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在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中，介入政治之早，经历变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政治影响之广，最终结局之惨，实令人惊奇。

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于广州创办《广东群报》，为陈独秀所吸收，从事共产党宣传与组织活动，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炯明叛变前夕脱离中共，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裂时积极追随汪精卫，于南京政府时期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创办《革命评论》，宣扬革命思潮。1938年追随汪精卫赴南京组织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枪决。

本书史料翔实，笔调清新，是研究民国史和汪伪政权的巨构。

陈公博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于广州创办《广东群报》，为陈独秀所吸收，从事共产党宣传与组织活动，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炯明叛变前夕脱离中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经济，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裂时积极追随汪精卫，于南京政府时期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创办《革命评论》，宣扬革命思潮。1938年随汪精卫赴南京组织伪政府，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上海特别市长、行政院长等要职，为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日本投降后潜逃日本，后遭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枪决。

本书作者石源华运用陈公博的著作和相关史料，交互参照，对陈公博生平事迹，陈述甚详，尤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生动刻画其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曲折多变的人生历程。史料翔实，笔调清新，是研究民国史和汪伪政权的巨构，也许称其为陈公博传记的顶峰并不为过。

第一章 历经磨难的童年

 一、将门之后

 二、种下反清思想

 三、参加乳源造反

 四、死囚家属

第二章 从广东法专到北京大学

 一、父亲的嘱咐

 二、三年“法专”学习

 三、“五四”运动的旁观者

 四、“废督”宏论

第三章 广东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一、创办《广东群报》

 二、建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三、出席中共“一大”

第四章 美国“哥大”经济学硕士

 一、赴美留学问题争执

 二、与廖仲恺不告而别

 三、 《共产主义在中国》评析

 四、艰难的留学生活

第五章 国民党“左派"的中坚

 一、出任国民党中央书记长

 二、跻身“左派”领袖行列

 三、处在“夹攻”之中

 四、“三二○”事变之谜

第六章 武汉政府的骁将

 一、“心在幽燕汴洛间”

 二、主持鄂赣战时政务

 三、从“袒蒋”到“拥汪”

 四、策划武汉“分共”

第七章 国民党“法统”专家

 一、高举“法统”旗帜

 二、策动粤省内争

 三、镇压中共广州起义

第八章反蒋运动的先锋

 一、创办《革命评论》

 二、建立“改组同志会”

 三、策动“护党救国运动”

 四、参与筹划“扩大会议”

第九章 投身蒋汪合作的行列

 一、从“反蒋”到“联蒋”

 二、“酒杯浇尽牢愁在”

 三、实业部四年从政

 四、随汪退进

 五、赴欧专使

第十章 加盟汪伪“和平运动”

 一、一念之差

 二、在港“苦笑”

 三、陈公博须贺会谈

 四、汪伪政府二号人物

 五、上海“市长”任内

 六、推行“战时新体制”

第十一章 出任汪政府元首

 一、“代主席”的新路线

 二、在日蒋间“谋和”

 三、向重庆当局“输诚”

第十二章 钉上历史耻辱柱

 一、亡命东瀛

 二、匿身金阁寺

 三、一笑飞回作“楚囚”

 四、站在被告席上

 五、毙命狮子口监狱

后记

陈公博在北京大学3年，勤奋学习，苦苦思索，虽然自认写文章为时过早，但还是对于某些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19年1月印行的《督军问题》一书就是他苦心研究的一个成果，全文2万6千余字，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陈公博早期的重要著作，有必要单独列节评述。

