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是虹影的一部小说作品。

最值得阅读的作家。如果厌倦了体制内作家的流行而无力的文字，那就可以读读虹影。她将哲学层面的身份认证和身份识别，融于世俗生活的爱恨中，出神入化地让读者悲喜莫名；她的文字极端自我却极能引他人共鸣，她倔强自负却让人忍不住怜爱心疼，她从不为哗众而刻意去写任何一个字，却不知觉在文学之路走得最远。

最共鸣动容的成长故事。要想和过去的所有生活都决裂是办不到的，记忆、一个人的根和童年意识，都是无法摆脱的，一个人别想和过去决裂。即使身份能够挣脱，但是，你的成长是和父母给你塑造的环境有关的，你无法挣脱得掉。可是这些东西，却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笔博大的财富。

《上海王》是作者虹影的又一部尝试性的作品。以往我们在看以老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时，“大多是小姐小打算，小资小情调，给人的印象，以为上海的现代性，就是小女人气。”作者认为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认为现代上海的开拓者，无论华人洋人，女人男人，都有点气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筱月桂就是这样的一位如男人般豪气强大的女人。

主人公小月桂是父母双亡的乡下大脚丫头，一直跟着舅父舅母生活。因为舅父舅母的苛待，强烈想要挣脱在乡下的日子。她千方百计把自己卖给了来乡下选丫头的上海一品楼掌柜新黛玉。因大脚而被嫌弃的小月桂，却被上海黑帮老大常力雄一眼看中，从此卷进了大上海的恩怨情仇中……二十年过去，当小月桂成为了真正的上海王之后，却发现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无奈的怪圈。

修订本说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章外章我怎么会写这本传记

还愿到上海（代后记）

生命本没有过去，她随时准备赔光本钱重搭戏台。

“反正，”她停止说话，向我摊开修长的手。那手精雕细琢，好像专做摆设让人看的，最让我着迷。她主动伸出了手，我的心跳了起来，能把这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尽兴研究一番必有所得。

虽然这手上的纹路我已经相过多少次，她经常与我比手掌，多少次我如入八阵图，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么。从我们俩的一生来看，我好像应当更关心头脑，她似乎本来就有更多的身体本钱。而肉身之运，更显于手纹：上海人后来俗称的“台型”，就是这个意思。她的台型真是绝无仅有。不过只有这次，我有机会静心端详，这才进入了掌心绝阵：看出了她命犯三冲，灾星拦运。更糟的是，我没能做到面不改色。我抬头看着她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不由得一阵伤心。

“本来么，每台戏都得从头唱起。”这是我的违心安慰，还是她的自我解嘲？已经记不起来。

但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

她常梦见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在那早晨迟迟未到的时辰，她心跳急促加快。她害怕早晨果真不会来到，所以整夜在海边泥滩上站着向东痴望，担心太阳万一不会从海水中升起。

从七岁起，她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已整整有八年。多少年了，这点黑暗的记忆早就应当淡漠。但是每个月她总会有一次噩梦，梦到那个平生最恐怖的时刻，她对着黑暗的海水自言自语：“难道这次真的还走不了？”便一身冷汗惊醒过来。

那天清晨，她终于看到海面上升起一轮太阳，这是她这一生见到过的最辉煌的景象。她可以发这毒誓了：将永远不会再朝这海边渔村看一眼——除非父母要她回来看一眼，但他们双双去世八年了，不会要女儿回那本来就没有的家。

如果我在做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我知道应当就从这个镜头开始。阳光温馨地照在浦东的一条堤路上，三人抬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盛妆的女人，后面颠颠地跟着一个脸色黑红、发辫焦黄的乡下小姑娘，个儿却不矮，一手挎着一个包袱。她的鞋破烂了，右脚后跟不时掉下，扯上几次都没用，干脆打赤脚，再提起包袱连跑几步跟了上来。她奔得不停地抹汗，把本来特地洗干净的脸画上了几条污痕。

三个轿夫抬着滑竿，辫子压在头顶上，两人在轿前，一人在轿后，他们打着赤脚，泥路把脚板拍得啪啪响。后面的一人费力些，所以隔一阵，相互轮换，调位子时借机歇口气，气顺过来又上路。

越往前走，田野越是嫩绿，油菜花黄黄地涂出一块一块，一串白蛾围着轿子飞舞。

他们终于走上黄浦江长堤，景色突然全变了。一边是各种各样停靠在江岸边的船舶，上面有各式各样怪里怪气的洋字，船甲板上半像人半像鬼的红毛水手，对着轿子里的女人乱叫乱吼。女人头都不抬，但后面的小姑娘仰脸看得出神，赤脚踏进锈水泥坑，差点滑一跤。另一边是形状各异的仓库。船是铁板的，仓库墙是铁板皮的，两边都是油漆夹着水滴锈痕，花花纹纹挤拢在一块，怪得有趣。

还没来得及看仔细，行人多了，轿夫慢了下来，江面也宽了，说是到了陆家嘴渡口。

隔着黄浦江，对岸就是当时中国最特殊的地方：上海外滩。下午刺刺的阳光照着那些英式维多利亚建筑、江中喷出烟雾不时发出怪叫的轮船。小姑娘把包袱搁在地上，双手抓着自己的裤腿，看呆了。有人挑着担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很痛，她只是让了让，继续傻看。

渡口繁忙。轮渡是有巨大烟囱的蒸气铁轮，冒出的浓煤烟直冲到她的脸上，呛得实在有劲，让她哈哈笑了起来。

来来往往的旅客提着包裹扛着行李，大人牵着小孩，喧喧嚷嚷地挤过她面前，跨上跳板上船。

盛妆的女人拂手理理一丝不乱的头发，敲敲杠子，滑竿放下了。女人转过脸去，大声训斥呆看江对面的小姑娘：“小月桂，没到上海就想享福了？还不看好行李！”

这是1907年初春。宣统皇帝尚未上台，都知道这么混不下去，但一切都悬着等着，连开端的开端都尚未开端。

P9-14

还愿到上海

(代后记)

我们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靠着山脚岸边长大，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言子”，笑成一团。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是我父亲。

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我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说的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

父亲一辈子都想顺江水而下，回到长江入海的那片广阔的平原，那生育他的土地，但他只是一个病休的川江拖轮驾驶，在家烧饭做家务，六个孩子数着米粒下锅。社会最底层的人物，能有什么奢想？只能闲下时看着滔滔江水，男人家也不能尽在落思乡泪。

但是父亲是个大度的人。街坊上有痞子看见他软弱可欺。对他说话如凶神恶煞，让我这小姑娘怒火直冲天灵盖，恨不得一刀挥过去。父亲却不记恨，当这种人需要他帮忙时，比如借盐借米时，父亲照样给，别人不还，他也不要。有一年坡下有户人家起火，父亲提起灭火器，就往坡下冲，火灭后，他的脸一身衣服都熏得黑糊糊。

今年上他的坟，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烧完了纸钱，烧这书，火旺旺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亲生父亲，却是我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售票员厌烦地说：“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

最终我与上海还是“隔”。

但是，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一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

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从重庆到上海，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这没有什么错，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众生苦。

我想问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我不得不想象“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而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对女人却很有流氓本色。母亲还是逃离了他。

我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

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

写完这本书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开，又一次花落。我很想让父亲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为他还了一个愿。

我今年回重庆，去上坟的那天夜里，梦见父亲，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他还是一口天台话：“客舍如家家如寄，谁问花开尚如昔？”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把我惊醒了，难道父亲的灵魂陪我当了文人？

我看拂晓的窗外，果然如父亲托梦所言，梦中的那片桃树，长到了梦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