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变革时代的忏悔录！青春，刀光剑影的青春；血腥，生命本原的血腥；人对命运的挣扎，命运对人的嘲弄。

这本书被当时的媒体誉为“中国的教父，北京的上海滩”。青春，泪祭，刀光，血影，红卫兵，红色的年代，红色的鲜血。《血色青春》系列一共有四本，分别是《天伤》《天祭》《天爵》《天罡》。

本书内容是北京城在文革期间，一些平民和出生不好的少年，成为玩主，而高干子弟则成为红卫兵，两派人物在67、68年展开血腥的斯杀和械斗。里面有不少京城黑社会的黑话。比如佛爷，是指小偷，从千手千眼佛来，小偷不是千手千眼吗？佛爷上面是玩主，受佛爷的供奉。玩主的首领，也就是黑社会的老大，就是本书的主角。书中的人物都是16、7岁的人，确实青春的可观，但是他们开始面对生活无情的挑战。政治运动将同学划分为阴阳两界人，他们只能去面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到他们20岁的时候结束械斗，下放到农村成为知青，再后来回城赶上改革开放，成了现在中国的中坚力量。《天伤》是最有名气的一部，浓墨重彩的描绘文革期间，京城黑社会流氓团伙和红卫兵之间的械斗，充满了色情，暴力，热力四射。回头再去看王朔的《动物凶猛》，真是名不副实，只能改题为《猫咪撒娇》。《天祭》，则是天伤小说的另一个侧面，仿佛《金瓶梅》之于水浒。主要讲述几个玩主首领的命运。

第一部 天伤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 天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部 天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一章

1

小六子今天的手气不错。从菜市口登上5路无轨电车，一站地还没到，他已经捅出了两份“天窗”。

把货在衣袋里洗一遍，凭着手感，他准确地确定了货的价值：一张通用交通月票、十尺布票和七元五角零三分人民币。其中，有一张五元的大票。

有些日子没见过大票了，六子预感到，今儿个错不了。出家门的时候，他占过一卦，二分的钢销子连着三次都是国徽朝上，天安门保佑，能生财免灾。玩主都信这个。

他洗完货，留下了七元五角钱，两个空钱包连同布票和那三分钱顺手就塞进了一位抱孩子妇女的书包里。那个孩子恐怕也是一岁多点儿，挺胖，直冲他乐。又是个好兆头！

在西单“又一顺”挺阔气地吃了顿早点，六子又登上了大1路公共汽车。这趟线上外地人多，腰里多少总有几个钱，而且一到北京就犯晕，傻呵呵地等你往外出货。

两个来回下来，六子又到手了二十几元钱。

中午得犒劳自己一顿。还是到“又一顺”，不为别的，就图那个“顺”字。六子是条汉子，吃得了苦，也享得起福。连着几天吃窝头喝凉水的时候有过，约着三朋四友进馆子海吃海喝的时候也不少。今天这顿饭他也不想自己闷吃，那没味儿。能碰上谁就好了，当然，最好是个“姐们儿”。

今天是怎么了，想什么来什么！在西单路口没站上五分钟，六子就看见钱惠正在长安戏院门口转悠呢，大概正没饭辙呢。这姐们儿穿着海蓝色的瘦腿裤，大花格的纺绸衬衫，门儿里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

小六子和钱惠住在一条胡同里。街坊们没人拿正眼瞧她，小六子也就跟着看不起她。可是暗下里，六子又挺愿意和她说话。这姐们儿盘子不亮，条儿却不错，两个奶子挺大，把衬衫撑得鼓鼓的，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六子今年十六了，还没砸过圈子，可他挺想的。上初二的时候，扒过一回女厕所的窗户，什么也没看见不说，还让人家给逮住臭揍了一顿。为这件事他进了工读学校，在那里，学会了一手出货的绝活。

“六子，今天手气不错吧？给姐姐买双鞋穿吧！”钱惠塞了一嘴扒羊肉条。油汁儿顺着下嘴唇往下淌，她用手背蹭了一下，说：“今儿晚上，姐姐让你尝尝荤的。”

“今天背运透了，一上午了，净是毛票，刚够这顿饭辙。”

钱惠是头一次向他开口，按说，怎么着也得充一回阔。可是不行，六子的钱必须给大哥留着，大哥有急用。

“今儿是三号，事业单位开工资。下午姐姐陪你溜两趟，保准你能碰上大货。”

钱惠是不懂装懂。5路无轨沿线的中央机关都是三号发工资，每月这一天的下班时间，佛爷们都能把公共汽车挤满了。玩儿主们也都在沿线各车站把着，等佛爷把货送到手里来。所以，小六子从不凑这个热闹。