民国建立后，各省分别建立都督府，作为各地军政、民政统驭指挥机关。袁世凯篡权后，各省都督位置均为旧军阀占据，军阀割据之势形成。袁世凯为强化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于1914年6月宣布废除各省都督制，实行“将军制”，由总统直接管辖将军府，由将军府向每省派出将军1人，主持该省军务，称为“将军行署”。将军无任期，便于中央政府随时调换，防止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发展。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下令将各省将军改称督军，名义上是消除袁世凯统治的痕迹，但政治体制并无实际改变，由于中央对于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军阀割据更甚。在省级军政职官之上，还设有巡阅使，这是一省的军阀实力膨胀后，进而要求控制两省或更多省份的产物。巡阅使亦即“督军”的扩大，它的设立、裁撤、职权、机构等并没有统一的法规，完全因人而设，取决于北洋军阀内部各种势力平衡的需要。如两广、两湖、闽浙巡阅使控制两省，直鲁豫、东三省巡阅使兼领三省，长江巡阅使则为空衔，其实际政治地位取决于他对辖区内小军阀控制力的强弱。另外，还有为临时需要而设置的护军使和以绥靖地方为职责的镇守使。这种以各省督军为统治主体的“督军专政”成为北洋军阀统治的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民国时期政治体制的一大毒瘤。“五四”前后，随着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扬，“废督裁兵”成为各界进步人士众口一词的政治要求。陈公博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潜心研究了“督军”问题。

陈公博开宗明义指出：民国以来，“无一时不在困苦颠连之内，其间所谓国会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南北问题，一若盘根错节，纠纷而不可解，吾得一言以蔽之，谬结此种种问题之固因，皆胎自督军之恶制度者也。”他分列4个方面对于“督军制度”下了一个总批判。

第一，不废督军不足以言立国。陈公博说：“吾之深屏督军制度，非仅根于今日偶然之现象立言也，督军之害，国人经数年之教训，不独耳熟能详之，且身受而能验之。”陈公博从6个方面阐述“督军制度”对于民国立国之害：

一、不废督军不能有民治。“国家以何者为本，即以民为本”。“然反观吾国则奚如，问之全国人士几莫知民治二字之解释；一国之内有由纯粹民意构成之国会否？无有也；一省之内有由纯粹民意构成之省会否？亦无有也。”“而督军之治其行省也，恣其意之所欲，不便于已，则不惮芟而删除之，其便于已，则不惮假设名目以济之。平时无所藉口，则日固匪孔亟，非适用治匪条例不可也；其有所藉口，则日在某某期内，非施行戒严不可也；或一年而戒严之期居其大半，或一年而戒严之令数发，或且自民国以来未尝解严焉。”“人民傈于苛害之政，辄重足而不敢吐语，而督军若自忘其为官吏，恒视行省为其采地，而人民为其世奴。”

二、不废督军不能有政府。“政府者，一国发政施令之府，而督军则秉承政府之命令以治军者也。”然而今日，“凡一设施，有政府之令，无督军之令，不能行也，拥兵自固，睥睨中央，一语不合，连臂而起；政府之任命官吏，非督军之同意不可也；政府之移调军队，非督军之同意，又不可也；甚或阁员进退，视督军之喜怒为转移；政府政策，以督军之允否为标准。”“中国督军非国家之官吏，而为吾国之特种二重政府，此两年间，政府之感此种痛苦为尤甚。”

三、不废督军不能有财政。“今日财政之泯乱，甚于乱丝。”“国家预算年缺数千万，而预算之三分之二皆供督军之用也”；“以有限之税源，而供无穷之军费，合国家地方两税犹不足养一省之军队，理财原理至此而大穷”；“若大小涓滴，皆供一人之私，流已不节，源于何有？以是平昔自命理财之士，一管财政，舍借债之外，更无别途，骎且同流合污，因缘为利，谁之阶，阶自督军制之害也。”

四、不废督军不能有军政。“军政窳腐，至今日而已甚。人各自私其军，军各自其制，国军之编制与省军之编制不同也；甲省之编制又与乙省之编制不同也，甚且行省募兵，中央不能过问，一省名额，陆军部瞠乎不闻；今吾国因有80余万军队也。”“军政之利于国者，以能防卫国家耳，然而国不能防也，国家苟有征调，若越行省，则行省大骇，以为有事于吾民；甲省军队道经乙省，则乙方以为将假道以占据，省各相仇，势若敌国，事之可笑，孰甚于此？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以之贼民则有余，以之防国则不足，求其大因，又督军制之害也。”

