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别人愿意和你交往?如何提升个人魅力?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利用别人的力量?如何保持领导者的权威?如何在生活中处于不败之地?……赢得人脉的智慧锦囊,点旺人气的社交诀窍, 增加交际能力的实用策略,领悟社会丛林生存的终极秘密。
一本无论在职场、情场、官场还是商场,都绝对用得上的交际生存实用书。该书引用大量曾经发生在曾国藩身上贴近历史、生活的故事,以及曾国藩的言论,希望能够通过生动展示曾国藩在与人交际,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值得借鉴的高明之处,将那些活的思想和真的见识提取出来,以期能成为一泓单纯探讨交际技能的清泉,使你可以更加轻松、快捷地融入社会,积极扩展和维护保养好和谐、有益的人际关系网络,轻松获得事业发展和生活幸福的一切有利资源。
在利益关系交错、牵制、矛盾重重的乱世人群之间,曾国藩掌握了处理上下左右、纵横复杂人际关系上的娴熟技巧,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资源进行整合,规避风险,待机而动,做到了在危机形势瞬息万变背景下的左右逢源。
领悟曾国藩的交际智谋,就是学习曾国藩进退自如、大智若愚的雍容气度,不管做官为民,都能游刃有余,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从容对待人与事,虔诚对待天和地,最终有一个平静祥和的福祉,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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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非常注重对朋友的识别和筛选,除了运用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的经验,他还非常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比如,明代苏浚的择友理论。
明代苏浚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息则相倾,贼友也。”因此,交友要选择,多交益友、畏友、密友,不交损友、昵友、贼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古训说明,交友对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学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气习相染、潜移默化的,久而久之就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这就是《孔子家语》说的:“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尤应注意谨交游、慎择友的古训。在交友时要有知人之明,不要错把坏人当知己,受骗上当,甚至落入坏人的圈套而无法自拔。
交友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开始是结识和初交,在交往过程中互相了解以后,才由初交成为熟悉的朋友。朋友可以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从学习、工作的需要出发,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有益的。如果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感情深厚,心灵相通,这样就可以从合作共事的朋友变成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知音知己。 在现实生活中,朋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作朋友,即由于工作原因而结识的朋友,如同事、客户等等;另一类是生活朋友,即是以前在学校或生活中结识的朋友;第三类就是一般性的“点头”朋友。前两类朋友都应有个限度,如果滥了,就会全部变成第三类朋友,所以,滥交朋友必导致无真正的朋友。
滥交朋友的人,会给人一种生活缺乏原则的感觉。喜欢滥交朋友的人往往缺少真正的朋友。
曾国藩曾写道:“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启示作用的。
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才积聚,多年的京宦生活,使曾国藩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帮手。
曾国藩深知朋友在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因此,十分注意择友。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学上的不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吴嘉宾对于治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曾告诉曾国藩,用功如同挖井,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倒不如专探一口深井而力求汲水。曾国藩十分佩服这一见解。所以,后来他决定:“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无论读什么书,都要从头看到尾。一本书没看完,决不兼看别的书。这正代表了曾国藩按部就班的个性。这一个性的形成,虽不能完全来自于吴嘉宾的影响,但也反映了两人志趣相投。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交往,曾国藩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城的个人声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和他在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
刘蓉是湖南湘乡人;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在学问上相互切磋。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作为人,必须要立功扬名天下,然而必须为节义赴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对朋友讲信用,与士兵同甘苦,临阵经常一马当先,患难与共,实在可以依赖信任。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日后江忠源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发愤好学,夜里没有油点灯,就借月读书,疲倦了即露宿屋外,直到天明。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蹶不振。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器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后来,罗泽南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一生处世交友,并不仅仅以貌取人。他常注意观察人的细微之处,所以他拥有超人的知人之见。在京都,他与朋友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相砥砺,同时,他还将朋友们引为知己,以诚相待。这都成为他生平事业的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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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代史学鼻祖梁启超最早提出曾国藩之历史地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较为客观,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整整地影响了几代人。他的门生李鸿章、左宗棠、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等都秉承他的教导而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人物。
以曾国藩这样并无太大世族背景的一介学子,何以能在京为官十年之中连升十级,赢得朝野上下交口赞誉?又何以在乱世与交困中,由一介文人位极人臣,建立起赫赫功勋?如此成就,又岂止是文章笔墨所能堆砌?
有人认为他的成就源于他的老成持重、灵活多变、坚忍不拔,精于为官之道。其实说白了,曾国藩的成就,无不得益于他做人的功夫,对人的认知,以及在处理上下左右、纵横复杂人际关系上的娴熟技巧,以至能够像一只隐伏于巨型蛛网上的蜘蛛,周旋于利益关系交错、牵制、矛盾重重的乱世人群之间,最大限度地展开交际,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资源进行整合,规避风险,待机而动,做到了在危机形势瞬息万变背景下的左右逢源。
撇开负面的解读,谁也不能否认曾国藩做人的功夫和交际的志识。其若不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何以会与友人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即便是在今天,在曾国藩的那些早已死去的文字中,也仍然跳动着活的思想和真的见识。
《活学活用曾国藩的交际智谋》一书,正是本着这样积极的宗旨,引用大量曾经发生在曾国藩身上贴近历史、生活的故事,以及曾国藩的言论,希望能够通过生动展示曾国藩在与人交际,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值得借鉴的高明之处,将那些活的思想和真的见识提取出来,以期能成为一泓单纯探讨交际技能的清泉,使你可以更加轻松、快捷地融入社会,积极扩展和维护保养好和谐、有益的人际关系网络,轻松获得事业发展和生活幸福的一切有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