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辜鸿铭、章太炎、李叔同……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在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他们或激进、或退守、或放荡不羁、或皈依佛门的“怪异”行为，他们挣扎与苦闷、反叛与抗争的心路历程，呈现出与今天学人所不同的学识、学养、气质、胸襟和情怀，诠释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再次唤起我们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的怀念与怀想。

本书收录了林纾、辜鸿铭、章太炎、李叔同等7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怪杰。在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他们或激进、或退守、或放荡不羁、或皈依佛门的“怪异”行为，他们挣扎与苦闷、反叛与抗争的心路历程，呈现出与今天学人所不同的学识、学养、气质、胸襟和情怀，诠释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再次唤起我们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的怀念与怀想。

畏庐杂色——林纾的激进与退守

 一、出身贫寒而刻苦力学

 二、七上春官却终身不仕

 三、畏天循分亦狷狂忧国

 四、不懂外文却译作如林

 五、从拥护民国到眷恋清室

 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七、自奉简朴而助人为乐

 八、笔耕不辍并老而弥勤

“一个外人”——辜鸿铭的心灵家园

 一、走出槟榔屿的华裔少年

 二、游学西洋

 三、寻根：编织完美中国的梦

 四、幕府二十年

 五、老中国的辩护士

 六、混乱年代里的悲剧与喜剧

 七、至死不解的梦幻

大偏至正——章太炎和他的时代

 一、汉学启蒙

 二、在诂经精舍

 三、心仪政治风云

 四、与《时务报》馆的冲突

 五、武昌碰壁

 六、台湾避难

 七、剪辫发与谢本师

 八、“轰震海内”的《■书》

 九、爱国学社

 十、革命的檄文

 十一、《苏报》案

 十二、在狱中

 十三、佛性与国粹

 十四、与保皇派论战

 十五、笔战吴稚晖

 十六、《民报》被禁

 十七、学问家

 十八、与孙中山的矛盾

 十九、“宋案”前后

 二十、“章疯子”大闹总统府

 二十一、囚禁在北京

 二十二、游说军阀

 二十三、品评人物

 二十四、壮心不已

光荣与颓唐——吴虞晚年的生活与思想

 一、参加南社

 二、受聘北大

 三、结拜名流

 四、北大喧嚣

 五、父女失和

 六、厌倦新派

 七、涉身花丛

 八、辞离北大

 九、执教成大

 十、潜心礼佛

 十一、购买房产

 十二、丢掉教席

 十三、游历南京

悲欣交集——李叔同的灵之舞

 一、天津的家

 二、在上海

 三、留学日本

 四、执教生涯

 五、青灯古佛相伴

弃世——朱湘的无选之选

 一、孤独的聪慧少年

 二、反叛清华园

 三、无奈的婚姻

 四、二进清华园

 五、不甘屈辱的留学生活

 六、陷入贫困

 七、在漂泊中无望的挣扎

 八、最后的抗争

 九、身后并不寂寞

一、走出槟榔屿的华裔少年

24年前，也就是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

这个长5里，宽8里的太平洋上的小岛，像一枚狭长的树叶，漂浮在马六甲海峡的人口处，那条沟通东西的漫长航路就从这里穿过。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暗示了某种特别的含义，这个小岛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确定自己的所属。15世纪末以后，先是葡萄牙人，再是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都来到这里拓殖，然而比他们早得多到达这里的，是中国人。这些从中国福建、广东诸省越岭越洋而来的中国人，成为南洋最早的华侨。

槟榔屿的辜氏家族，祖籍即系福建同安。

欧洲人与中国人来到南洋的起因迥然相异。前者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西洋民族那种融于血脉之中的“扩张性格”；而中国人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这些最初的华侨之所以背井离乡，多是出于被迫无奈。“国人南来，非因畏罪潜逃，或避难流亡，即系冒险经商，或为人役使，国内较有身份，能安居乐业者，决不致跋涉重洋，寄居南荒。”所以，他们是中华大地的一群“逃逸者”，虽然身上打着中国人的烙印，却已被一个封闭、一统的文化视为异己，摒除在外。明清两朝均实行过严厉的海禁，违者轻则杖，重则斩。“流居海外的华人，一则被认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当作天朝之弃民，一则听任殖民政府或当地土人的屠杀”。也许可以这样说，华侨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深地体现了一种微妙的文化处境：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另外的某国人；同时，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某国人。所以，他们好像总是“外国人”。这使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又遭受着一种窘迫，自由与窘迫似乎都源于那最初的漂泊命运。身份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最容易产生的结果就是不为人承认。虽然华侨是开发南洋最主要的力量，可是他们从未成为这里的主人。  这里的主人是英国人。

1786年，英国人莱特(Light)从荷兰人手中接管槟榔屿，他带领船队在小岛登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正在此时，几个华侨从附近的吉打岛赶来，为首一个叫辜礼欢的，向莱特献上一张渔网以示欢迎。英国人在槟榔屿的垦殖开始以后，这个最先向英国人表示善意的华人被任命为首任“甲必丹”(c印tain，当地居民的首领，管理各族日常事务)。

