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被誉为当今“文化知日第一人”，《长声闲话》是三联书店为他首次推出的精选作品集。从作者迄今发表的随笔作品中甄选佳作、厘清脉络、堪称定本。

李长声的随笔以日本为写作对象，而所涉范围极广。从历史、文学、艺术到饮食、风物、民俗，从阳春白雪到大众流行，从文坛掌故到社会百态，几乎无所不包。

《阿Q的长凳》为《长声闲话》第一册，收77篇。

李长声编写的《阿Q的长凳》为《长声闲话》第一册，收77篇。以《日本与日出》开篇，以《落日》作结，在篇目设计上追求起承转合之美，以使读者得渐入佳境之趣。这一册主要谈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文化比较。从谈中日比较绕不开的“宏大主题”：万世一系、改朝换代、遣唐使、革命考，到更具文化专论性质的题目：汉字、假名、相扑、艺妓；到以人物统领的诸篇：诸葛亮、朱舜水、蜀山人、黄遵宪，再到以问设答的“为何无宦官”“谁救了京都”“临行喝妈什么酒”，到戏语惊人的“算算友谊账”“作践武二郎”“不做贼也心虚”等等……

日本与日出

富士山

谁给起的名

万世一系与改朝换代

遣唐使

革命考

欧阳修的悲愤

一衣带水

杨贵妃·圣德太子·成吉思汗

汉字

假名

艺伎

相扑

为何无宦官

河豚

锦鲤绕岛影

孔子不问马

诸葛亮

朱舜水

蜀山人

看明朝那些事

武士家计帐与张大点日记

黄祸事始

春帆楼

复仇

天狗的中日友好

黄遵宪与小泉八云

黑船与虎门炮台

万元的谕吉

梁山伯的武士道

武士道与商人道

食蓼虫

断肠亭日记

鸦片王

李香兰的故事

临行喝妈什么酒

谁救了京都

刘备摔孩子

诸神的学历

慈禧和平奖

燃一根火柴

于无形处见道德

天空现出鱼肚白

算算友谊帐

首都

话起萧墙

火灾

警察

写真异闻

落书

今昔物语的今昔

超能力趣闻

阿Ｑ的长凳

日式潘金莲

马马虎虎

不做贼也心虚

君若写诗君更好

六十衰翁初学诗

江户热的死角

俏皮的川柳

滑稽的汉俳

芭蕉的俳号

几只蛤蟆跳水塘

连句与团队精神

马悦然的俳句

汉字的霸权

和制汉语

造词儿

千石的念法

坐卧

岁时记

情人节

从失乐园到情爱多元

师走

还历

阴翳或阴暗

人与人间

落日

代后记：日本论

大概日本人没有不知道“日出处天子”云云的，因为这几乎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第一页。井泽元彦说：“对那种中华思想的反感，跟中国平等的意识，能从记录上第一次确认的，就是这个圣德太子的国书。”井泽写推理小说起家，专营“逆说”。“逆说”就是唱反调，人家说东，你就逆过来说西，只要胆子大，脸皮足够厚，再省力不过了。井泽们的说法固然长自家的志气，情有可原，但圣德太子死后一百年才编出第一部史书的倭国，恐怕那时候汉文还不过写写家书的水平，意识未见得开化到反感中华思想，跟中国闹平等罢。

大业三年是公元607年，帝是隋炀帝。乃父杨坚开国当皇帝，史称隋文帝。据《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的600年，日本遣使来朝。“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日，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想来隋文帝听了报告忍俊不禁，这倭国也太蒙昧未开了，便加以训令。倭国确实就改之，603年仿照隋朝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颁布十七条宪法。不再讲以天为兄的故事，照着中国称天子，不料又惹恼隋炀帝。中华思想认为天实行独生子政策，岂能有二日。于是又改之，608年遣隋使递交的国书上写作“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日本书纪》的记述，不足为信。以自然现象、地理位置相称，是因为当时日本连国名还拿不定。

隋炀帝对朝鲜半岛征伐不已，以致亡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他对日本的无礼，仅仅是“不悦”而已。话也不过说：以后外国来信中再有这样没礼貌的，不要递给我看。而且第二年就派人出使日本。那时赴日是畏途，后来(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向唐朝遣使，理由之一是渡海乃玩命。文化脱离了原始状态，生命就值钱了。中国不曾造出个“倭郎自大”的典故来，或许与中国的四海之内思想有关。虽然早知道天外有天，大海深处大国小国多了去，但我们中国人只愿当它是神话，茶余酒后，拊掌谈瀛洲。把幻想变成现实，飞船往来，还怎么写“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涯在海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四海之内的思想局限了中国人放眼世界、走向世界。到了唐代，日本改名叫日本，化外之地，武则天女皇也是取姑妄听之的态度。“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淮南子》说日出于砀谷，浴于咸池)，不过是文人之离骚。饮马扶桑，还得是蒙古大军，那位成吉思汗生长在草原，却取名“海洋”。至于东方红、太阳升，是中国人的现代情结，不能拿来说历史。

