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是科学家，在美国、台湾、香港育人无数。陈之藩是散文家，作品影响了几代台湾和香港人。从二十多岁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到成为走过二十世纪最光灿的科学岁月的智慧长者，陈之藩一直用独特的、兼具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知识份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即使早期文章相隔已有半个世纪，现在看来仍经得起时间检验，历久弥新。

“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本书为系列的其中一册，收录了《蔚蓝的天》和《旅美小简》两部作品。

“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

作者兼具科学家及文人两种身份，作品风格一方面有科学家不同角度的看法、说理透彻的剖析，另一方面呈现出文人清新淡雅的诗意，别树一帜。作者用独特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他在撰文纪念胡适先生时曾说：“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读作者的散文，也很难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风”里，体会着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深情与智慧。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蔚蓝的天

序

何以译起诗来

生命的颂歌

朗费罗的诗

燕子

丁尼生的诗

一朵花里的世界

布莱克

一棵毒树

布莱克的诗

蔚蓝的湖·蔚蓝的天

华兹华斯

两个四月的早晨

华兹华斯的诗

孩子·舟子

柯勒律治

迷失了的灵魂

雪荚

印度小夜曲

雪莱的诗

春天的雪花

济慈

无情的美妇

济慈的诗

一所荒园与一架书

普希金的奥涅金

哀一位哲人

五十年代谈冯友兰

哲学与困惑

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

谈希望

选择就是创造

兴趣与成就

《寻梦草》读后

青春

伍立曼的诗

旅美小简

前记

月是故乡明

出国与出家

童子操刀

并不是悲观

智慧的火花

到什么地方去

成功的哲学

失根的兰花

科学家的苦闷

哲学家皇帝

祖宗的遗产

钓胜于鱼

山水与人物

觅回自己

泥土的芬芳

印刷小工诞辰

智者的旅栈

惆怅的夕阳

哈德逊剧院

河边的故事

河边的故事

有一位法国哲人为人道主义下的定义最好。他说：“一个人于河中快淹死，一百个人跳人河中相救，这一百个人也许会因而淹死，而仍救不上那个人来。以一百比一，是件不理智的行动，我们把这种行动叫做人道主义。因为救的不是那个‘一’，而是救的是那个‘人’。”

这种人道主义的昂扬，是人类文明一大进程。由于人道主义的出现，率兽食人的社会才绝迹于人间。由于人道主义的觉醒，以人祭天的牺牲才消弭于人世。我们在读斯威夫特的大文一个建议时，才会感觉出他原是骇世之笔。斯威夫特建议英国把街上的孩子当牛羊一样杀掉，论斤成堆去卖，一则可以整顿市容，二则可以餍足胃口。

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潮源流越来越长，波涛越来越大，我们虽然未断过大战争的惨剧，然而，还没有把人道主义置若罔闻，在混乱的迷雾中依然有不世出的奇星：甘地摩顶放踵，纺线晒盐，为无助的奴役生活而向人间乞求人道的怜悯。托尔斯泰则弃家摒产，砍柴补鞋，为无助的苦人生活而向人间乞求人道的怜悯。史怀哲则献身瘴疫，行医非洲，为无助的土人的苦痛生活而向人间乞求人道的怜悯。这三个巨人，是人道的光芒，竟同现于斯世，使砍伐盈耳，怆呼盈野的漆黑二十世纪出现令人仰望、令人深思的眩目光芒。我们纵有苦痛，然而无理由悲观；我们纵然哀伤，然而无须乎绝望。

然而，自从匈牙利之火烧起到匈牙利之火熄灭，我们由这烈火的光照中，看到人世的真面：一面是狰狞的屠手，一面是战栗的懦夫，口口声声的人道主义者，无颜再说出这两个字了。

屠夫的笑容在这争自由的火焰中，固已化为灰烬，而懦夫的怯弱，也在此争自由的火焰中无所遁形。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这个事实。

诚如汤恩比的观点，任何对匈牙利的救助都是三次世界大战。而三次世界大战几乎就是人类的灭亡，因此对匈牙利之火所能下的结论只有一个：爱莫能助。这个看法，是可以原谅的，正如那个河边故事，一百个人原比一个人多九十九个，使一百人冒险去救一人，原是不理智的举动。我们非常承认这种推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附带一个结论，即是人道主义的死亡。

托尔斯泰将自己的呕心巨著烧掉，将自己的万贯家产弃绝，而去自己制鞋，自己烧火，自己宿于荒村野店，这些没有一件是理智的行动，没有一件不是迂阔的行为。不仅他的妻子不原谅他，世人不原谅他，就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屠格涅夫，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生活，何以竟尔抛掉他那枝如椽的巨笔。所以屠洛涅夫临死时还劝他提起那枝笔来。然而他不顾这一切，他跳人河中，不顾自己而去救人。他是傻人，而垂死的人道主义却在他愚行中得到活力。