五、不废督军不能有吏治。“今日吏治之败坏，甚于季清，负贩之辈，牧竖之徒，朝走军门，暮膺民社，但求督军之所喜，民之疾苦不必问也，政之善恶不必问也”；“清季吏治之败坏，可谓极甚，然犹上畏台谏，下防清议；而今日但得督军一解颜，一延誉，不独民无可如何，即政府亦未可如何；政府下议之吏，督军侪之高官，命令贬黜之人，督军起为统帅，政府人民熟视而无敢究诘；赏罚功罪，颠倒枉直，不废督军，吏治万无清明之望。”

六、不废督军不能有法律立宪之国，官吏不能干涉法律，军人尤不能干涉法律。对于督军来说，“中央所颁之法律，中央所颁之条例”，“足以长其为恶之具，则日此中央命令；不便于其为恶之法，则日本省情势未可施行；人民困苦颠连，相率而死于无法律之下者，年以万计，而自命远识之士方且日谋约法之修正，萃其精神于枝节琐末之问题，是真丧心而病狂者也。”

陈公博指出：以上所举仅千百之一，其因军政而窒教育之生机，碍实业之发展者，其损失尤不可以表统计。并追根溯源地论证：“督军之制，实因缘于辛亥之都督，其时各省军兴。因陋就简，实破坏时代之制度，而非建设时代之制度也；实临时过渡之制度，而非垂永召远之制度也；不过当日政党者流，怀抱私利，各谋枝叶，不独于督军制度未敢建言，问且互相挟持，以殖势力，督军之焰，于是大张；及袁氏排除异己，益厚树私人，壮其威福，行一政策，施一法令，嗾使干预，以箝天下之口，由是庞然遂为民治之大梗。”再次强调“不废督军，终无以立国”。P24-26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其家庭背景而言，他出生于一个与中国的官、兵、匪都有联系的家庭，养成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殊性格；就其学历专业而言，他中西合璧，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先学法律，继修哲学，后治经济，在国民党高级官吏中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修养；就其政治经历而言，他更是一位有着特殊能量的人物，在“乱世”中长袖善舞，凭着所谓“丰富的感情”和“锐敏的理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写下了浓重的笔墨，留给后人评说。

自少年时代起，他就随父参加了秘密会党三合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策动的反清活动。他幼年的诗作“拔剑批龙鳞，弯弓叩虎齿，年少从军行，单骑渡韶水”，表达了他人小志大的反清雄心。青年时代，他曾参与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留学美国归来后，他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提拔，跃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工人部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中坚人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创办《革命评论》，组织“改组派”，筹划“护党救国军”，参与北平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成为国民党内的激烈反对派、国民党派系混战中少有的活跃人物。随后，他又追随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国民政府，出任实业部长四年，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部长。中日战争期间，他对汪精卫策动的“和平运动”，始则反对，继以怀疑，最终陷情于汪派小集团的私利，置国家民族大义于度外，成为汪精卫政府的重要头目，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

陈公博作为汪政府的继任首脑早在五十年前就被冠以“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罪名，在苏州监狱处以死刑，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可以“盖棺论定”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陈公博研究的终结。相反，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不够。虽然，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史学界对于陈公博晚节的评价已趋基本一致，但部分日本学者却因主张重新评价汪精卫，也主张改变对陈公博的评价，他们认为汪精卫、陈公博等是一群“爱国主义者”，历史对他们的结论是不公正的。笔者在日本访问研修期间，曾接触到不少此类议论，一位青年学者直言“陈公博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英雄人物”，一些论著也极力为汪派进行种种辩解。笔者是不赞成这些观点的，而且自认有责任纠正这些谬见。另一方面，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汪派人物研究，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也存在着简单化和政治化的倾向，一些论著由于这些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叛国行为，不加分析地批判他们一生的作为，这不免有失客观和公允，也无助于深入地研究这些人物。笔者也有意于在研究这些反派人物方面作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于是便在多年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本书。陈公博的一生是多变的一生，按其政治生涯可分为六个阶段。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笔者首先简要地剖析一下陈公博思想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变，以此作为本书的引论。

