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艾伦瑞克编著的《街头的狂欢》介绍了，跑步一个人就好，干嘛去人挤人参加马拉松？演唱会在家里看视频就好，何需上网抢票？听音乐用软件就好，为何要去LiveHouse？在这个拥挤的星球，我们需要更多无意义的活动，去体会我们存在当下的奇迹，并且好好庆祝一番。

《街头的狂欢》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继《我在底层的生活》后全新力作，揭开你我内心最深的渴望——凑热闹！

《街头的狂欢》是一部可以让人开怀大笑的书，在这个拥挤的星球，我们需要更多无意义的活动，去体会我们存在当下的奇迹，并且好好庆祝一番。芭芭拉·艾伦瑞克的著作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书籍，从来都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忠告和宣言，普通读者也能从中找到乐趣，毕竟我们都急切地盼望着可以经历一场放纵的快乐。我们生为社会性动物，天生便懂得分享喜悦，只要能尽情发挥，世界和平绝非空想。

导论 来跳舞吧

第一章 狂欢的古老源头

第二章 文明与反弹

第三章 耶稣与狄俄尼索斯

第四章 从教堂到街坊：嘉年华的诞生

第五章 扼杀嘉年华：改革与镇压

第六章 清教主义与军事改革的注解

第七章 忧郁的爆发

第八章 枪对着鼓：帝国主义遇上狂热

第九章 法西斯集会

第十章 摇滚革命

第十一章 运动嘉年华

结论 复兴的可能

注释

参考书目

致谢

回到一万年前，你会发现人类为了生存，每天都必须疲于奔命地劳动：打猎、采集食物、制造武器和衣物、尝试耕种。但如果你在某个月光高照的夜晚或季节交替的时分回到过去，也许还会发现他们正在做一些没必要又浪费体力的事：列队或围成一圈跳舞，有时戴着面具，服装看起来经过设计，也常挥舞树枝。通常，男女都会跳舞，分别在两队或两个圈内。他们的脸或身体可能会涂上赭色之类的颜色，考古学家据此猜测人类定居的地方布满那种颜色的矿石。这幅景象，换句话说，也许和十九世纪欧洲人所见到土著的“野蛮”仪式，不会相差太大。

史前时代的非洲、印度、大洋洲、意大利、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和埃及，这些地方均有岩石艺术，上头描绘有手舞足蹈的人。因此我们可推论出，不管我们遥远的祖先还做了什么其他的事，他们似乎找到很多时间从事休闲活动，也就是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谓阈限的或边缘的活动。

欢庆的舞蹈是史前时代艺术家常描绘的主题。以色列考古学家约瑟夫·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认为跳舞的场景是“最常见的，几乎是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唯一用来描述人际互动的主题”。这种跳舞的仪式源于何时仍然未知，但有证据指出，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近期在英格兰发现的一处考古遗址中，洞穴天花板上的绘图是女性舞者列队跳着“康加舞”，旁边还有动物的图画，像是野牛（bison）和山羊（ibex）。这两种动物后来被证实一万年前已在英格兰绝迹。在有文字之前，甚至过着定居的生活之前，人们就已开始跳舞，并且认为跳舞的重要性足以记录在石头上。

了解史前时代的舞蹈仪式并不容易，也无从知道那种兴奋感为何。那些图案风格独特，许多加芬克尔整理出来的图案只是一些线条和轮廓，几乎没有脸部表情或任何像是表情的描绘，就连辨别哪些是舞者，也要费一番功夫。四肢的位置必须有别于一般活动才看得出是舞者，例如：双手举高、牵手围成一圈、抬腿或跳跃。即使是如此原始、平面的图案，我们仍可以看出，当中有一些元素一直延续到近代并成为传统，例如面具和服装。有些男性人物戴着动物造型或抽象图案的面具，在考古学家看来，有些舞者穿的衣服则像是“扮装”，例如豹皮。画中人物最清楚的动作应该是在表现欢乐，有些人物长发舞动，仿佛他们正在快速移动，随着一阵漫长的鼓声摇头晃脑。