见六子不吭声，钱惠就趴在六子的肩膀上，小声地说：“天黑以后，你找我去，我自己住在小西屋。”一边说着，一边用那对肥大的乳房蹭小六子的胳膊，弄得小六子心里满当当的，糊里糊涂地就点头答应了。

吃过饭，六子带着钱惠登了两趟大1路，出了四份货，不到十块钱。看看时间还早，就拐进中山公园。

进公园的时候，六子还想动个心眼把这个圈子甩了。他实在不愿意再上5路无轨了。中央机关大都在西单以北，那是北城玩儿主的地界。他们要是碰上南城的玩儿主和佛爷，什么黑手段都能使出来，特别是现在。

于是，他给了钱惠两块钱，说19己有点头疼，下午不想再练了。

钱惠接了钱，很高兴，就拉着六子在大柏树树荫下的长椅上坐下，刚坐稳，她就把他的手塞进了自己的衬衣底下。

刚一触摸到那堆滑腻浑圆的肉团，六子的全身就像过了电，一股强烈的欲念把五脏六腑填得满满的。这股欲念往上蹿，顶在嗓子眼上出不来，火烧火燎的；往下，也出不去，憋得难受，没着没落的。

六子恨自己窝囊，觉得应该像大哥那样熟练和有勇气。于是，他就生硬地去扯钱惠的裤带，强行去探索女人的另一部分秘密。而那里的究竟，是他在梦境中都描绘不清楚的。

“别闹了，急猴子似的。”钱惠推开六子的手，说，“下午好好练活儿，晚上……”

费了半天劲儿才使自己平静下来，六子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走，我露点绝活让你开开眼。

他没想到，也绝不会想到，这种明显的性冲动型勇气，竟惹出了那么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祸，差一点儿就要了自己的命。事情过去好久以后，他还在骂女人是祸水。二十几年以后，六子已经是一名颇为阔绰的餐馆老板了，每当他看到街角卖冰棍的那个名叫钱惠的半老太婆时，总要奇怪；当年，自己怎么就会让她给迷住了呢？

但是，六子是绝不会忘记这一天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

2

张春生把留声机啪地关上，从桌旁站起身来，一碗炸酱面一动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窗外，什刹海沿岸那一团团的柳绿中，知了刺耳地鸣叫着。

“王八蛋们！”他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大串脏字眼，以发泄他对学校以及学校当局背后的那些人的仇恨。

是的，他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本来也就没什么奢望，也没指望着上北大、清华，能考上个专科学校也就烧高香了。所以他七个志愿填报的都是一所学校，一所培养泥瓦匠的专科学校。结果呢？还是落了榜，而比牛都笨的李国栋竟被录取了。

他当然不能和李国栋比。人家上几辈子都是扛大个儿的，自己却不明不白地摊上了个胡子出身的东北军官的父亲，东北光复那年，那杂种瘫在床上了，才娶了他妈，春生却是两年以后出生的。五。年春天瘫子死了，妈才和伺候瘫子的马弁正式结了婚。六个月以后出生的妹妹名正言顺地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春生却一直是胡子的逆种。

他忘不了那年春天的事。他因为一点小事和街坊的孩子打了架，过后，妈带着他去登门道歉。话都说得好听着呢：“我们这孩子不懂事，回去就让我臭揍了一顿。春生，还不快向你二哥认个错！”

“那有什么呀？都是孩子，今天恼明天好的。您可千万不能打孩子，老街坊了，谁跟谁呀？春生，以后还来玩啊！”

话是甜的，心却是黑的。人还没走出院门，骂声就从屋里追了出来：“你就这么不长眼，你能打得过人家？他爸爸就是胡子、土匪！”

渐渐的，学校的同学、街道上的伙伴，都知道了他的土匪血统，开始躲着他。而他，慢慢地也就真的以为自己的血管里奔流里某种野性的血液了。他很少讲话，独来独往，却发狠地学习，玩命地打架。人们开始怕他，越怕，他越打。

一次，从德胜门外来了四条汉子，说是仰慕已久，想要领教。

四条汉子像四条“狼”，从前后左右不断地猛扑上来，凶狠地踢打着，轮番扇他的耳光。

他没有还手，只是用流血的眼睛死死盯视着对方的眼。被打倒踢翻无数次，脸被扇肿了，可是眼睛仍死盯着对方，丝毫没有退让。

这双眼睛把四条“狼”吓慌了。

“我算看明白了，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子废了，咱们哥儿几个早晚得遭了他的手！”最后，一条汉子拨出刀子，照准他的大腿狠狠地扎了一刀。

他还是站着不动，用眼睛死死地咬住对方。血从刀口汩汩地流出来，整条裤腿都是湿淋淋的。

汉子们张皇失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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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浑蛋”之死

