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近两百年的政治制度已几度为人评述。在历史上，西藏一直是个农奴制的社会，土地都集中在达赖和一批贵族手里，由他们掌握西藏的权力和绝大部分的资源，而广大的百姓则生活极其贫穷。西藏的贵族加起来不过一百多家而已，统称为“古扎”，这些家族代代世袭，西藏地方政府都有登记。

本书出版的目的在于让读者从此书中了解许多至今依然存在，并在西藏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贵族，他们在近代西藏政治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变迁、更迭和由他们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职能、行政方式等，并由此而了解近代西藏的政治体制和贵族政治的主要特征。

在西藏政治史上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神权政治（或称政教合一制度），二是贵族政治。对于前者，国内外有许多专家作了颇为深刻的研究；相对而言，对后者的研究则显得薄弱。伯戴克先生是将似天女散花般撒植于各种文字文献中的零星资料搜罗、集合在一起，并加以反复的证核、考据，找出其内在联系，然后编排成书的。本书作者是意大利的藏学家，书中的一些提法反映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立场，需要读者鉴察。

导言

 一、研究范围

 二、资料来源

 三、历史脉络

 四、西藏政府

 五、贵族与神权政治

 六、贵族头衔的细分

第一章 亚豁家族

 朗顿家族

 彭康家族

 宇妥家族

 桑珠颇章家族

 （早期）拉鲁家族

 （后期）拉鲁家族

第二章 第本家族

 噶锡家族

 吞家族

 朵喀家族

 帕拉家族

第三章 噶厦中的其他贵族家族

 噶雪家族

 哲通家族

 吉兑家族

 凯墨家族

 赤门家族

 朗通家族

 阿沛家族

 江交家族

 锵清家族

 达吉林家族

 德喀家族

 囊迥家族

 班楞家族

 波雪彭康家族

 基夹家族

 普陇家族

 本仲家族

 珠巴家族

 波塘家族

 布隆赞家族

 美堆家族

 擦绒家族

 措果家族

 雪康家族

 索康家族

 让郡家族

 阿兰巴家族

 协噶林家族

 沙扎家族

 萨迥家族

 霍尔康萨家族

 拉定家族

第四章 一些与地方军事组织有关的孤扎家族

 姜乐健家族

 囊噶家族

 拜采家族

 桑珠林家族

 奥绒家族

第五章 前姜健（lcang-ean，颇拉pho-Iha）统治家族

第六章 僧职首相（噶伦喇嘛）

名录

 一、达赖喇嘛

 一、班禅活佛

 三、1750年以后的摄政

 四、首相

 五、噶伦

职官名称术语表

附录

 《甲子案卷》

书目和缩写

 一、藏文、汉文和尼泊尔文资料

 二、西方研究专著

 三、私人通信

索引

 藏文名词索引

 普通索引

家族人名汉藏文对照表

僧官噶伦汉藏文对照表

译后记

与其他所有贵族一样，西藏贵族亦历经沧桑巨变。吐蕃王国（600-841年）时代的显贵家族，诸如达扎（sTag-sgra）、属卢（cog．ro）、琳（mChims）氏等，在王国分崩离析、佛法遍弘蕃地之后销声匿迹，一些新的显贵家族取而代之。近代贵族只有寥寥数家（拉加里Lha-rgya-ri、朵喀mDo-mkhar。、通巴Thon-Pa）可将其祖先追溯至王国时代。同样，萨迦（sa-skya-pa）时代的贵族大部分也被伯木古鲁（Phag-mo．gru，14世纪）时代的新贵族所取代。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西藏贵族的最高阶层产生于18世纪上半叶，是颇罗鼐统治长久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西藏的高层贵族（第本sde．dpon）由颇罗鼐内阁的后裔组成，虽然这一说法有过于简单化之嫌。然而，上述变化也是最后一次重大变化。当时建立的既得权益在达赖喇嘛和清帝的两头政治治理下得到巩固，并且在1951年传统西藏中止之前被固定化。

作为廓尔喀战争的后果之一，该贵族集团于1792年首次扩充。其第二次扩充则是归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将一些宠臣擢为上层贵族（擦绒Tsha-rong即为一典型例子）。与此同时，一些最古老的家族淡出视线（如通巴Thon-pa）。所有这些都扩大了统治家族的圈子，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组成成分。贵族内部的更新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其最积极的因素是玛巴（mag-pa，意为女婿）制度。这个制度导致了大多数显要贵族本身世系的转换。

在中心政府中的政治影响仅局限于前藏和后藏的贵族中。在18世纪，后藏由于得到颇罗鼐所给予的特权地位而占有的优势很快转移至前藏（主要在1792年后），不过后藏仍然享有较大的权力。1923年九世班禅逃亡汉地，后藏大部分显贵家族将其居所移至拉萨及其附近地区，至此上述地区性的竞争便失去了意义。

一个家族的政治势力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在噶厦中的席位。噶厦通常是贵族的大本营，而在未为僧侣成员保留席位的一个长时间内（1804-1878年）更是如此。19世纪，僧侣的至高权力、清朝的主权和贵族势力的交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噶厦的内部平衡，从而使得上层贵族、下层贵族以及新兴家族相继在噶厦中获得优势。然而难以对此作一清晰明了的描述。至于那些地处东南的封建领主（例如拉加里Lha-rgya-ri和波窝sPo-bo），他们的势力仍然局限于地方而从未参与中心政府。

