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柔情（当代文化人素描）》为作者楼乘震所写的新闻作品，尤其是有关文化名人的通讯特写的汇编文集，所收文章尽可能的得到了采访对象或家属的审定。这些文章的产生与作者长期从事报社驻外地办事处和记者站的工作有关，文章多为一些“小传”，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把所描写对象生命中的精彩华章表达出来。期望能不负历史，拒绝遗忘，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精神。

楼乘震著的《铁骨柔情（当代文化人素描）》是一位资深记者多年采访报道文化名人的刊发文章的结集，书稿分为“文坛巨椽”“译家撷英”“艺苑星光”“丹青留馨”“摄者写真”“藏家探秘”等部分，分别采写著名作家、翻译家、表演艺术家、导演、书画家、摄影家和收藏家的事迹，可谓群星灿烂。传主包括巴金、邵洵美、贾植芳、黄裳、王元化、叶永烈、龙应台、贾平凹、贺绿汀、马思聪、张瑞芳、孙道临、谢晋、丰子恺、贺友直、黄永玉、陈逸飞、徐森玉等。

序

文坛巨椽

 巴金

 在巴老身边的日子——两位新华社记者对巴老的回忆

 邵洵美

 从“海上才子”到“出土文人”

 靳以

 不为一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罗洪

 一位还在写小说的百岁女作家

 王辛笛

 做人第一写诗第二

 徐中玉

 大学不能“失语”

 贾植芳

 铁骨柔情贾植芳

 郁风

 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

 钱谷融

 喧哗中的清醒者

 黄裳

 来燕榭下思黄裳

 束纫秋

 您的温暖永远留在我手中

 曾彦修

 留得清白在人间

 王元化

 反思了一生的人

 欧阳文彬

 在密密书林里的一生

 邓云乡

 水流云逝人安在

 黄宗英

 梅表姐在“缝”百衲衣

 白桦

 挺拔的白桦

 叶永烈

 让中国传记文学刻骨铭心

 宗福先

 “惊雷”是怎样响起的

 陆星儿

 今夜星光灿烂

 龙应台

 文化是大江大海

 贾平凹

 心中的秘密

 陈思和

 他为莫言鼓与呼

译家撷英

 毕修勺

 他流了一辈子的“左拉泪”

 草婴

 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的老兵

 任溶溶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

 薛范

 坚毅是他的性格

 杨自伍

 出蓝之路胜蓝之梦

艺苑星光

 贺绿汀

 硬骨头音乐家的晚年

 马思聪

 马思聪回来了

 张瑞芳

 红色宣传员的传奇人生

 孙道临

 被否定的作品立起了他的丰碑

 谢晋

 一个记者眼中的谢晋

 蓝为洁

 她和她的两个儿子

 曹雷

 人活一辈子，她可活了两辈子

丹青留馨

 丰子恺

 《护生画集》的坎坷经历

 夏伊乔

 她的心中只有刘海粟

 贺友直

 “永未毕业”的贺友直

 黄永玉

 九十潇洒潇洒九十

 陈逸飞

 活着的陈逸飞

 附：寻找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

摄者写真

 沙飞王雁

 祖国的天空不会忘记你

 附：我也是一粒在祖国的天空中

 自由飞舞的沙子

 徐肖冰侯波

 走出红墙后的红色摄影家

 附：我又收到了老人家的贺卡

 舒宗侨

 精编“画史”录春秋

 吴绍同

 老翁追鹤千万里

 马克·吕布

 我的回忆录就是我的照片

 尹福康

 他拍了近两千幅“梅兰芳”

 吴家林

 他为何得到马克·吕布的赏识

 杨克林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周剑生

 环绕地球30圈的记忆

 崔益军

 《院士风采》的背后

 雍和

 盲童·雍和·郭富城

藏家探秘

 徐森玉

 国宝守护神徐森玉

 萧斌如

 我是“图书馆大学”的毕业生

 杨绍明

 用邮票见证历史

 劳继雄

 一个摸家底的巨大工程

后记

在巴老身边的日子——两位新华社记者对巴老的回忆

中国当代文学巨匠、“20世纪中国的良心”“人民作家”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1岁。巴金曾经在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新华社著名记者郭玲春和赵兰英回忆起她们采访巴金老人的点点滴滴。第一次见巴老

郭玲春：我第一次见到巴老，是在他的家里。这次难忘的采访是我一生中珍贵的记忆。那是1970年代末春天的一个下午，江南的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叩开了武康路113号的大门，走过十几米长的小径来到客厅，巴老坐在一把高背的木扶手的沙发椅上，他站起来迎接我。我面前的巴老个子不高，一头银色的灰发，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巴老一口四川乡音，讲话的节奏有些快，面对我这个不擅提问的记者似乎也不擅言辞，但他思路清晰，更有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敏捷。