明显地，舞蹈仪式对史前时代的人而言并非是在浪费体力。他们花时间设计面具与服装，不计后果把热量消耗在跳舞上。他们宁愿花时间记录跳舞的场面，而不是其他团体活动。人类学家特纳将舞蹈视为非常态的偶尔、边缘或阈限的活动，这只能说明他是以现今工业时代的思维，怀着产品导向的心态来看待舞蹈，以史前时代的情况来说，这似乎不尽合理。那些人当然过得辛苦，常常受到食物短缺、疾病、野兽的威胁等。但是跳舞的仪式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能满足他们对狂热的渴望。也许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各个面向都轻松多了，而且工作的义务大于一切，所以才会想问“为什么”。

人类学家普遍同意跳舞有演化上的功能，它鼓励我们不要局限于自己亲戚的小圈子，使我们能进到更大的群体中。原始人生活在荒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大团体的优点很明显：能保护自己不受掠食者侵略。原始人和大多数的动物（比方说羚羊）不同，他们能够形成集体防御：包围侵略的掠食者，拿树枝威胁，或至少敲打出可怕的声音吓跑敌人。对远古的人类来说，威胁不只是其他掠食的动物（大型猫科），还有现在已经绝种的其他原始人种，或者躲起来准备突袭自己的同类。就人类的情况来说，防御的工具包括火、石头、尖锐的树枝等，但防御的第一步，就是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写了一本畅销书《哈拉与抓虱的语言》（此为繁体版译名，英文书名：Grooming,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他在书中提到，一个旧石器时代团体的适当人数大约为一百五十人。他仔细研究了交谈（包括讲八卦）的功能后，认为那能帮助人们聚集成约一百五十人的团体。抓虱也一样，互相挑出对方毛发里的小虫、灰尘，对其他原始人有同样的功能。虽然他的书名没提到跳舞，但书中有提到，跳舞将这些过去的人类团体聚集起来。邓巴认为，交谈的问题在于，“无法完全满足情感的层面”：

我们学习辩论和推理的能力，同时需要更原始的情感机制来凝聚大的团体……需要较深层且充满感情的活动来超越冰冷的推理和辩论。看来我们需要利用音乐和身体接触来达成。

事实上，他认为舞蹈仪式比交谈重要——舞蹈“能让人表现当下内在的需求”，并提供人们“形而上或宗教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现已发现上百个史前时代跳舞的图像，但石头上却没有任何线条图案是有关聊天的。

邓巴认为团体的舞蹈，尤其是列队和围成圈，能够打破隔阂与凝聚社群。特纳从二十世纪原住民仪式中也发现，团体舞蹈能够团结“共同体”中的成员。除了他们两人的发现，有趣的是，希腊文中的“法律”（nomos）一词，也带有音乐“旋律”的意思。通过舞蹈，将身体投入在音乐之中，就是将自己融入在社群里，而且比起享有共同的神话或习俗，这种融入的程度更深。随着音乐和唱诵动作，团体中竞争对手和派系能以没杀伤力的舞蹈一较高下，或者一笑泯恩仇。如同神经科学家说的：“跳舞是用来形成团体的生物科技。”（如果能知道舞蹈仪式发挥作用至少需要多少人，应该会很有趣，但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著作。）

因此对于团体和团体中的个人而言，借由舞蹈聚在一起，在演化上比起几个人的小团体较有优势：较易形成团体，以防御侵入地盘或有威胁性的动物或人类。其他物种还做不到这一点。鸟类有它们的曲子，萤火虫能组合它们的光芒，大猩猩有时会聚在一起挥舞手臂。虽然动物行为学家称这些为“嘉年华”，但我们从没发现有任何动物能创造音乐，并随着旋律起舞（也可能它们隐瞒这个天赋不让人类知道）。人类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能够交流对彼此的爱，这是弗洛伊德难以想象的：这种爱，或说是凝聚力，把大于两人世界的团体结合起来。P22-25