陈公博成长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起义等振兴中国的种种方策接踵登场，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出现与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0月19日，陈公博出生在广州一个建有军功的清末退休将军家庭。二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清王朝的希望完全破灭。20世纪初，在陈公博生长的中国南方已洋溢着反清革命的空气，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频频举行起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可救药，革命党人的视死如归、英勇奋斗，在幼小的陈公博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公博从六岁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各类旧小说。九岁正式拜师，学习四书五经，接受正统的中国封建传统教育。他的先生是自称“康梁信徒”的梁雪涛，在向他讲解经义的同时，也说些康梁的维新运动及改良主义思想，使他最早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然而，真正将少年陈公博领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却是他的父亲陈志美。陈志美曾任清末广西提督，年轻时参加了主张“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三合会，退职后成为广东北江地区重要的会党首领。1907年，他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携手，毁家举义，相约在广东北江和东江地区同时发动反清起义。年仅15岁的陈公博随父同赴北江山区，承担了领导起义的某些文书工作，使他首次有机会与“绿林好汉”式的人物广为接触，他们的行动、理念、精神对少年陈公博性格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次起义最终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失约、会党党徒的无组织无纪律，及清政府的军事镇压而以失败告终，陈志美自首后被处以“终身监禁”。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陈公博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他从将门之后、富家阔少一变而为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借贷度日的死囚家属，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为了得到必要的生活费和学习费，他四处奔走，曾在香港报社做过夜班校对，喂过猪，做过牙刷，也曾兼任过报社的通信员和学校的英语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志美出狱，但很快逝世，陈家经济景况始终未能复原。但陈公博在父亲的督促下，边工作，边学习，完成了学业。1908年，他入广州育才书社学习三年英语。1914年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三年法律。1917年他进入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此期间，陈公博“养心性，寡交游”，专心读书，苦苦思索，每日都至清晨三四点。他虽未积极加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未参加新潮社等进步社团，但如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拼命吮吸着蜂拥而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想，其中自然也包括来自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对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废除督军问题等，潜心进行研究，写出论著贡献于社会。

自1920年陈公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至1925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围绕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展开的，经历了信仰、宣传、活动到怀疑、批判、反对的变化。

陈公博是以热烈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者的身分登上政治舞台的。1920年10月，他和北京大学的同学谭平山、谭植棠联络广州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广东群报》。次年3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公博任宣传部长并兼任《广东群报》主编。该报迅速转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他还受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委托，主管宣传员养成所，并参加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1921年7月，他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表明陈公博是中国南方初期社会主义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出席中共“一大”却成为陈公博政治热情低落的转折点。他把会上围绕着中共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发生的激烈争论，视为“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内心“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随后数月，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发生了疑问，产生了赴美留学的想法。由于这一想法受到党组织的反对和干涉，再加上1922年6月发生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事件后，他与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陈炯明问题上意见分歧，他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去上海说明立场的指令，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11月，他在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经济援助下赴美留学。

在美国，陈公博专攻经济学。他没有放弃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仅购买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而且完成了论文《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然而，他的政治信仰却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绝对不正确”，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不仅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因此，他断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的结论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他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不是真理，而是共产党对工人的宣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如同史密斯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都是片面的观察，讥笑共产党人把这种过时的、脱离现实的理论依然捧为“金科玉律”是十分可笑的事等。陈公博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者演变为理论上的反对派。

自1925年春陈公博从美国归来至1927年末在广州镇压共产党暴动，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以国民党“左派”的政治面目出现，自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夹攻”中奋斗，在国民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游移不定的态度。

1925年春，陈公博自美国归来，正值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进入高潮。由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信任、重用，陈公博由廖仲恺介绍参加国民党，立即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随即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广东大学校长等，翌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湖北特派员兼江汉关监督、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等职。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任秘书长，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劳动部长，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

陈公博作为国民党的一名新党员，担任如此众多的重要职务，遭到来自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两方面的批评和压力。一方面，共产党视他为脱党分子而有所警戒；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又视他为“共产党”而不予信任。实际上，陈公博既处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夹攻”之中，又在两者之间游移动摇。