采访开始，巴老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懂文学，我没有任何的写作诀窍。”这也是他经常在文章里所表白的，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并非故作谦虚，而是出自巴老的内心，但作为崇敬他的读者，我很难接受这样的回答。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补充说：“我只是把这颗心交给了读者。”

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年巴老75岁，他希望再有5年的工作时间，补偿损失的光阴。他告诉我，他还想做三件事，第一，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第二，写《随想录》；第三，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构思已就，题目是《一双美丽的眼睛》。这部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为主角，通过一个女性的目光，从一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剖析当今社会，而主题，仍然定格在反对封建礼教。他感慨地说，那个年代被高老太爷打了板子要叩头谢恩，“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判也要感谢对自己的挽救，朝代几经更迭，思路却一脉相承。巴老又提到了农村依旧风行的买卖婚姻，提到长盛不衰的长宫意志，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对国家、民族的残害应当引起高度的警觉，他想在有生之年以长篇小说作为“投枪”，向尚未清除的封建主义再一次宣战。

听巴老讲话，你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受到他身上依然跃动的一种激情，磨难和屈辱没有销蚀他的善良和意志，他还是1930年代那个《家》的作者巴金。

采访告一段落，我起身道别，巴老让我留步。他上楼取回一本书，说：“你来之前就准备了，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你的节日。”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有赠给我的题字和巴老的签名，我记得那个日子：“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回到分社，我翻阅《随想录》，我边哭边读着用血泪写成的文字。那天是周末，接到一个电话，说巴老即将出访法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他愿意再给我留出一些时间。我回答说不用了，因为材料足够，懵懂的我，竟然错失了再一次倾听巴老讲话的大好机会。之后，我写的通讯标题借用了巴老自己的话：《一颗燃烧的心》。这是我，一个读者、一个年轻记者有幸坐在巴老的身边，面对这位抚摸着自己的伤痛而期望国家强盛，为此捧出真诚的心的作家，所真正体昧到的。

赵兰英：巴老确实是一个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人。1979年秋天的时候，我也到了巴老的家，这个时候我当记者时间不长。这年11月要开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我去的时候抱了一个任务，就是想听听巴老对这一次文代会的要求。这次采访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两点，第一点巴老没讲自己在“文革”中怎样受迫害，而是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好。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界的平反冤假错案轰轰烈烈开始了，所以一大批的文化界人士过去被打成“右派”的，“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有的被赶到农村的，有的被赶到乡下的，都出来了，都获得了一些平反，而且1979年这个时候一大批作品也出来了，包括大家知道的《伤痕》《班主任》。所以，巴老第一句话就说，现在形势很好，一定要保持住，要抓住这个好的时期，不要把它错过了，错过了以后就很可惜，而且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据他所知，这次开会的形式还是不好，先是周扬一个很长的报告，然后就是请文化界的人士再来座谈。他说，这样给大家一个感觉，上面已经定了框框了，已经定调调了，那我们在下面再怎么讲也没意思了。这样的形式就不能让代表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周扬的这个报告也写得不好。有些要讲清楚，要说的话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比如讲过去有些作品为什么是“毒草”，那么现在又为什么成为“香花”了，这到底是个什么原因，他没讲。开这个会你讲一些空头的话或一些号召没啥意思，就是要解决一件两件实质性的事。P3－5

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认识楼乘震的。大约是在我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经常请学术名流来做讲座或者召开学术会议，在来往的媒体记者中，老楼总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不是因为他在一般记者群里显得年龄偏大，而是他的在场总是那么认真，活跃——你只要看到一个在现场忙上忙下拍照录音的人，一定是他；只要看到一个在会场提问环节总是第一个举手发问，而且锋芒命中要害的人，也一定是他；还有在讲座结束后，一个会主动找演讲者个别交流采访的人，那更一定是他。他原来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后来去了深圳，在《深圳商报》担任记者，后来又回到上海，在深圳报业集团驻沪办事处兼记者站工作。这样我们就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我原来与《深圳商报》的几位编辑都是很好的朋友，有了这层关系，我能够读到这份报纸，它的副刊《文化广场》是我所喜欢的读物之一，在我的朋友主持时期我也是它经常性的撰稿者。这样，我与老楼就慢慢地熟悉起来。