王 山

1968年6月24日上午10时，在北京西城区二里沟附近的街道上，发生了一起暴力殴斗事件。在上百名手持凶器的青年人的围追堵截和殴打中，一名年仅17岁的青年当场死亡。

关于这场殴斗的细节，后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那位被殴致死的青年曾经做了最后的殊死抵抗；也有人说，施暴的一方是有备而来，加之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甫一遭遇，那名青年就已经无法再做任何抵抗了。他在无奈之下交出了自己的匕首。放下武器就意味着屈服，按规矩，他本来是可以免于受伤害的。毕竟，在他面对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曾经是他的朋友，他寄望于他们的恻隐之心。但是，他低估了那些青年对他的恐惧，以及由恐惧而转化的仇恨。在交出匕首之后，等待的只能是有恃无恐地逞凶，只能是死亡。

事情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人们仍然无法完全忘记这名死于非命的青年。直到现在，这个人物就像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仍不时地出现在反映那个时期生活的影视作品中，钩沉出人们对他的记忆。有人视他为某种错误社会政策的反抗者；也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名诨号被称为“小浑蛋”的青年，当然不是什么英雄。但是，一个不是英雄的青年，居然被人们记忆了40年、议论了40年，而且仍将活在这段历史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的生和死，有什么深刻的隐喻和象征吗？难道，小浑蛋之死，真的和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思索，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吗？

那么，这些思索和记忆，究竟是什么呢？

1967年秋，我所就读的那所干部子弟集中住宿制学校被指为“修正主义温床”，遭强行关闭，我被迫转学到一所普通中学。这次变故，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平民子弟，并与他们成为了朋友。“小浑蛋”就是我的一个要好朋友。通过这些朋友，我也了解了一些北京市井社会的历史。

北京城以横贯东西的长安街为界，分成明确的南北城。由于形成的历史和居民来源成分的不同，旧时代的北京南北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习俗风尚。南城居民多是历代从河北、河南甚至湖广、安徽流入的贫民，多靠卖力气、卖小手艺过活。南城有大字号、大买卖，但为官为宦的很少。在地理上，南城位于“天子脚下”，北仰天威、皇权压顶，隐隐就有威慑感，你就不能不时时要缩脖低头装矮子，逆来顺受。这就形成了一种恭顺服帖而又不失油滑的地域性格。当然，有压迫就会有剧烈地反抗，中国青楼史上著名的“八大胡同”就在南城，紧挨着皇家杀人法场菜市口。一个又一个闻名遐尔的“馆子”肩并肩地戳在那些胡同里，张灯结彩、争奇斗艳，蔚为壮观。与南城相对照，北城就比较封闭保守，连“暗门子”和“卖野炕的”都难觅一个。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习中国跤，师傅是南城天桥混出来的老跤把势。对后生晚辈，师傅是既传授跤艺又教你做人。那时他老人家经常横眉立目、没鼻子没脸地训斥我，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处世之道就是：公羊绑在板凳上，你小子，也别瞎挣扒！要剪毛还是要割蛋，都随他去！就算把脑袋给切了，又能怎么着？过十八年，还不又是个你吗？

北城则与南城大不同。契丹、女真、蒙古和后来的满洲人，相继在北京建过都，随便拉出一个北城拉洋车、拾破烂的北城居民，论起祖宗谱系来，都能勾扯到某一代皇亲国戚、高官显要身上去。在地理上，北城从三面环扣在紫禁要津的脊梁上，依皇朝最高权力中心，天然就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气势，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后脊梁飕飕冒凉气。我就认识一位拉板车的老人，每天早起，他一边声若洪钟地嗽嗓子，一边从小院出来，当街就是一泡尿，哗哗地尿得那叫一个痛快。他说，我每天五泡尿，泡泡都浇在它脖颈子上！这个它，当然指的是旧时代的皇权了。  在旧社会，北京人在国人心目中和嘴头儿上落下两个绰号：京油子和侃爷。前一个多指的是南城市井流俗，而侃大山，则是北城风尚。侃也不是胡侃，动不动地就能给你扯到天下大事上去。自己连吃窝头都接不上顿呢，挺胸仰脖、直眉瞪眼的。开口就是时政批评，指名道姓、有鼻子有眼，一套一套的。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格，谁让人家祖上当过朝呢！

