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弗里德·施拉姆编著的《世界历史的五个岔路口》中的文献资料说明呈不均匀分布,各部分比重不同。如果把参考文献提供得过于详细,那么整本书就会显得臃肿。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想让人们觉得我的阐述是建立在对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进行根本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只有敢于快速、偶尔任意选取辅助资料的人才能对这五次世界历史上时间跨度很大的事件进行刻画和比较。脚注中的注释只是不完整地展现了我是如何得出各种结论的。只是我觉得在有些地方应该说明一下我的某个观点从何而来。我承认,我标注文献资料的方式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则。最后一部分的注释可以理解为阅读书目推荐。有关的俄语书名几乎没有收录,因为我面向的主要是一些不懂俄语的读者。此外,俄罗斯的苏联和后苏联研究完全集中在对革命运动新史实的搜集上,而为了加深人们的理解以及为历史分类研究所做的工作却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后者对于我们来说正是最重要的。总地说来,我自己对俄国激进主义者的了解大多来自北美人的各种论文。
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不胜枚举,究竟哪些事件可以称为“决定性”的事件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德国历史学家戈特弗里德·施拉姆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五个岔路口,并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严密论证。摩西使杂乱的崇拜开始统一,创造了有具体形式的宗教;基督教的崛起、兴盛和传播改变了整个世界;马丁·路德则怀着对真理的信仰发动了宗教改革,欧洲人的信仰分裂了;英格兰人殖民北美,移民文化开创的美洲文明为代议制民主培育了土壤;俄国知识分子的崛起推动世界进入“革命”时代,震动了东方和西方……所有这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母文化孕育了新文化,而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又在结构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共同点,《世界历史的五个岔路口》作者戈特弗里德·施拉姆以充满理性的批判和惊人的想象力将各个事件结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画卷。
一、结论
1.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似的最初经历
2.迥异的社会背景和内容上的相互关联
3.几个相关概念
4.关于本书的产生
二、公元前13世纪:从埃及走出的移民和一神教
1.以色列的起源问题
2.一支小型游牧部落及其宗教改革
3.米甸
4.埃赫那顿与摩西
5.从农民到游牧民的文化移植
6.再谈米甸
三、公元30一50年:加利利、安提阿和基督教
1.公元l世纪:虔诚的犹太教徒及其末世论
2.和平局势下的非暴力原则
3.末日审判的预言者:施洗约翰和耶稣
4.法利赛人、摩西律法和异教徒
5.耶路撒冷、祭司和圣殿
6.早期基督教
7.圣司提反与基督教徒逃亡叙利亚
8.第一个传教区:地中海东岸周边城市
9.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分道扬镳
四、1510—1530年:中欧的分裂和新教
1.风雨欲来的宗教改革地
2.宗教虔诚:过去时与现在时
3.精神上的邻居:约翰内斯冯施陶皮茨与马丁路德
4.革命开始的地方:萨克森选帝侯国小城维滕贝格
5.城市中的布道坛
6.在全世界引发的反响
7.新教集团和规范教义的产生
8.近代早期:宗教信仰时代
五、1760一1780年:北美洲的英格兰人和代议制民主
1.强大的英国本土及其令人钦佩的政治状况
2.有着广泛选民基础的立法大会
3.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
4.独立后的殖民地:开明的共和新制度
5.烙印期的大势所趋
6.严格的政教分离
7.对全世界的影响
六、1860—1880年:俄国知识阶层和革命社会主义
1.前沿地带的重新启程
2.无神论:反抗团体的敲门砖
3.革命思想向欧洲东部边缘移植
4.1861年农业改革:改革者与激进分子的分岔路
5.叛乱开始:宣言、学生暴动和向民众的转移
6.捷径的幻灭:煽动者和恐怖主义者的组织形式
7.面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政权和法律体系的护目镜
8.没有规范条文的运动
9.持续力:影响的余波
七、在俄国的继续发展
1.胜利者的优势:1917年十月革命
2.失败者的软肋:1991年苏联解体
附录
1.人名译名对照表
2.地名译名对照表
3.参考文献(摘选)
非暴力诫命无疑是向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则提出的挑衅。那么,这一诫命是如何同耶稣大胆反抗犹太传统的其他事件联系起来的呢?耶稣同时代虔诚的犹太教徒们对待诫命的态度空前严肃,这同他们担心拣选出来的上帝子民会被周围强大的异教徒氛围侵蚀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说到。如果说耶稣坚信,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即人的内心,那么这一重心的转移并非意味着单纯强调对诫命和禁令的遵守,而是强调应对律法及其阐释进行批判性检验。同时,耶稣对于曾被污蔑为背叛者、不忠者以及不洁者的撒玛利亚人以及所有摆脱了“威胁者”标记的异教徒也有了新看法。