在对待国民党内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上，陈公博在政治思想上、私人感情上倾向汪精卫。但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出走海外，陈公博又为蒋介石所笼络。当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之际，陈公博曾受蒋介石委派，去武汉探询各方意见，试图调解双方的关系。但当他发现蒋介石当时已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境地时，他就留在武汉不再返回南昌。1927年4月，汪精卫归国，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追随汪精卫，成为汪政治上坚强的支援者和生死与共的盟友，并极力主张东征，军事讨伐已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

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陈公博一方面拥护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等的反共行径；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表示忧虑、不满，甚至采取非难、限制的态度。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进一步加剧，尤其是湖南、湖北两省的工农运动向土地革命发展之际。他的政治态度急骤右倾，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方面与中共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其政治观点逐步与国民党内戴季陶一派的观点趋向一致。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分共”。陈公博是这一决定的主要策动者和支援者。同年12月21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发动著名的广州起义。时任广东省长的陈公博伙同张发奎东奔西走，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在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的援助下，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这样，陈公博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反对派演变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兵刃相见的敌对派。

四

自1928年1月陈公博蛰居上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是其政治生涯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陈公博形成了他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理论，打出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从政治上、理论上，乃至军事上，与南京国民党领导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928年1月4日，在国民党内争中遭到失败的陈公博来到上海，静观局势的变动，等待再起的机会。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势力进入了大变动、大改组的动荡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激起了相当多人的强烈不满。陈公博为了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决定利用和扩大这种不满情绪，弹劾南京当局，在“重新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下，集结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同年，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发表《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等一系列文章，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尖锐的批评：“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主义低降了，因着封建主义的反攻，民权主义烟没了，因着资本主义的胁持，民生主义埋没了”；中国国民党存在着“左倾、右倾、恶倾、腐倾”四大倾向，“已经到了一个最摇动的时期，更由摇动而入于几乎溃散”；指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为此提出一系列的“革新”措施，诸如“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促进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独裁”，“肃清割据军阀”，“扫除政府机关中之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防止资产阶级操纵政权”等；针对南京当局处理济南惨案的对日屈辱外交，提出“准备全国的自卫”、“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行全国对日经济绝交”、“通电世界宣布日本罪状”等强硬主张。陈公博的这些政治主张在部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同年8月27日，陈公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3252封，支援他“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1928年冬，陈公博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并迅速将其分支机构扩展至南京、北平、天津、香港等大都市及十多个省份，领导开展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斗争。首先，陈公博在上海、南京及全国各地组织其党徒抗议、反对蒋介石集团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被蒋武力镇压，蒋唆使“三全大会”通过决议将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接着，陈公博策动反蒋军人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胡宗铎、石友三等组织“护党救国军”，从事军事倒蒋活动，半年后被蒋各个击破。最后，陈公博又参与策动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集团展开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混战，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另建国民政府，由于张学良宣布“拥蒋”，出兵入关，反蒋派完全遭到失败。

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及其改组派内部因失败而引起的互相猜疑、指责，使陈公博心灰意冷，他决定暂时退出政治舞台。1931年元旦，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通电表示赞成。随即他前往欧洲，过起了海外寓公的生活。

五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8年跟随汪精卫逃离重庆，是陈公博政治生涯的第五阶段。在这一阶段，蒋汪两派实现合作，陈公博由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派一变而为政府主管实业建设的高官，注力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尝试。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引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促进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团结。1931年10月，国民党中央恢复陈公博党籍。翌年1月28日，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蒋汪合作局面形成，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陈公博早年留美时专攻经济学，就任实业部长使他大感振奋，觉得自此有了实现“学生时代的理想”的机会。尽管他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危机四伏，但他依然雄心勃勃，希望能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为此，他主持拟定了《四年实业计划初稿》。这个计划书分为两个部分，甲部为工业矿业计划，包括煤矿、铁矿、铜业、石油、机械、汽车、制糖、制纸、磁业、三酸(硫酸、盐酸、硝酸)、页岩等十一种类；乙部为农林计划，包括农业、渔业牧畜、林业等三种。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是打破分裂的封建经济，建立统一的中国经济，形成中国近代国家的基础。陈公博的建设方案主张以长江为中心地区建设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在经济政策上主张以统制经济取代自由经济，建设费用由国家资金、特许外资、官商合办、民间经营四种方式筹集。这个计划书经专家检讨修正后，由政府正式决定并公布。陈公博还对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思想进行批判，主张“工农立国”才是中国经济的出路。1934年，为了解决因白银大量外流而引起的中国经济困境，他曾赴南洋诸岛视察，试图开辟中国货物的南洋市场。然而，陈公博的努力，成果极小。计划书发表后，陈公博曾向数百位专家发信征求意见，结果只收到二三封回信，反应非常冷淡。陈公博在他的《四年从政录》自序中哀叹：“我在南京四年的确成就太少了”，“将来的历史不能原谅我们的”。

