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当代著名作家，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平时鲜少接受媒体访问的王蒙做客《锵锵三人行》，与窦文涛、梁文道、查建英当面锵锵、笑谈人生，用最朴素的语言评论文化现象、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王蒙的深刻敏锐、从容淡定、俏皮幽默、形象生动在这本谈话录中展露无遗。

王蒙七十多年的岁月沧桑，使他成为共和国文化变迁史的一个标本，而他的命运也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本书中，这位颇具魅力的文学大师向我们讲述了他“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从五十年代的“右派”作家，到自我放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突起，到上任文化部长的要职；从自动退居，到逍遥地以写作为生……何谓“半生多事”？何谓“九命七羊”？且听王蒙娓娓道来。

1949我参加了开国大典

 每一代人都唱自己青春的歌

 台湾同胞最苦的是无歌可唱

 最主要的唱段共产党员都是女的

 口号的不同代表了中央意志的转变

 “杨朔体”不能完全由杨朔来负责

 冒充大款冒充大官没人冒充作家

 丈母娘代表了房地产市场的“特刚需求”

 感情专一和五十年代没有关系

 性这个东西它离不开恩与义

特殊年代里告密的人和事 037

 当时的政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谁能洗我脑子？我让他洗！

 打小报告是为人所不齿的

 不能用政治的东西取代道德

 老舍批判丁玲时坚持说“您”

 我给你提意见，但我是忠诚的

 文怀沙哪至于成个事儿啊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太厉害了

毛泽东、奥巴马与文人的语言魅力

 白话自古就有，没什么新鲜的

 鲁迅的语言疙里疙瘩的

 最不受毛文体影响的就是毛泽东

 奥巴马爱用“无限上纲法”

 不能光从小学课本看冰心的贡献

 没有一种语言是纯粹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雇速记员写作

 网络脑残体魔高一丈

八零后作家真的那么小资吗

 谁剥夺了进城民工的青春

 我因为精神原子弹吃亏吃得太多了

 李商隐就缺少体育精神

 韩寒这种人二十年前不可能存在

 言论自由的结果是言论贬值

 网络批斗揭示人的奴隶性

 什么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当心“国学热”走火入魔

 “国学热”属于饥不择食

 中央文件里没有“国学”二字

 道德沦丧不是现代化和革命造成的

 没有“五四”现在就没有资格谈国学

 儒学的道理无法满足社会发展

 任何学说到了中国马上走样儿

 中国最神圣的是实用主义

 老子有后现代文化批判主义的味儿

 你们别死乞白赖地只认识GDP

 不须为生存忙碌可能也是一种不幸

 政府少折腾是得了老子营养

赵本山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

 春晚连京剧都很有政治内容

 在东北看二人转太High了

 三鹿奶粉不是看了赵本山小品学坏的

 歌剧不火是因为写得不够好

 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不一样

 千秋功罪都归赵本山一个人？

 是不是中国男的本来就没自信啊

 Gentleman说话、做事儿都很轻柔

五十年代就处理过同性恋问题

 “一见钟情，白头偕老”是最好的

 爱情中的很多反应和精神病人一致

 恰恰是凄美的爱情限制了张爱玲

 我们往往把疾病和道德联系在一块

 历史上太多同性恋艺术家了

中国人生活老有一种高潮化趋势

 中国运动员和观众变漂亮了

 游泳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

 我要把我父亲没游完的泳补上

 中国作家能说因为开会多

 我摸不清北京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

 在深层次上毛泽东与我们同在

 社会发展阶段是不能被超越的

 允许百姓上网的国家不算极权国家

 一家子琢磨怎么挣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十三亿人变成十三亿甘地也很可怕

 《战争与和平》是吃饱后的好作品

 从“全民皆兵”到“全民结冰”

印度哲学是既禁欲又纵欲

 现在这个社会戾气太重

 印度人乐天知命穷开心

 中国农民反抗性之烈历史少见

 唯独泰戈尔的达观令我折服

 给他们带来耻辱的英语成了沟通工具

 种姓等级败给了权力等级

 印度哲学把性爱神圣化

 咱们有“戏说天下”的传统

 印度对于全球化很矛盾

 古老国家都不喜欢抠抠缩缩

 寻找无关宗教的核心价值

世博会不是经贸奥运会

 《海的女儿》是爱情圣经

 《蓝色多瑙河》是为世博会写的

 古代懂审美的也只是士大夫

 台湾同胞温情但不煽情

 拒绝下飞机，原理和自焚很像

 过早把孩子培养成“人精”

 中国青少年“被晚熟”了

 性早熟导致“性待业期”

打小报告是为人所不齿的

王蒙：不搞告密活动这个观念，其实在“文革”之后又树立起来了。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词儿叫“小报告”，打小报告是为人所不齿的。我想起美国获奥斯卡奖的一部电影《女人香》，讲只要你是告密者，不管你告什么，都是抬不起头来的。