加利利人犹大带领奋锐党人发起了反抗运动,因为他们认为罗马人下令征收捐税是对上帝的背叛,而其同乡耶稣却否认向罗马人纳税是对宗教的亵渎。两种明显对立的激进主义发生在同一个地方,一边是奋锐党,一边是耶稣,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公元66年的反叛者们继承了玛喀比人的伟大传统。但是他们不可能再像公元前167年的革命者们那样,以挽救处于生死关头的犹太教为借口,因为占领国罗马对犹太教徒的态度总的来说还算宽容,尽管他们在实践中从未将这一基本态度贯彻到底。他们甚至放弃了全国范围都要张挂鹰像标志的要求。公元38年,卡里古拉皇帝曾下令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树起自己的塑像,这深深激怒了他的犹太臣民。不过叙利亚的罗马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冒着生命危险,并没有立即执行皇帝的命令。公元41年卡里古拉遇刺身亡后,其继任者克劳狄乌斯立即废止了这一法令,因为他意识到,这条法令对整个帝国的犹太教徒来说过于苛刻,不堪忍受,并因此会威胁东部行省的和平局势。尽管短视的罗马恺撒利亚行省省长曾一度令局势极度紧张,皇帝尼禄摇摇欲坠的宝座也曾一度令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陷入暂时的瘫痪,但是,就我们从曾参与公元66年犹太教徒起义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准确、详细的报告中所了解到的罗马人的干涉行为中,没有一次能够解释为什么犹太教徒会在公元66年拿起武器反抗其占领国罗马。
但是,当公元69年韦斯帕西安牢牢掌握罗马帝国皇权后,犹太教徒不可能战胜拥有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的罗马帝国这一事实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超脱于严酷现实的末世论信念才让起义者们坚持到了最后。战败之后,犹太教圣殿被夷为平地,圣地被玷污。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在罗马人的统治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场起义和公元1—2世纪的犹太教徒起义一样如此顽强甚至在一些地区坚持的时间如此之长。宗教上的坚定解释了犹太教徒何以能一再拥有这样过人的胆量,这种勇气同时也来自他们独一无二的末世观。
后来,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某些原始民族受到千禧年主义的影响,誓死抵抗那些白人人侵者。和犹太教徒一样,这些原住民同样认为末世已经来临,因此敢于冒险去做不可能成功的事。但是他们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抵抗突然从另一个世界入侵的异族人。因此严格说来,这些抵抗事件与罗马帝国的犹太教徒起义完全不同。因为犹太教徒自从公元前63年以后就有足够的时间对罗马帝国的强大做好思想准备。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之后,他们一定非常清楚,新统治者们会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公正,但是对于犹太教来说,还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尤利乌斯·恺撒掌权之后,少数派犹太教徒的法律地位甚至越来越高。同时,他们想必也清楚,一旦事态变得严重,罗马人会采取哪些强权手段来对付他们。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起义者们受到了一种宗教激进主义的驱动,这一宗教激进主义使他们为自己招来了灾祸。而耶稣则和他们完全相反,认为所有的叛乱计划都是不理智的和错误的。在被上帝赐福的人中,使人和睦之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友善、温厚之人被许诺以土地。这使得那些好战的爱国者梦想用暴力重新夺回应许之地的希望完全转向,只有放弃暴力的人才能继承土地。按照犹太教徒的传统理解,这里说的土地本来是指应许给以色列民族的巴勒斯坦。但是,这一处《圣经》原文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深层含义。它将所有与有地理边界的世俗领域相关的事物都相对化和超验化了。因为应许之地在这里指涉的,是宗教意义上的家园和在上帝那里的安全感。因此,一种伟大的千禧年愿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具体现实。
即使对敌人也要尊重,这一思想在《旧约》中就已经初露端倪,甚至有时还被纳入爱邻人这一义务中。但是,把非暴力作为基本原则,这一点甚至连在很多事情上都具有非常果敢和挑衅性想法的先知们也无法理解,因为作为他们传教对象的以色列民族及其宗教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暴力反抗似乎无可厚非。如果说耶稣相比他的前任们走得更远,并且坚决地置本民族固有传统于不顾,那么他当然不是出于投机的心理随随便便去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是出于对其宗教的深切信仰。在他的这一信仰中,所有一切都关乎上帝与邻人。这一信仰赋予他力量,使他在关键时刻彻底改造了摩西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表明,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来说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有着前宗教意味的公平正义观在犹太教徒的传统中被复仇观取代,并且复仇的程度甚至还要超出人们遭受的损失。当然,当弱者想要使自己免受强者的专断时,犹太律法也会竭力为弱者提供支持。如果说耶稣极力反对同态复仇和保护私人财产两个原则,那么他就是有意以惊天的方式违背人们的理智极限、违背常情以及摩西律法的原文。他举的例子荒谬到了极点:当别人要拿你的外衣,最好连同自己里面的衣服也一块交出来。当别人要拿走你抵御风寒所必需的外衣时,你还要自愿放弃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其他衣物,而对于如果穷人因为没做到这一点而被告发是否合理,耶稣似乎并不感兴趣。这种不平等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而更多地被理解为表面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单纯为了反对摩西以眼还眼原则中合乎情理的平等观点而提出的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从平等到不平等的转变只能从即将降临的天国的高度去理解。P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