按理说，上海的媒体相当发达，聪慧的记者也是不少，但我还是偏爱老楼的工作，期盼他参与上海的各类文化活动。老楼的工作是不可被人取代的。我从老楼的采访文字和人物特写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文化活动的讯息，而是一种有思想有深度的报道。他对于人物的访谈和特写总是能够抓住主要事件和场面，沿着人物的性格描写而深入展开，许多内容都是他独特的采访而取得的，熔铸了他的人生经验和选择。比如写萧斌如，萧老师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位资深馆员，她负责编辑的《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是现代文学学科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在没有互联网数据库的年代，那本《目录》就是引导我步入学术殿堂的入门书。我也是1980年代就认识萧斌如老师，但我一直不知道这本重要的《目录》就出自她的辛勤劳动，萧老师也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学术成就。老楼对萧斌如老师的特写就是从这本《目录》写起，接着就逐步铺展开萧老师晚年身负重任征集名人手稿的工作，写了巴金、茅盾、陶行知、柳亚子、爱泼斯坦……一份份名人的手稿文献是如何通过萧斌如善解人意的努力，获得作家或者作家家属的信任，而为上海图书馆的名人手稿馆征得珍贵的藏品。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深深了解这项征集工作的意义和不易，萧斌如就是一个恰好的展示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现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的丰富和辉煌。又如写劳继雄，劳先生是著名的书画鉴定家，煌煌九大卷《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是中国书画界的扛鼎之作，熔铸了书画、收藏领域顶级人物的珍贵经验和见识。在老楼的笔下，劳继雄也是一个展示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的是谢稚柳领衔的书画界专家组长达8年的普查鉴定全国古代书画工作，生动描写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谢辰生等顶尖专家在为国家保护文物工作中的音容笑貌。尤其是一个细节：谢辰生取出1960年代书画鉴定大师张珩临终前所赠的一听香烟，保存了20年才开封分赠各位专家，以表达继续完成前辈大师未竟事业的决心。整个书画普查工作写得风生水起，专家的形象都栩栩如生，而劳继雄当时只是作为谢稚柳的学生和助理，陪同谢稚柳参加了普查的全过程，但他详细记录了当时专家们的言论和见解，终于促成了凝聚毕生心血的巨著。这篇文章起先所写的故事仿佛与劳先生无关，直到结尾才点明这一切都是劳先生所叙述，劳继雄的高风亮节也跃然纸上。

老楼的人物采访和特写的接触面非常之广，本书所搜集的只是他的一部分文章，涉及文学、艺术、翻译、摄影、收藏等六个方面，真是群星灿烂，把中国文化的上空照耀得绚烂璀璨。有些文化巨人的采写，是通过他人的嘴巴转述的，却比当面采访还要精彩。如写巴金的那篇，老楼主要是采访了两位新华社的记者郭玲春和赵兰英，她们都写过关于巴金的重要报道。我不了解老楼是同时约了两位名记者现场采访还是分别采访以后综合成稿，文章里又好几处都透露出重要信息。从一般内容上说，两位记者所谈的内容，我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读到以下一个段落时，却想了很多很多——

郭玲春：不久，我到上海采访，去华东医院看望巴老。刚看到我，巴老有些迟疑。我说：“巴老，你不认识我啦？”他立即敏捷地反应：“噢！郭玲春，那说明你很久没来看我了。”巴老靠在椅子上，我在他身边坐下问：“巴老，你在怀念从文的文章里说有人告诉你，迟发消息的事不怪郭玲春，这个人，是谁啊？”巴老突然咧着嘴像孩子那样嘿嘿一笑，说：“这，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啊！”他边说边拍拍我的手：“就是我自己。”我们都笑了，为他的“狡黠”和如今的“坦白”。我知道，巴老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一篇新闻报道，他是为朋友，为一代文人曾经和现在还面临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

熟悉巴金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个掌故是指沈从文去世时新华社报道的冷淡反应，巴金的《怀念从文》是从责备郭玲春的报道开始写起的。当然明白国情的读者大约也看得出巴金在文中并非是真的责备郭玲春，只是一种文章的起兴手法。但是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还是可能会对郭玲春有所误解，我想，郭玲春一定也感到一些压力，所以才有上述的陈述。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当郭玲春问到“有人”是谁的时候，没想到巴老直截了当地承认，“有人”就是他自己，也就是说，文章里关于“有人告诉……”这一段，是巴老的“创作”，是虚构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巴金晚年写《随想录》可能采用手法中，就有虚构的因素。巴金是一位作家，当他直面社会，批评某些社会现象时，为了让他的观点更加生动地传达给读者，在某些细节上就很可能采用虚构的创作手法。这一点，在楼乘震采写、郭玲春提供的这一细节上，可以得到证实。这样的采访和特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好文章。  另外，我觉得《深圳商报》的编辑与老楼在工作上有相当的默契，《文化广场》是一份版面非常活泼，内容也时时出新的副刊，这与老楼的卓越工作是分不开的。他的那些篇幅较长的人物专访或者人物特写，都是发在副刊上面，与编辑的文化襟怀相映生辉。我想，如果一个记者写了自己比较得意的文章，等到刊登出来的时候却被编辑删得七零八落，心里一定会很难过，大有明珠暗投之感；相反，一个好编辑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和文化襟怀，而记者写来的稿子都是东抄西拼的应景文章，编辑也只能空怀壮志，好像是《三国演义》里缺了双戟的典韦，虽然膂力过人却使不出劲。我从老楼勤奋写作的经历中可以领会到，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得到编辑的理解、赏识以及全力支持是多么的重要，老楼长期在《深圳商报》担任记者，能够自由抓取信息和选题，自由撰写采访文章，并且能够迅速发表的写作岁月，应该是他最感到开心的岁月时光。