对于日本人来说，大洋彼岸的美国才是日出处，好像这几十年他们正是这么想的。

来日本多年，多次去过富士山；第一次是自己想去，好像不去就自来日本，后来变主动为被动，有朋自远方来，奉陪如仪。我们的泰山高一千五百三十二米，而日本在“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高过三千米的山有二十余座，以富士为最。

明治年间有个叫志贺重昂的，写了一本《日本风景论》，名噪一时。他说名山都得是火山，最美圆锥形，那就是富士山。确实，远眺富士山，美的是那个几何形状，远古中国人创造了海上有仙山的说法一定是看见了它。不过，形状过于简单，几乎从远近高低，看来看去一个样，恐怕看多了思想也不免简单化，不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那般哲学。山高路险，以致有一个说法：不登富士是傻瓜，登两次也是傻瓜。因为是火山喷发的堆积，真的去近瞧，满地炉灰渣，大煞风景。

时代不同了，我时常从飞机上眺望富士山，见清末黄遵宪所未见。倘若从东京的羽田机场往西南飞，能看见顶上的火山口，冰雪消融，形状像一个多褶未封口的烧卖。黄遵宪咏富士山气魄宏大：“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日本人也写了不少汉诗，石川丈山的两句最著名：“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把宏伟的富士山形容成一把小扇子，似乎表示着他们诚然有一种把什么都往小里缩的民族性。关于中国人，日本人总爱说我们好夸大，不朽的例证是李白的那句“白发三千丈”。从现实生活来看，日本人喜爱小东西，称之“小”日本一点都不错。中国地大物博(近来又说不大不博了)，人心就开阔，大大咧咧地容纳百川，五族共和。但是就写诗的手法来说，缩小和夸大是一回事，都属于夸张。中国诗人也会极言其小，如毛泽东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日本人写汉诗也会使出气魄来，如“千年积雪拥蓬莱”(室鸠巢)，“芙蓉峰上一轮高”(荻生徂徕)，“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蟠地三州尽，插天八叶重”(柴野栗山)，虽然多是从中国古典套来的。P2-5

若说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可谓久矣。

初，编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结识了前辈沈公昌文，当时他主编《读书》杂志——沈公也曾主掌三联，但结交几十年，和很多人一样，从来只把他当师友。后随潮东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公嘱我写写日本事，这就是我今生作文之始。

藉编辑及写作，与三联交往至今，算来已亲近三四代编辑了。这么持久地扶植一位作者，大概是三联的传统，却也像是我偏得。三联给我出版的第一个集子《东居闲话》，责编是卫纯，翩翩少年。其实，更早些年在辽宁出版《东游西话》，收在《书趣文丛》里，那就是沈公和吴彬策划的选题。扬之水审编过拙稿，有了大名之后还为我拨冗作序。《读书》也曾约董炳月兄写过关于我的书评。

郑勇是卫纯的头儿，酒桌上有人说项，他慨然要给我这个三联老作者出文集，总编李昕兄也另加青眼，幸甚至哉。后来郑勇带着卫纯接手《读书》去了，这事儿就完全由韩冰打理。也真是有缘，她在日本读书时就相识，那种日本式认真，从申报选题到选目定稿，令我感动不已。

我写的是随笔。年轻多幻想，正好写小说；年过不惑，就应该写写随笔罢。又自我规定为知识性与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无趣，难以读下去；有趣而无益，不读也罢。还需要点淡泊，对于热血的读者来说却近乎泼冷水。在东京或北京偶遇私所仰慕的名人，提及上大学或研究生院时读过我在《读书》上的专栏，每每令我感叹当年世无英雄，也不禁暗喜自己不枉为过客。

我写作向来是认真的，很有点处女座性格。所写内容局限于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读来似乎也并无过时之憾。这种写作大概客观上也算是一种文化交流。或许有助于了解，但关系的好坏未必取决于了解或理解。兄弟阋于墙，彼此很了解；理解万岁，并非万能。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也带来过战争，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与中国么？

几乎每次进京都要和沈公等人聚会，只要有他在，满座皆欢。那情景掠过脑际，不由得“山寨”一首我爱读的马悦然汉俳：

老手点了菜

面前孤立一瓶啤

要说玄宗啦

李长声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

记于东瀛高洲

我爱读鲁迅，虽然并非像日本评论家佐高信那样“烈读”，以支撑他的“反骨哲学”，“斩书斩人”。不过，从性情与兴趣来说，我倾向周作人，尤其爱读他关于日本的考察，即所谓日本论，持正而卓识，“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