行政机构作为僧侣与贵族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而起作用，通常不允许平民担任中、高级官职。一旦需要，那么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将这位平民封为贵族（擦绒又一次可以作为典型例子）。除非因犯罪或行为不轨而可能被没收财产以外，贵族的经济地位是牢固而有保障的。因此，贵族阶层并不受来自下层的明显压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僧侣和贵族之间官职的分配是由法规与习惯严格规定的，西藏政体的两大组成部分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冲突是可能的。这样，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和政治地位仅在一个十分狭窄的限度内摇摆。实际上，1950年时贵族的权力与财富与1750年时相比并无多少差别。

这个模式显示了与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政体中的类似模式（可能是唯一的）——在其最后阶段的教皇国贵族——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稳定的社会结构，贵族与僧侣之间同样的伙伴关系（但仅仅在行政事务方面，而不在决策高度），以及整体上同样的停滞和缺乏真正的革新。

至于贵族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基本的事实是，贵族的权力依赖于他们的土地庄园和农奴，因而也就依赖于农业。在驯养家畜者和游牧民中没有任何贵族，尽管有些贵族家族中除土地之外还拥有牧群。但如前所述，我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排除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外，兹向读者推荐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P．Carraseo's I．and and Polity in Tibet）和高尔斯坦（M．c．Goldstein）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庄园为基础的贵族家庭显示出某些与欧洲贵族家庭迥然不同的特性。一妻多夫制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根据习俗，儿子的父亲总是他母亲的主要丈夫或第一丈夫。关系更为重大的是玛巴制度：玛巴入赘，享有其妻的家族的姓氏。这不单单是在一个家族缺乏男性子嗣时保证该家族得以延续的一种手段。由玛巴承袭的家族系谱与该家族繁衍不绝的男性子嗣并存不悖的现象并不鲜见，玛巴世系有时使该家族的嫡系黯然失色而成为主干系统。典型的例子主要见于沙扎（bShad-sgra）家族。

还有这样一些例子：由于一个家族的首领或其全体男性成员被判处死刑，该家族的延续突然中断。一个被斩尽杀绝、新旧家族断然割裂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例子，似乎是阿沛（Nga-phod，清译阿尔布巴）家族，1728年清廷代表下令对它进行大规模屠戮。然而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献记载并不十分清楚。较为温和的例子是一个新的擦绒家族在其首领和继承人于1912年被杀以后重建。在这一事件中，虽然原家族的男性成员依然健在，但西藏政府给庄园以合法的形式转由玛巴继承（这自然是勉强的）。无论如何，家族延续的基本因素似乎是土地庄园，而不是血统。

P15-17

伯戴克先生是我国藏学工作者熟悉的国际知名藏学家之一。他的这部《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写作于十余年前，但至今仍不失其价值。在西藏政治史上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神权政治（或称政教合一制度），二是贵族政治。对于前者，国内外有许多专家作了颇为深刻的研究；相对而言，对后者的研究则显得薄弱。在伯戴克先生之前，有希腊彼得王子、拉霍尔（R．Rahul）、卡拉斯科（P．Carrasco）等学者对西藏贵族史作过研究，在他以后，有美国人类学家高尔斯坦（M．C．Goldstein）试图从人类学角度来研究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伯戴克先生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其中的上乘之作。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只是西藏近五十家贵族的家谱，可我们知道，在西藏并没有像汉族的世族阀阅，或欧洲的王公贵族一样，有一代代、一辈辈精心记载、流传下来的家谱、世系，伯戴克先生是将似天女散花般撒植于各种文字文献中的零星资料搜罗、集合在一起，并加以反复的证核、考据，找出其内在联系，然后编排成书的。其用力之巨是不难想见的。毋庸置疑，伯戴克先生此书是一部专题性很强、学术水准较高，且又很有实用价值的著作。

除了译者对于藏学研究的共同爱好外，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让读者从此书中了解许多至今依然存在，并在西藏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贵族，他们在近代西藏政治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变迁、更迭和由他们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职能、行政方式等，并由此而了解近代西藏的政治体制和贵族政治的主要特征，正确处理好西藏政治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发挥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作用，更好地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当然，今天看来，由于受时代、地域和思想观念的局限，伯戴克先生当时所能利用的文献资料尚不能称完备，对有些人物的世次、生平的记载有错误的地方，对有些人物的评价也有失之偏颇之处。限于译者自身的条件，我们无法对西藏贵族的历史和现状作深入的研究，但我们相信，我国学者理应是最有条件在伯戴克先生此书的基础上将这个课题的研究推向深人的。对至今仍健在的贵族的访问，对贵族庄园经济情况、社会生活的调查，以及更多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利用，就足以使人们写出一部远远超出伯戴克先生此书的新著来。这可以说是我们翻译此书的另一个目的。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除了学问上的收获外，还增强了同学、朋友、师生之间的情谊，这是很值得我们为之高兴的。本书的英文原版是意大利友人马丽莎（Giorgi Maria Luisa）小姐提供的，她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国内难得的国外藏学名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邓锐龄先生在百忙中拔冗为我们审校了大部分译稿，他不仅为我们改正了一些翻译中的错误，还费心从汉文史籍中找出本书中出现的许多藏人名字的汉文原译，提高了本书的翻译质量。我们从他那儿学到了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这是值得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继承和发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也对我们翻译此书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此我们谨向以上各位师长、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作者是意大利的藏学家，书中的一些提法反映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立场，有些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例如书中将班禅活佛系统推后三世，以第四世班禅为第一世，就与我们不同。这些都请读者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