老楼已经退休，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与他相交十多年，看着他一点一点老去；我自己也是变得白发苍苍。现在我们见面时的第一句话，经常是问对方的身体如何，然后抱怨几句自己的近来状况。他有糖尿病，眼睛越来越模糊，腿脚也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我举办什么活动，都不忍心去告诉他，但是我明明知道，虽然他退休了，还是能够敏感地关注社会上的各类文化活动，每有信息必会抱病参与，而且写出有质量的稿子来。他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也极为珍贵，我举办的很多活动的照片，都是他提供的。庾信文章老更成，我读着这本老楼用心血所著、所编的人物特写集，心里的感动不断地饱胀起来，衷心希望老朋友爱惜身体，恢复健康，写出更多更多的好文章来。

2016年8月7日于鱼焦了斋

自拙著《古楼观海》出版后，不少朋友鼓励我把所写的新闻作品，尤其是有关文化名人的通讯特写对话汇编出版。如同以前在工厂做工一样，我把文章也视同产品，送出车间后就不予保留，因此早期的文章已很难寻找。感谢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把近10多年来的新闻作品基本上找到了。其实，大多是过眼云烟，只有少量作品有留下来的必要。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只能是敝帚自珍。

检阅了一下，仅就我所写的文化人物就有上百位，估估有55万字。承蒙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的厚爱，资助我出版此书。但一是由于文字太多，必须忍痛割爱，要大幅度删改；二是因大多是急就章，加上见报时的种种原因，在成书时必须进行再次核实和修改，尽量少留下遗憾，因此就没我起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加上近两年来，我与疾病成了好友，跑医院、找医生成了新常态，更不便的是左眼也失明，因此使本书的编辑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好在支持此书出版的我的好友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还有编辑曹杨、时润民，没有放弃，也没有催促，而是一再劝我先养好身体为重，令我十分感动又不安。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是我多年来的良师益友。无论是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还是挑起图书馆馆长的重担后，他不仅对我工作全力支持，提供了不少报道线索，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充电”“补血”的机会，使我获益匪浅。他知道我有这个打算后，予以热情的鼓励，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仔细审阅了文稿，并作序。真不知要如何感谢陈老师才好。但陈老师的评语又使我忐忑不安，简直无地之容，看来只有把陈老师的评价当作鞭策，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不辜负陈老师的鼓励。

长期的报社驻外地办事处和记者站的工作，使我成了“放养鸡”而不是“圈养鸡”。在繁重杂碎的报务工作之间，有“找食”的必需和空间。回顾头来看看，收在本书中的文章，几乎全是“找”来的，只有几篇是“命题作文”。如同人们如今喜爱的食材，也许正因为是“野生”的，还受到读者的一点喜欢。这就要感谢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的历任领导对我的信任和给我的机会。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一种传主牵着我的手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翻山越岭爬坡的感觉。我也喜欢写人物传记，让与我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受到激励。但因受报刊版面的限制，只能写一些“小传”。正由于“小”，必须挤千水分，尽可能地把传主生命中的精彩华章表达出来。这也许往往会使传主在特殊岁月的遭遇显得突出一些，但这是绕不过去的事实，否则不仅形象干瘪，而且对不起历史。拒绝遗忘，是作为一个从特殊年代走过来的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素质。

关于本书，要作些说明：一是本书所收文章尽可能的得到了采访对象或家属的审定；二是本书人物以生辰排序，长者为先；三是有的文化名人，我不止一次采访，也写了多篇文章，也是由于篇幅关系，基本上只收一篇，只有个别收入两篇；四是在采写中，尤其是在一些急就章的写作中参考了他人的许多资料和书籍，但无法像写作论文时那样一一列出致谢，只能在此深表歉意！五是使用的照片大多是我自己所摄，也有使用资料照片的都尽量注明来源或拍摄者，若有遗漏，敬请指正，本人定予弥补。

正如陈老师所说，这些文章的产生与各报刊的编辑的努力分不开。要不是他们提供版面、精心编辑、以漂亮的“面孔”与读者见面，不会吸引读者的眼球，甚至可能这些文章至今还不知在何处？但怕挂一漏万，在此就不一一列名致谢。尤其是《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晶报》《人民摄影》《中国摄影报》《环球人物》《中国怡居》等报刊的编辑朋友们，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最后，还要感谢我高中时代的老同学、书法家陈贤德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楼乘震

丙中立秋于沪上梅山馨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