欧洲人大举展开侵略，探索他们眼中的“新世界”时，发现当地居民从事许多诡异又骇人的活动。虽然他们没有留下可信的资料，但传言纷纷，说有食人族，还有杀人献祭、肉刑、人体与脸部刺青以及明目张胆的性行为。同样让欧洲人起鸡皮疙瘩的，还有到处可见的狂热仪式：当地居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唱诵到精疲力竭，甚至到更高的境界——出神。不管欧洲人走到哪里，都能目睹这些触电般激动的仪式——大洋洲的采集打猎者、波利尼西亚的火耕农、印度的乡下人，频率如此之高。对白人男性与少数女性而言，“这些野蛮人的社会……尽管有风俗上的差异，但各地的神话仪式之间仍有特殊的一致性”。欧洲人对“野蛮”的印象，便是那些在荒郊野外、穿着奇装异服、身体绘上图案、围着营火打鼓又跳舞的人。

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同一个仪式，从不同观察者的角度看起来也大不相同。库克船长（James Cook）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抵达塔希提岛时，见到一群一群的女孩表演“非常不入流的舞蹈，称为提莫罗蒂（Timorodee），唱着不入流的歌曲，加上不入流的动作……同时，还能准确地跟上拍子”。大约六十年后，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发现同样的仪式，当时被称为罗力罗力（Lory-Lory），也许有些许变化，但依旧媚惑迷人：

不久后，扬起一阵奇异的吟唱声，他们轻柔地摆动身体，慢慢加快，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有好几次，他们胸前激烈地颤动，双颊发亮，完全沉醉在舞蹈的精神之中，显然无视四周的一切。但很快地，又平静下来，回到刚刚无精打采的样子，眼神飘忽，胡乱地唱着，倒在彼此的怀中。

和库克船长一样，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对西澳(Western Australia)土著夜间举行的狂欢仪式（corroborree）感到反感。他写道：

跳舞进行时，他们或向两旁跑去，或成纵队在空地跑步，后头的跑步者轮番冲刺到队首。他们行进的时候，用力踏着地面，强力的步伐伴随低吼声，还敲打棍棒和长矛，摆出各种姿态，例如伸长手臂，全身蠕动。对我们而言，这一幕可说是极为粗鲁又野蛮，毫无意义。

但对人类学家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和吉伦（Frank Gillen）来说，类似的原住民仪式反而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令人着迷：“烟雾弥漫、火炬闪耀。火花从天而降，洒向四面八方跳舞的人们。男人吼叫，形成一个非常疯狂又野性的场景，文字难以适切描述这一切。”就是这段叙述，使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集体欢腾”（collectiveeffervescence）这个概念：仪式诱发的热情或狂喜，能够巩固社会关系。他还提出，集体欢腾是宗教的根本基础。

通过奴隶制度，欧裔的美洲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俘虏来的“原住民”，对于移居美洲的非洲人所举行的狂热仪式，他们也有着多种矛盾的反应。许多蓄奴的白人认为这些习俗“嘈杂、粗鲁、不敬、放荡”，并且采取激烈手段打压。十九世纪时，一名牙买加农场的主人发现他的奴隶旷职跑去跳姆哟舞［Myal Dance，可能是源于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一种入门仪式］。他描述他们跳的舞“全是些奇形怪状的举动，从头到尾都在吟唱，有时像歌曲，有时像嗷叫”。同样的，1845年，一名英格兰的旅客到了特立尼达（Trinidad），他语带厌恶地描述：

圣诞节前夕，似乎在宗教的掩护下，地狱的门被打开了……每个黑人都在发酒疯，狂饮又狂叫……在这恶心又放荡的纵情狂欢中，根本没人去睡觉……乐手被一大群酒醉的男男女女围绕，那些女人都是最下层的阶级，所有人都在跳舞、尖叫、拍手，活像一群恶魔。这些都是受“子夜弥撒”的影响，这种弥撒最终都是如此的堕落。

但是，也有其他白人观察者被这种来自非洲庆典的怪异力量吸引。美国景观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十九世纪中期旅行到新奥尔良，观察黑人基督徒的礼拜，深深受到了吸引，“呼喊、低吼以及惊人的尖叫声，众人进入不可思议的狂热状态，不知是出于狂喜还是狂悲”，他发现自己的面容“发热”，双脚开始踏动，好像“不知不觉被感染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名叫克林顿·弗内斯（Clinton Furness）的旅行者到了南加州，当他看见非裔美洲人的宗教舞蹈“绕圈呼喊”（ring shout）时，也有相同的感受。