窦文涛：就是几个学生一块儿干了坏事，学校非得逼着一个目睹的好学生告另几个。

王蒙：但他死活不告。他是最好的学生，结果被学校开除了，美国社会也有这种事。

查建英：美国的小学生有一条，不管你是欺负别人还是被人欺负，都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比这两者更不光彩的就是告密。你受了欺负去告密，你也是包，这是道德最低下的表现。他们每星期除了学习以外要互相交流思想，跟咱们开班会似的，老师来了问，你们有多少人欺负过别人，然后有几个人举手；有多少人挨过欺负，更多人举手，都觉得自己好像受过欺负；但是问有多少人告过密，没有一个人举手。

王蒙：这个很好。

查建英：告密是最恶劣的事。据说现在我们的小学里，打小报告虽然没有当年“文革”那么厉害，但确实名声也很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要求“进步”，想当少先队员，你就要汇报思想。

窦文涛：有个新闻说，一所学校为了促进学生互相进步，每个礼拜选一名学生监督另一名学生的言行，但是不告诉他是谁在监督他。

查建英：这不就是告密吗？

王蒙：这种事，道德上有悖论。譬如说刑事案件，你是警察或者检察官，你就希望该告的密全告了，这案子就破了，是不是？咱们眼前例子多得很，比如贩毒集团、贪污集团，你说他是应该“死都不说”好，还是干脆“我犯不着，是他贩毒，我是被掐着脖子运了一次，我当然应该坦白”。回过头来说当年，现在我也挺瘆得慌。比如当年苏联树立过一个少先队员的榜样，怎么回事呢？他父亲是富农，他去汇报父亲对党的不满，最后被祖父给杀了。当然他祖父的行为，无论如何这底线也够呛。最后他就被树立为全国少先队员模范。可是美国人听完这个故事，吓得面无人色。

窦文涛：毛骨悚然。

王蒙：是啊，世界上怎么能有这种事呢？怎么能宣传这种事呢？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了，美国人说起苏联少先队员的事，仍然激动得浑身哆嗦(文涛笑)。

查建英：咱这个例子其实既反了西方道德，又把老祖宗比如《论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给反了。如果父亲杀了人，或者儿子杀了人，家里人是不能出去告密的。

王蒙：但是咱们国家刑法规定，帮着隐匿或者拒绝坦白，有胁从罪。

窦文涛：包庇罪。

不能用政治的东西取代道德

窦文涛：其实我很好奇，当时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比如最好的哥们朋友喝酒聊天，私下里谈话说什么都行啊，但是他把你逐条逐条汇报上去，遇到这种事情，你心里怎么想？或者有一天你也给关到牛棚里，关到监狱里去了，被审讯的时候人家让你(王蒙)说，哪天在哪儿和查建英吃饭时聊了什么，你心里没有挣扎吗？

查建英：我听吴祖光的外甥女说——她比较熟悉这几位老人嘛，他们互相之间有一种默契，都知道在非常的情况下，可能不得不做一些事情。甚至聂绀弩可能也心知肚明，他那几首诗就只是给那几个朋友看过，怎么一进去人家就问这几首诗呢，肯定是他们告的。但是他出来以后仍然跟这几个朋友赋诗往来，喝酒作乐。也许有一天打开聂绀弩的档案，说不定聂绀弩自己也告过、汇报过或者揭发过告他的人，这都难说。所以她的意思是，大家要理解在那样一个极度政治化的年代，所谓的“群众斗群众”其实还只是从犯，要问罪的话，应该追踪到制度。

窦文涛：我看章诒和的文章，感觉当年的卧底告密者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被迫的，已经进去了，被逼着交代一些朋友的往事；还有一类是做一做还做上瘾了，甚至很投入，把告密当成自己的一种进步。当时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王蒙：刚才说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种政治的说法，并不是道德的说法。但是对待敌人有没有道德可言？我觉得仍然有道德可言。敌人没有的事，我们不能随便给他栽，是不是？还有一条，优待俘虏，对俘虏不应该肉体折磨，这几乎是全人类的共识。所以不能够用政治的东西取代道德，更不能够用政治的东西取代法律。你犯的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不能因为是敌我矛盾就枪毙你，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就无罪释放，那叫什么事儿啊？这是一个经验，但这个经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当时毛主席能分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因为斯大林只承认敌我矛盾，只讲阶级斗争。

窦文涛：分开讲了。

王蒙：还有，不管哪种矛盾，要知道当时革命那种总的形势——当时一个口号叫什么？把一切献给党啊！把一切献给党，你知道一点秘密情况，能不献吗？

窦文涛：连自己的隐私、朋友的交情都要献给党。

王蒙：我把自己的日记都交出去了，把自己没有发表的小说都交出去了啊！张弦，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个作家，本来定“右派”没他的事儿，他只是因为发表的一篇小说在反省，最后他没事儿把自个儿写的一个中篇也上交了，结果——

查建英：自己密告自己。

王蒙：对(齐笑)。

窦文涛：这是忏悔到灵魂深处了。

查建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心里刚有一点对党不忠的私念，都得狠斗它。

窦文涛：我就不明白了，你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隐私献给党，党要它干什么呢？

王蒙：当时的想法是，你认为你能够得到党的教育，得到党的理解，得到党的最正确的判断。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文革”已经乱套了，整我的、捧我的全完蛋，一锅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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