日本人特爱日本论，或者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担任过文化厅长官的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1990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论变貌》，他估计1945年战败投降以来，约半个世纪，有关日本文化论的书出版两千余种。二重性被视为日本人一大特性，可能不少人是从《菊与刀》这本书读来的，甚至只知道书名，浮想联翩，也大谈日本人如何二重。这种二重性，中国人早在唐代就指出了：“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包估《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陈寿《三国志》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本论。到了周作人笔下，写道：“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证明周作人恰恰把话说反了，但描述日本人的二重性，他也比《菊与刀》早二十多年。二重性是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状态不久从中国生生搬来了先进文化造成的。美国占领日本后，强加给它民主，与天皇臣民的落后性并存，又产生新的二重性现象。言行暖昧，也正是二重性的体现。说来哪个民族都具有二重性。当我们说道日本人时，总是忘记了自己的二重性，譬如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我们也爱看中国论，现在常有人论，但好像很讨厌别人说三道四，尤其不能受日本人指指点点。日本人最在意欧美人说它什么，又说它什么了，却也只像照镜子，孤芳自赏，并不把外人对他们的不解当回事，倒可能觉得不解才说明自己是独特的，沾沾自喜。所谓独特，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独特则无从说起。譬如说日本干净，那是跟本国相比的印象罢。美国人写《丑陋的美国人》，受其启发，1970年代日本人也写《丑陋的日本人》，然后台湾的柏杨1980年代写了《丑陋的中国人》，可见任何民族都具有丑陋的一面。后出的书，意识先出的书，作者心里或许有一种自家更丑陋的潜意识。竞相出本国的丑，算不上坏事，但起劲儿比较谁个更丑陋，就近乎无聊了。

常听人慨叹，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对这个蕞尔岛国的了解，甚而某日本学者说，中国研究日本的水准几乎等于零，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对日政策。那么，当今日本对华政策就高明么？日本人时常对中国误解、误判，不就摆明了知彼不到家吗？末了便归咎于中国。日本人研究中国，多是对古代的研究，因为他们上溯历史，越往上越溯到中国古代里去了。与其说是研究中国，不如说是寻绎自己的历史。上帝在细节中，日本人对细节的探究着实比凡事大而化之的中国人强得多，却总是找不到上帝。大而化之也是一种方法论，层次未必浅。平日里与日本人交往，他们卖弄似的扯到古代中国，吟一首唐诗，讲一段三国，这是课本里学来的，漫画上看来的，话题转到现当代，就知之不多了。女孩子看见中国书报，惊叫全都是汉字呀，实在可爱极了。无论中国青少年多么喜爱日本漫画，中学课本里也不可能选入日本古典。我大清没落以前，日本远远落后于中国，不屑于了解恐怕也情有可原。甲午战败后，中国人悟出日本之所以忽而这般了得乃西化之结果，于是直奔主题，向西方取经，只把它当作“二传手”，岂非正道？至于取不来真经，那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学日本也学不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研究并不少，早年有黄遵宪、周作人者流，日本投降后大陆只能在报纸上看见毛主席接见日本友人，但台湾出版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窝蜂出国，不少人学有所成，博士论文出版了不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有真知灼见的罢。动辄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始终不发达，仿佛是一个共识，实乃伪命题。不知说这话的人读没读过周作人的日本论，又读过多少日本人论中国，恐怕不过是人云亦云。周作人写的是随笔，长也不过万把字，那一条条真见，若到了西洋人手里，可以洋洋洒洒成一本又一本论著，虽然多是填充料，却能让中日两国人叹为观止。或许从码字来说，这也是“东洋人的悲哀”罢。

两个民族，两种文化，无论怎么样交流也不会浑然一体。周作人曾反省他观察日本所走的路，自呼愚人不止，卷土重来，提出了研究方法，那就是“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日本与中国多有不同，根本是三大差别：中国是大陆，日本是岛国；中国多民族，日本基本上单一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日本自诩万世一系。

我已活过周作人撰写《日本之再认识》(1942)的年龄，在日本生活的年头也比他长得多，犹不能忝列他所说的少数人，即“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记得在某文中涉笔日本人写的汉诗，说人家露出不是中国人的马脚，被网友指出我有误。静心想一想，这个失误本来可以不发生，但兴之所至，只顾抓住个由头嘲笑一下，却露出了自己的马脚，骨子里到底“不能再冷静”。读鲁迅，好似跟着他痛骂，大快淋漓，读周作人不会有这种痛快。他曾说：“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时过四分之三个世纪，好像今日谈日本还是得撒点什么香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