有几个男人，以奇怪的节奏左右踏步。一段旋律就这么产生了，几乎和牧师的吟诵没有关系，就这样在我眼前发生，并蔓延开来。我感到自己被巨大的灵体紧箍住，那是一个有意识的个体，一点一滴赋予群众活力，占据每一个心灵，包括我自己的……我感到仿佛有一个清楚的旨意带领着我们。你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是暴民心理、群落作用，或看你自己怎么称呼。

总而言之，白人观察者认为黑人的狂热仪式恐怖又令人厌恶。“怪诞”（grotesque）这个词一再出现在欧洲人描述这些场合的文献中，“惊骇”（hideous）则是另一个词。十九世纪瑞典的传教士亨利·朱诺德（Henri Junod）描述莫桑比克南部龙加族（Ba-Ronga）的鼓声是“可怕的噪音”和“魔鬼的演奏”。其他的天主教传教士，一听到非洲人仪式开始的鼓声，就觉得有义务要去阻止这“恐怖的行为”。到了二十世纪，鼓的声音已经足以把白人吓跑，仿佛它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超乎人类的理解范围。1910年的小说《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到了南非，他说：“我没听过这么诡异的声音，不像人类也不像动物，那个声音好像来自人类视觉与听觉都不可及的世界。”人类学家汉布利（W.D.Hambly）在他1926年关于部落舞蹈的著作导论中，请读者对于其研究对象发挥一点“同理心”：

同学们研究原始音乐与舞蹈时，需要培养对落后种族的宽容心态……在热带丛林里，围着营火表演的音乐与舞蹈经常引起欧洲旅人的谴责与厌恶，因为他们只看到古怪和肉欲的那一面。

……

狂喜的技艺

本书的任务在于严正探讨群体的狂喜现象。在刻意安排下，人们在喜悦与兴奋的过程中形成群体，但它所产生的狂喜现象经常被忽略，而且难以传达。然而，并非所有“非理性”的群体行为都在讨论的范围，恐慌、流行、一头热以及暴民行动等都不包括在内。私刑或暴动对参加者也可能产生剧烈的兴奋与愉悦感，但这里要谈的群体活动，是欧洲人在“原始社会”中目睹并且与欧洲嘉年华传统呼应的庆典。这些活动不是欧洲人以为和想象的“歇斯底里大爆发”，也不是暂时解放禁忌、“抒发一下”的场合。那些西方人看来“野蛮”又粗鲁的行为，其实是经过用心规划、安排，一直以来都符合文化规范与社会期待的。

举例来说，后来西方人从较公允的角度研究原始的仪式后，才发现这些仪式和庆典在时序上不是随机的。随着季节不同或是在特定日期，人们才举办这些活动。有些是年轻人发起的，有些是婚礼、丧礼或加冕仪式，换句话说，都是期盼了数周、数月，悉心计划的。餐点要特地预先准备，服装与面具都经过设计，还要彩排歌舞。这些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过程还得条理分明、仔细规划。

此外，即使在狂喜活动的高潮，群众的行为依旧遵循文化规范，不同性别、年龄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甚至最“疯狂”的一刻——出神，也是在特定流程后产生。某些节庆的桥段只是用来娱乐或世俗意味较浓，这些桥段中不允许或不会出现“出神”状态。另外，像一些西非的宗教仪式或库恩（Kung）治疗仪式，出神境界常被视为灵性状态的象征，需要严守纪律、聚精会神才能达到。民族志学者跟在殖民者后头，亦步亦趋地观察后，才了解每一个狂热仪式都归属于各自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力与智性的结晶，并赋予参加者不同的意义。