社会阶层架构配置扁平化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人们为之曾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抗争。但理想仍然是理想，即使在发达的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谈判、妥协、战争、选举，什么招数都使遍了，阶层差别的鸿沟依然没有被填平，社会还是高低错落搭建的。还有贫民窟，还有巴黎郊区的贫民骚动事件。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社会是按层次搭建的，那么，社会还能有统一的道德和秩序吗？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人们制定了一个叫做法律的东西，强制要求社会不同阶层共同遵守。法律是铁一样死硬的东西，而阶层关系和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却是鲜活的，违背甚至对抗法律几乎就是社会常态。特别是当法律是在某一阶层的把持下制定、用以维护特定阶层利益时，地下秩序和反抗法律就是社会生活难以消除的现象。

旧中国，封建时代，法律维护的是封建主的利益。那么，平民社会中产生出反社会、反秩序的组织，不就是必然的吗？

在西方社会学中，把与正常社会秩序相拧巴着的另一种秩序，称为“黑社会”。在老北京对非秩序生存，有个挺暧昧的说法，叫“道儿上”。身陷其中的人士，则被称为“道上的”，或“在道上玩的”。北京话的一个特点就是随意性很强地迅速把词汇简化。这些词语后来被简化成在外地人听来完全语焉不详的“玩儿”或“玩儿主”。

我后来试图考证一下这个称谓的来源和本来意义，但始终不得要领，我猜测。大约与职业风险以及对这种风险的藐视有关。意大利称黑手党首领为教父，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玩的是对上帝的不恭和讥讽，很有幽默感；老北京人也不缺幽默，但他们更愿意展示的是对人生和命运的那种潇洒、淡定的态度。

按我的理解，这大约与社会阶层地位的不稳定有关。旧中国，尤其是在京城，一方面是社会等级森严、流品分明，门第之间壁垒高竖，不得随意僭越；另一方面，人们的阶层地位并不牢固，始终处于变居不定中。别说隔若干年就是一场革命、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打乱了重新洗牌；即使在社会稳定期，死沉沉地不发生变革，家族命运也是阴晴不定、风雨飘摇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南边日头北边雨。富不三代、穷不两生。官位子坐得好好的，一言获罪，甚至别人获罪牵连了你，那就是一朝倾覆。前半晌还高居庙堂，后半晌就囚于阶下。

所以，北京入对人生际遇的态度就比较超然。别管你是干什么的，都是爷；就算你从事的是最下三滥的营生，即使是铤而走险在法律边缘讨生活，也要大咧咧地自称是“玩”；自称是“主子”。在黑道儿上晃悠的那位，就成了“玩儿主”啦。

“小浑蛋”曾经给我引见过一个朋友，介绍时，说这位爷是个“铜铁佛爷”。佛有千手，干偷盗这档子事的人恨不得也多长几只手，所以，不管是以此为生的，还是偶一为之的，统称佛爷。而这位朋友玩的是铜铁。趁夜深人静，拆卸大户人家院门上的铜活儿铁件儿卖钱。在铜铁佛爷家吃过一顿饭，人挺好的，热情实在。他做的榆钱儿糠窝窝头，绵软香甜，但拿不起个，得双手捧着吃，至今难忘。

北京的道上“玩主儿”，源远流长了。但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本子上，一般往上追溯只到清康熙年间。因为这时出过两个挺上台面的大“玩主儿”。一个是被南城热捧的黄天霸，一个是被北城视为大英雄的窦尔敦。秉承各自生成的文化土壤，特别是经过不同的文化理想加工塑造后，这两个人成了色彩完全不同的两种道上人物。

……

那年夏末秋初，北京市大办“学习班”，开展了一场力度极大的整顿社会运动。学习班几乎就是变相的拘留所，由“新红卫兵”操办，被强制进班的既有老红卫兵，又有玩主，蓝黄一锅烩，彻底搅和成一团。学习班不仅限制人身自由，还强迫交代问题，因为掌握了权力，新的一代红卫兵也打人，而且出手之凶狠、歹毒，丝毫不让老红卫兵们这是男一段历史了。不过，“红八月”中那些叱咤风云、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只过了两年，在又一个八月来临时，已黯然阶下囚矣。命运弄人，不胜唏嘘。

这年年末，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共和国的这一批同龄人，不管你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也不问出身高贵还是平民，统统被强制送出了北京城。在以后的十年中，他们在艰苦的人生磨炼中，了解并融入了现实和生活。

这是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我的朋友“小浑蛋”死了。他死后，我和一个同伴去派出所给他销户口。在死亡原因一栏里，警察填写了“流氓斗殴”四个字。我看着难受，拍桌子瞪眼地和警察大吵。那位老警察说，你就认了吧。这就算给他个公道了，他是流氓，打他的那些人，也是流氓啊。

新中国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邪恶，却在短短的十几年后，在伴随着共和国一同出生的青少年中，滋生出了新的邪恶。为什么？这是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想弄明白的问题。

2008.4.15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