其宽广的胸怀。杰斐逊信件的结语，句句都抨击着“有人生来背负马鞍，而有人生来脚着马刺”这一观念，对此句赞赏不已的读者，也深知杰斐逊本人只需将视线投出自家窗外，就该看到世代相传的奴役活动还在盛行。他故意延迟对这一罪行做出回应，有意识地立下契约，将其作为部分遗产传给后代。杰斐逊死后三十七年，葛底斯堡土地上无数士兵战死或负伤，刷新了现代战争惨状的新记录（这一战事恰恰发生在7月4日前夕）。

但是，若没有杰斐逊的努力，伟大的联盟就无法得以建立。尽管它是“半奴隶半自由”的联盟，但在此背景下，林肯和道格拉斯、林肯和戴维斯、格兰特和李才能先后展开对决。1803年的7月4日那天，华盛顿《国民通讯员报》刊出路易斯安那并购案的新闻—拿破仑·波拿巴同意向美国出售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所有土地，包括尚未测绘的北部的全部土地。谨慎而秘密的外交手段并巧妙躲避国会和宪法审批，才使得这笔交易最终得以促成。与其说此举扩张了美国疆土，不如说它实质上彻底改变了美国。无论如何，这笔交易以每英亩四美分的价格将当时领土扩大了一倍。同一天晚些时候，陆军上校梅里韦瑟·刘易斯收到了杰斐逊总统最终的委任状，为雄心勃勃的启蒙主义探险整装待发。这样的探险不曾有人设想过，更别说尝试过。

应将1803年7月4日这一天从人类历史大事记的目录中拎出，排在靠前的位置。确切地说，这一天内并未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大事，但在这一天，一个严谨的计划圆满完成，而另一个缜密的计划正式启动。现代和后现代历史学家喜欢用“发明了美国”或是“构想出美国”这样的字眼形容杰斐逊。其实更为写实的说法是，杰斐逊设计出了美国，或是书写出了美国。

杰斐逊本身蕴藏着矛盾和悖论—这么形容他未免有些偷懒，也太平淡无奇了。这个说法对万事万物都适用。如果能说出一个逃脱此法则的历史人物或国家，才更令人惊讶。杰斐逊并非是矛盾的体现者。杰斐逊本人就是个矛盾体，这在本文递进的情节中随处可见，而正是这些情节构成了杰斐逊的一生。

美国的每一个政党，都遵奉杰斐逊为它的导师。

——美国第16任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

美国历任总统中，比杰斐逊更负盛名者鲜有其人。历史学家在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却总还觉得他受到的尊重不够多。他在美国的英雄圣殿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 罗伯特·达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