辜礼欢，就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氏的先人从福建移居马来半岛以后一直捕鱼为生，是辜礼欢让辜氏家族开始兴盛。他的八子三女里头，辜国材成为到新加坡的最早的华人；辜安平被送回中国读书，并考中进士，做了林则徐的部下，后赴台供职；辜龙池，也就是辜鸿铭的祖父，在吉打州殖民政府里任公职。辜龙池的儿子辜紫云，也就是辜鸿铭的父亲，在槟榔屿为一个叫福布斯·布朗(Forbes Brown)的英国人管理橡胶园，深受布朗的器重，他们关系融洽而亲密。毫无疑问，在辜鸿铭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家族就已经通过自己的奋斗，在这片新开发的地域里争取到了一个可观的位置。这一点对辜鸿铭而言是重要的。一个优裕的环境，能为人提供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辜鸿铭之所以在年少之际就能从容地游学于西欧，与之不无关系。而且，中上阶层的地位实际上也影响到他后来的某些思想取向，譬如他的贵族意识，他对精英人物的推重以及对民众力量的贬抑。人的思想意识往往植根于最初的土壤。

这个家族的成功方面首先在于“商”，但他们更注重于“学”(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兴趣？)，否则辜安平就不会被送回中国念书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对儿子曾有什么样的培养方案，但从他送辜鸿铭出洋受教育的举动中，可以推知他一定“望子成龙”，并且希望他有某种智性上的成就。辜鸿铭最终被一些人誉为“学贯中西”，这也许正符合了这个家族的期待。而且，从他一出生起，他就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成长。

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葡萄牙人，橡胶园主人布朗，也即辜鸿铭的养父，是英国人，起码有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成为他最初的语言。虽然辜鸿铭一生中英语也比汉语说得好，他的著作大部分也都用英文写成，但他无疑从幼年时代起就在接触中文。一本叫《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辜鸿铭出洋前夕，辜紫云对他说：“无论你到哪里，你的周围是什么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是否确实从小受到诸如此类的爱国教育已不得而知，这里重要的是“中国人”这一名称，它是一种命名方式，关涉到“我是谁”这一问题，这种对自我的认证会沉到意识的深处，它不动声色地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和看法。辜鸿铭肯定有过类似的命名。即使它会在另外一些因素的擦抹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但只要有过，就必然会从记忆中再度浮起。

19世纪时的槟榔屿，已从过去的无人居住变得拥有庞大而种类繁多的人口——英国人、欧亚混血种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布吉斯人、爪哇人、缅甸人和暹罗人。华侨仍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但英国人是槟城社会的上等人，英国式教育也被认为是更好的教育。幼年辜鸿铭在槟榔屿主要受的是西式教育，他曾在这里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三年，主要学英文。不过，南洋华人的中国风习，也应该构成他幼年生活的一个部分。南洋的华侨社会中一直留存着很多“中国方式”，他们设立宗亲性质的乡团、会馆(如设于1801年的槟城嘉应会馆)，建立庙宇祭拜祖先(如槟城的青云亭，里面的匾额、碑铭、对联，悉用中文书写)，婚姻丧葬、社会礼仪也依据中国传统习惯，连衣着打扮上，也多披长袍、穿布鞋、戴布帽、留辫子(辜鸿铭赴欧时，脑后就留着辫子)。不能说那时的辜鸿铭对浸淫于其间的这些风习会有什么理解，然而它们成为他的“童年印象”。据说他到了欧洲后，还模仿家乡祭祀祖先的样子，在桌上摆些果品祭拜祭拜。那么，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中国式庙宇里缭绕的青烟、沉重的幔帐、明灭的烛灯所营造出的光色，以及威严的雕塑、描金的方块字，繁复的礼仪所散发出的气息，会不会激起他对于一种悠远而漫长年代的记忆和想像？尤其是像他这般聪颖而敏于感受的孩子。而且，它们是否已潜入到连他自己也难以觉察的意识的深层？

后来的辜鸿铭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维护者，也许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抉择，这里面肯定也有情感的储备。而在人的一生中，童年印象，童年经验始终会潜在而持久地影响我们的感知。我们常常能在此处找到后来发生的诸种现象的源头。生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方向。

辜鸿铭降生在那个远离大陆、漂泊在太平洋中的小岛上。从这个时候起，两种不同的因素就进入了他的生命，那“中西合璧”的家庭，那由英国人统治，又保留了华人风习的槟榔屿社会……(甚至连他的相貌也混合了两种特征：黄皮肤黑头发，可是有一双蓝眼睛。)这两种因素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在他身上交织，构成辜鸿铭特殊的童年情境。它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辜鸿铭以后的人生中绵延？此时，一切都未曾确定，一切都等候着、召唤着选择。

槟榔屿这个出生地对辜鸿铭来说仅仅是一个出发点，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富有意味的出发，它们循着不同的方向和路线：一次是我们提前在文章开头所写到的，1881年辜鸿铭二十四岁时随英国探险队的船驶往中国内地；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869年辜鸿铭十二岁时，他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游学。