蒋介石和汪精卫实现合作后，两派的关系依然十分微妙。陈公博称汪精卫执长的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三大重要事项都不经行政院决定，蒋介石所在的牯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在地)是“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则成了“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极普通的文书秘书。尤使陈公博愤愤不平的是，汪精卫作为签署《中日塘沽协定》的主管长官受到全国抗日舆论的猛烈攻击，而同是主谋的蒋介石欲稳坐“最高领袖”的宝座置身事外。1936年2月，汪精卫辞职赴海外休养，陈公博随同辞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曾以“专使”身分赴欧洲访问，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旋历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国民党党团指导员等职。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合作，已为日后两大派的再度分离埋下了伏线。

六

从1938年12月至1946年6月陈公博在苏州受审处以极刑，为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陈公博怀着矛盾的心情参加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成为汪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汪精卫逝世后，他继任汪政府“元首”，曾为重归重庆国民政府作了若干努力，但以失败告终。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了尽早从战争的泥潭中拔足，开始对抗战阵营实施“诱和”政策，并成功地将汪精卫集团从中国抗日阵营中分化出去。当时，陈公博虽对抗日战争的前途表示悲观，但并未参加汪精卫等亲日派与日本军部的秘密讲和活动。11月初，日汪间“和平交涉”接近成功之时，汪精卫始将此事通知陈公博。陈公博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国民党已经历多次分裂，“目下国家多难之时，党不能再次分裂”；日本绝对没有诚意，突然讲和是绝对危险的；与汪精卫发生长时间的争论，但不能改变汪精卫的决定。12月中旬，汪精卫秘密通知陈公博出逃。陈公博在“留”还是“走”问考虑再三，终于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成都。临行之前，他给蒋介石留信，表示将尽力劝阻汪精卫组织政府。

然而，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和平运动”却未被制止。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主张“和平”。翌年5月抵达上海，6月秘密赴日，与日方就“组府”问题进行谈判。8月，汪派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完成“组府”的所谓“法律”手续。陈公博劝阻无效，便以母亲有病为由滞留香港，闭门不出。

陈公博的真正加入汪派“和平”集团是在1940年初。其时，曾力促汪精卫出逃的重要人物陶希圣、高宗武在重庆方面策动下突然背叛汪精卫，在香港发表日汪密约草案，给了汪致命一击，使汪集团面临崩溃的危机。这一行径激怒了一向以汪派小集团利益为重的陈公博，在汪精卫、陈璧君的亲自劝说下，他决定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事后他曾以“恃此肝胆烈，愿为朋友死，只求心所安，不计身之毁”的诗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由此也决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历史悲剧人物。

1940年3月14日，陈公博到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历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等要职。1940年5月和1943年3月，他两次以“专使”秕“特使”名义赴日活动，曾接受日本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他与周佛海并列，成为汪精卫的左右手、汪政府最主要的领导者之一。

在此期间，陈公博的思想上依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作为汪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为所谓的“和平运动”策划尽力，参与了一系列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俯首帖耳地做日本军阀的傀儡和走狗，战后，他在《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说，他在南京的五年半中坚持反对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反对华北特殊化，提倡民族主义和廉洁政治，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所谓的“元气”，这当然是他的自我辩解和粉饰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对日关系上矛盾和复杂的心态。