尽管细节与表现方式不同，从古至今也有些变化，但世界各地的狂热仪式和庆典还是有些共通处或共同的元素。特纳观察到，“每一种仪式、庆典、节庆都会搭配特别的服装、音乐、舞蹈、食物、饮料等，经常有面具、身体彩绘、头饰、器具和神龛”。在这些狂热仪式与庆典中，同样的元素——舞蹈、音乐、饮食、改变心智的药物、各种形式的服装与装扮（如脸部与身体彩绘），似乎都普遍存在。［另一位人类学家认为：“庆典的元素都具有强烈的对比，以此来表达极端的体验……身体成为一个客体，用来展现自己的穿着、装扮、面具……不用说，唱歌、跳舞和其他玩乐也是庆典的一部分，这些举动是为了将自我延伸到庆典当中。这些举动都是在强调人的活力，要将生命发挥到最圆满的状态，这也是庆典的核心所在。”详见Roger D. Abraham, in Turner，ed.,Celebration: Studied in Festivities and Ritual, 1982, pp167-168。或者如研究剧场的历史学家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所言：“唱歌、跳舞、戴面具、扮装，扮演其他人、动物或神明(或被他们附身)；演戏、讲故事、重述打猎的过程……彩排、寻找特殊的时间地点来表演——这些活动就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详见Y. Garfinkel, Dancing at the Dawn of Agriculture, p.40］

还有一些元素不一定普世皆同，但也很常见，它们会特别出现在冗长又精心安排的场合，包括列队、展现神圣器物的宗教仪式、运动或其他竞赛、戏剧表演，还有带着嘲讽意味的喜剧。但无论如何，核心元素都是跳舞、设宴、身体和脸部的装饰艺术。

达尔文目睹原住民的仪式后，却找不出“意义”所在，毕竟对外地人来说，要了解那些仪式确实是不容易。人们援用相同的活动——跳舞、设宴、变装等等，达到不同目的。有些仪式可以看得出宗教性，人们希望神灵能因此现身。其他的仪式则具有医疗功能（例如库恩仪式），从参加者的角度来看，不管神灵在不在，都有功效。但如果我们套用西方文化对宗教、治疗、娱乐的分别，有些仪式看起来好像“只是”娱乐。人类学家倾向认为，他们能区分“仪式”和“庆典”，前者较具宗教和治疗的功能，而“庆典是指非宗教、具娱乐性或为孩童举办的”。也就是说，仪式和庆典分属宗教和娱乐，但这种区别对参加者而言不见得有意义。一名美国佐治亚州的奴隶回忆道，其他奴隶描述他们的礼拜或活动“聚会”时，“我喜欢找‘老耶’，就像我喜欢派对一样”（请原谅我引用的文献把方言翻译得有点轻浮）。

在本书里，我会尽可能探讨人类学对仪式与庆典的区分，但重点还是在它本身的现象——集体的活动，如跳舞、宴会等等，以及引发的感受。无论是何种目的的仪式——与神灵接触、庆祝婚礼、战前的整备，人们都多次举办，以达到群体的欢愉，甚至是亢奋或狂喜的状态。然而，为什么我们只选择这些活动来达到目的？我们在下一章会回答这个问题，但现在，最简单的答案是，这些是“有用的”活动。经过数千年的实验，人类发现了“狂喜的技艺”。［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研究巫术后发明这个词。］

本书的写作动机，是源于一种失落的感觉：如果狂热仪式和庆典曾经如此风行，为何今日却所剩无几？如果狂喜的“技艺”代表人类重要的文化传承，为什么我们将其遗忘了？我将爬梳远古至今日源远流长的狂热仪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每个人多少都意识到，过去几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社群的衰退，许多社会学家都曾深入研究这个趋势。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更强的欢愉感，比“社群”这个词所隐含的都还要有力，它不仅能唤起人们的信任感，还能形成小镇般的交际圈。除了社群之外，狂喜的愉悦失去了，以前常以舞蹈、音乐等等呈现的仪式也失去了，这些都值得我们关切与哀悼。

这种失落的感受对我个人有特别的意义。就理论上而言，这本书的基础建立在我上一本著作《血的仪式：战争狂热的起源与历史》（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上。在该书中，我探讨了人类集体欢腾的黑暗面，透过献身与战争的形式呈现。当我进一步探讨较不具破坏性的庆典时（也就是本书关切的主题），我想起一些跟情感面有关的议题，几十年前在摇滚演唱会上、非正式的派对里，还有一切特意安排的“聚会”。我想读者对本书许多的内容也会产生共鸣，不管是宗教的或娱乐的，而且会很想和我一样提问：如果我们拥有集体狂喜的能力，为什么现在不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