辜鸿铭离开了槟榔屿。

而欧洲，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P61-63

文化怪杰，何如人也？不如先想想自己的所知所感。我昔年看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现在还记得，他主张称现在所谓哥们儿为“苦朋友”，因为同在自然定命的宰制之下，生活只有苦而没有乐。这就比佛家更深入一步，因为佛家的苦海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其外还有净土，也就有常乐我净。我各方面都浅，碌碌一生，虽然也不少在精舍门外徘徊，却没有勇气走入禅堂。这是一面。可笑的是还有另一面，觉得叔本华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并抓住这个理而推演之，说生而为人。都是“弱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什么不勉为君子，甘心为弱者？是因为一直认为，入，生物也，就不能不受天命的制约，又社会动物也，就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受制约是要听从自己以外的，也就是想逞强而强不起来。空口无凭，可以举无限的事例为证。只举一点点。《礼记中庸》篇说，“天命之谓性”，这性，大而总的表现是要饮食，要男女，其下就来了“率性之谓道”，要吃要喝，就不能不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要生儿育女，就不能不为找个异性而流汗甚至流血。这由耕田到流血，种种活动，或说挣扎，都是受天命的制约。还有社会的制约，虽级别下降而力量却不小，比如都是胡里胡涂地有了生，而巧或不巧生有明清，男(如果走士仕之途)就不得不作八股，女(如果为占国人绝大多数的汉族)就不得不缠小脚。不能不，不得不，是向天命和礼俗低头，低头者，奴婢行径也，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人都是弱者。

可是人，为万物之灵也罢，不配称为万物之灵也罢，本质和行为都不简单，也就还有与低头并存的另外一面，这存于心。可以名为理想或幻想，形诸外，夸而大之，可以名为脱俗甚至造反。造反，不是弱者干的事，所以也就要承认，人也未尝不可以勉为强者。强到不服从天命，想当很难吧？但也并非绝不可能。在这方面，我的想法是应当宽厚一些，如由客观方面看是还可以饮食，还可以男女，却“自动”走了伯夷、项羽的路，或马祖、赵州的路，我们就要依某些章回小说列什么榜之例，把他或她写入“强榜”。遵薄责于人的圣道，不畏天命既然大不易，我们就放松些也好；可以下一层楼，只取不畏礼俗的。这数量虽然未必很多，翻翻青史，总当碰到一些吧？比如一时想到的，只是西汉，就有男，杨王孙，礼俗重棺椁，他却要裸葬；女，卓文君，嫁汉，礼俗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却自由恋爱，随着意中人跑了。我自信是弱者，也许如穷光蛋之更易梦拾金，却特别喜欢强者，敬重那些不向礼俗低头的。不向礼俗低头，汉以后，还有更突出的，如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宣称有七不堪和二不可，这是一般人惯于如何如何，他却偏偏不这样。显然，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怪”，轻说是看不惯，重说是“世教所不容”。结果他就真被动走往洛阳东市，身首异处了。君子不以成败论人，——也无妨用另一个标准，以成败论人，说这是不向礼俗低头，为弱者吐了一口不平之气，人间罕见，是胜者，是强者，值得画影图形，歌而颂之的。

可是我们的历史，主要为堂皇典册，是帝王授命写的，而帝王，以及离帝王不很远的所谓正人君子，是痛恶造反的，纵使不是对帝王，而只是对礼俗。其结果，史书上著录而表扬的，如忠义，都是帝王说什么听什么，如列女，都是良人说什么听什么，直到帝王和良人胡来，倒了霉，为主死。少数强者，敢造反，幸而得流传，大多是靠野史、笔记之类，或者说，只能躲在史部甚至子部的夹缝里。显然。为了人生的真能向上，这是不合理的。求变不合理为合理，像是应该颠倒过来，至少是平等对待。对世俗所谓“怪人”，同样宣付史馆，然后是入史，详述他或她的怪，让也愿意怪至少是欣赏怪的人看看，以过其勉为强者之瘾。

以上是多年来的想法，自己也未尝不想实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如对“侯门一入深如海”的佳人，想之后反而希望忘却。而人间竟有奇事，是不久以前，孙郁先生来，说他编了一部名为《苦境——中国文化怪杰心录》的书，收晚明到现代徐渭、李贽、辜鸿铭、李叔同等十几个人，由专人分写，详述他们的不同于凡俗的言行，“旨在使人们从庸俗的文化认同中走出，增强一种独立的人生品格，以史为鉴，去创造别一类的生活。”问我有什么意见，如果认为还有些价值，希望我在书前说几句。我说我赞成编这样的书，理由已经在上面说了。只是缕述理由，也许还不够吧，那就加说个希望，是有较多的人多看这样的书，长街上的万岁声就有可能减弱一些，则国家，民族，甚至扩大为人类，都幸甚矣。

张中行

1997年2月19日于元大都北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