1944年10月，汪精卫逝世，根据汪氏生前的考虑及日本占领军的意见，陈公博继任汪政府首脑。其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呈全面战败的趋势，陈公博已预感到汪政府的末日即将来临，在11月20日的《就职训词》中打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旗帜，以此作为他“政治上的新目标、新路线”。他曾对亲近者说：汪先生演出的这场戏已近闭幕，所谓“人亡政休”，我来继承这个位置，是来收拾结局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他坚持使用“代主席”而不正名，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向重庆国民政府当局频送秋波，为自己寻找退路。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措置，他重新配置汪记和平军的战略布局，1945年更直接与军统局联络，交换情报，协同进行“剿共”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受日本政府之托，不断向重庆政府传递所谓“和平”资讯，企图由汪政府居间实现中日“和平”，由此解决汪政府的出路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陈公博宣布汪政府解散。25日，陈公博一行在日本军方策划下前往日本避难。10月3日，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6月3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通观陈公博的一生，自晚清到民国，也即陈公博所称之“乱世”，在此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中，他介入政治之早，经历变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参与程度之深，政治影响之广，与同时代人相比都是颇具特色的，是可以被称为“能臣”一类人物的。探析陈公博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无论当他为历史的正面人物时，或是为时代的反派角色时，在他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着前进的、有益的思想和落伍的、腐朽的思想间的矛盾冲突。这种思想中的二重要素的起伏消长，导致了陈公博政治生涯的曲折多变和他的政治面貌的变化多端。也许在评论陈公博晚年的失足时，有人会为他对汪精卫的“愚忠”以及为小集团的私利两肋插刀的“义气”而感惋惜，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上了“贼船”，他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不能逃脱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

光阴似箭，本人对于汪政府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而今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80年代初，我和黄美真、姜义华教授合作撰写了《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后来该课题成为我当时任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集体项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汪伪政府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6年12月，由余子道、曹振威、张云和我共同撰写的《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卷)正式出版，标志着该课题研究的基本完成，这些都是我撰写《陈公博大传》的学术背景。

80年代中期，我对陈公博研究发生兴趣，开始是出于研究室的分工，继而逐渐为这个具有特殊性格和多变经历的人物所吸引，并在国内外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1986年，我在黄美真教授主编的《汪伪十汉奸》一书中发表了《陈公博》一文，首次全方位地勾画陈公博错综复杂一生的轮廓，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1992年6月，我在日本东京颇有影响的《中国研究月报》发表了《论陈公博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较为深刻地剖析了陈公博一生的思想演变脉络，尤注重其内在思想矛盾的分析和评判，强调在近代中国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中，其介入政治之早，经历变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参与程度之深、政治影响之广、最终下场之惨，与同时代人相比都是颇具特色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在日本学术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在紧张繁忙的教学和研究王作之余，我一直没有放松对于陈公博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简传《陈公博这个人》。1999年，完成了《陈公博全传》的写作，由台北稻乡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此次，承蒙团结出版社和郭疆编辑的关心，由该社出版本书的简体字版，并更名为《“乱世能臣”陈公博》，前后又过去了将近10年。

研究和撰写陈公博的一生，实际上也是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深入解读。本书对于陈公博的评价力求做到公允、客观，即便是在他成为汉奸时，仍注意实事求是地剖析其思想深处的内在矛盾，对他的各种行为作出有说服力的说明。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读者了解陈公博多变的一生，并能更透彻地认识现代中国社会的繁杂曲折和丰富多彩。

当本书出版时，我要向复旦大学的余子道教授、黄美真教授、姜义华教授、刘其奎教授、曹振威教授，南京政治学院的张云教授，日本立教大学的野村浩一教授，广岛大学的今中比吕志教授，早稻田大学的刘杰教授，东洋文库的本庄女士，台湾中国国民党文教基金会秦孝仪理事长、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陈鹏仁先生、邵铭煌先生以及一切关心、合作或帮助过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国家社科基金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立教大学青年奖励研究员项目、台北中国国民党文教基金会等为我在国内外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石源华

2008年8月3日于上海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