他的徒弟甘地，奉行他的主义，继续他的傻行，晒盐，织布，赤足行于沙漠，枵腹卧于病床，都是不能用数目计算出利润的愚行，他全一一做出来了。他为垂死的人道主义，输进了血液。

这两个都已作古了，唯一的生者，是史怀哲，卅岁时已是文学院长，他弃文学院长不做，而去学医，他要去非洲为土人治病，朋友苦劝他，这是大将拿着来福枪上前线，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他说：“西方文明欠非洲土人许多债，我要以身相赎。”在蛮荒野漠已五十年，非洲的病人不见得能痊愈几个，而他的拙行却为人道主义增添了光芒。

这三个人不是凭空跳出来的，是看见了有在河中挣扎的人，才有他们在岸上的勇者。我们的现代文明，实在是在挣扎中，匈牙利不过是个很小的象征而已，而由这个小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出这整个文明的病弱与瘫痪。  汤恩比认为一个文化之免于死亡，只有自我的觉醒与努力，这三位先知者并不理智的傻行，实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觉醒，使这个垂危的文明，有一线回生的希望。

我们要向上苍祈祷，启示我们如何抛却小智小利，宁取拙言拙行，不然，岂仅布达佩斯千万英雄的血，会自自流尽，就是我们这些岸上的观者，也终将卷入汹涌的狂流。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费城

P183-186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这部校稿，我无精力再看一遍，就让他们去印罢。

把我的文集拆散重编，需要全盘的眼光。元方说她要以读者的身分提出几个问题。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王君，你是否也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

“虚拟的问题答案可以多至无限，我就是可以答，也答不了。”

元方接着又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王君重编的陈之藩文集，你有什么感想？”

“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概念有许多在后来又再详加解释，如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在《旅美小简》的《前记》中曾经提过，而在《一星如月》的《天堂与地狱》中详述原委。如我在《蔚蓝的天》中说了布莱克的诗，又在《时空之海》中说他的画。我想起最初在台湾就读过欧威尔的《百兽图》，同时读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匈牙利的反暴政涌起时，于一夜之间我写出来《悠扬的山歌》。因为海耶克的分析使我折服，欧威尔的洞见令人勇敢。《百兽图》及《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我读的中文本为梁实秋所译，到美国后再读英译本，他们的快人快语，成了我的防身武器。”

元方再问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多是外国人物，最好也用中国故事，把中外的例子加以比较。”

“你常听说萧规曹随，房谋杜断罢？汉之兴，是由于萧何的规划及曹参的发扬；唐之兴，是由于房玄龄的筹谋与杜如晦的决断。此所谓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开国的规模若不属于彼，即属于此。主要的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都是大史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唐书》我没有看过，而司马迁的《史记》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尤其汉初的故事后人多改编为戏剧，大家多能唱在嘴里，记在心中；如楚汉相争的《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等。”

元方又问：“你说的这些与办杂志有什么关系？”

“办杂志虽系小道，与国家大事不能相比，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就创业精神而言，实属大同小异，都需要昂扬的斗志，都需要大笔的金钱，都需要仔细的计划，都需要把犯错误的经验化为正面的努力。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为例。甲向孙中山说：‘乙的革命是假的。’孙中山说：‘没有关系，假着假着就真了。’因为革命是有钱的出钱，还出力；无钱的出力，给他钱。办杂志虽不是革命，但要有人玩命。人只有一条命，而不惜舍身一试的原因，是此人有向善的决心，只待种种失败的锻炼，这要比吃饱了蹲在那里强多了。外国的任何事业之成功，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而美国的革命是只要看富兰克林传记就知道他们开国时的复杂状况了。”

说理文字我最喜欢，孔门之中，孟子神完气足的滔滔雄辩(如以羊易牛的矛盾论点力辩为儒家的治平之论)与荀子清澈澄明的委婉解说(如《劝学篇》的开宗明义：“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即为佳例。白话文表面看来非常笨拙，而所概括的内容非常广泛者，是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的立论。王君接办《万象》杂志，以“照着讲”的内容为主，而他的专业训练是科学，科学的精神却是以“接着讲”为内容。不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为最重要。王君想把科学的专业训练扩充到出版事业，自然是一种冒险。换句话说，把冯友兰所论的“照着讲”变成“接着讲”，不仅是研究古今传统之有别，也是探讨中西文化之不同。

王君是勇汉，是闯将，才会做此冒险之事。他想以马上得之的经验大展为马上治之的鸿图，说服自己已经不易，说服同事更加困难。比如业务经理说这些设计虽然美好，无奈精打细算之后，开办费用即需款若干，这么多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均是王君所不能不顾到的。如果只是赔钱，那是小事；无钱可赔时，就不会赔了。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销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出版王云五的集子及重印齐如山的著作，均是不小的投资，事先也不知赔不赔钱，或赔多少钱，而乾坤一掷，未计后果。

我最近着迷于冯友兰的新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也许王君有更深的觉悟，以此出版大部头的书。我万分期望他的尝试成功！

二○○九年四月四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