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道中之二
过了德州，下了一阵雨，天气顿觉凉快，天色也暗下来了。室内点上电灯，我向窗外一望，却见别有一片亮光照在树上地上，觉得奇异，同车的一位宁波人告诉我，这是后面护送的兵车的电光。我探头出去，果然看见末后的一辆车头上，两边各有一盏灯，(这是我推想出来的，因为我看的只是一边，)射出光来，正如北京城里汽车的两只大眼睛一样。当初我以为既然是兵车的探照灯，一定是很大的，却正出于意料之外，它的光只照着车旁两三丈远的地方，并不能直照见树林中的贼踪。据那位买办所说，这是从去年故孙美瑶团长在临城做了那“算不得什么大事”之后新增的，似乎颇发生效力，这两道神光真吓退了沿路的毛贼，因为以后确不曾出过事，而且我于昨夜也已安抵济南了。但我总觉得好笑，这两点光照在火车的尾巴头，好像是夏夜的萤火，太富于诙谐之趣。我坐在车中，看着窗外的亮光从地面移在麦子上，从麦子移到树叶上，心里起了一种离奇的感觉，觉得似危险非危险，似平安非平安，似现实又似在做戏，仿佛眼看程咬金腰间插着两把纸糊大板斧在台上踱着时一样。我们平常有一句话，时时说起却很少实验到的，现在拿来应用，正相适合，——这便是所谓浪漫的境界。
十点钟到济南站后，坐洋车进城，路上看见许多店铺都已关门，——都上着“排门”，与浙东相似。我不能算是爱故乡的人，但见了这样的街市，却也觉得很是喜欢。有一次夏天，我从家里往杭州，因为河水干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分坐轿出发，通过萧山县城；那时所见街上的情形，很有点与这回相像。其实绍兴和南京的夜景也未尝不如此，不过徒步走过的印象与车上所见到底有些不同，所以叫不起联想来罢了。城里有好些地方也已改用玻璃门，同北京一样，这是我今天下午出去看来的。我不能说排门是比玻璃门更好，在实际上玻璃门当然比排门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观地看去，总觉得旧式的铺门较有趣味。玻璃门也自然可以有它的美观，可惜现在多未能顾到这一层，大都是粗劣潦草，如一切的新东西一样。旧房屋的粗拙，全体还有些调和，新式的却只见轻率凌乱这一点而已。
今天下午同四个朋友去游大明湖，从鹊华桥下船。这是一种“出坂船”似的长方的船，门窗做得很考究，船头有扁一块，文云“逸兴豪情”，——我说船头，只因它形势似船头，但行驶起来，它却变了船尾，一个舟子便站在那里倒撑上去。他所用的家伙只是一支天然木的篙，不知是什么树，剥去了皮，很是光滑，树身却是弯来扭去的并不笔直他拿了这件东西，能够使一只大船进退回旋无不如意，并且不曾遇见一点小冲撞，在我只知道使船用桨橹的人看了不禁着实惊叹。大明湖在《老残游记》里很有一段描写，我觉得写不出更好的文章来，而且你以前赴教育改进社年会时也曾到过，所以我可以不絮说了。我也同老残一样，走到历下亭铁公祠各处，但可惜不曾在明湖居听得白妞说梨花大鼓。我们又去看“大帅张少轩”捐赀倡修的曾子固的祠堂，以及张公祠，祠里还挂有一幅他的“门下子婿”的长髯照相和好些“圣朝柱石”等等的孙公德政牌。随后又到北极祠去一看，照例是那些塑像，正殿右侧一个大鬼，一手倒提着一个小妖，一手掐着一个，神气非常活现，右脚下踏着一个女子，它的脚跟正落在腰间，把她踹得目瞪口呆，似乎喘不过气来，不知是到底犯了什么罪。大明湖的印象仿佛像南京的玄武湖，不过这湖是在城里，很是别致。清人铁保有一联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实在说得湖好，(据老残说这是铁公祠大门的楹联，现今却已掉下，在享堂内倚墙放着了，)虽然我们这回看不到荷花，而且湖边渐渐地填为平地，面积大不如前，水路也很窄狭，两旁变了私产，一区一区地用苇塘围绕，都是人家种蒲养鱼的地方，所以《老残游记》里所记千佛山倒影人湖的景象已经无从得见，至于“一声渔唱”尤其是听不到了。但是济南城里有一个湖，即使较前已经不如，总是很好的事；这实在可以代一个大公园，而且比公园更为有趣，于青年也很有益，我遇见好许多船的学生在湖中往来，比较中央公园里那些学生站在路边等看头发像鸡窠的女人要好得多多，——我并不一定反对人家看女人，不过那样看法未免令人见了生厌。这一天的湖逛得很快意，船中还有王君的一个三岁的小孩同去，更令我们喜悦。他从宋君手里要蒲桃干吃，每拿几颗例须唱一出歌加以跳舞，他便手舞足蹈唱“一二三四”给我们听，交换五六个蒲桃干，可是他后来也觉得麻烦，便提出要求，说“不唱也给我罢”。他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小人儿，而且一口的济南话，我在他口中初次听到“俺”这一个字活用在言语里，虽然这种调子我们从北大徐君的话里早已听惯了。六月一日，在“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城内。P26-29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周作人日记云：“借平伯处手札抄录数通。”四月四日云：“向启无借抄旧札。”四月九日云：“下午抄致启无札，共得廿五通耳。”四月十二日云：“遣人往借平伯所存手札三册。”四月十四日云：“抄致平伯札二十三通，全共七七通也。”四月十七日云：“上午寄信抄原稿一册并序文给小峰。”同年七月，《周作人书信》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除《序信》外，书共二十一篇，计选自《雨天的书》者六篇，《泽泻集》一篇，《谈龙集》一篇，《谈虎集》十一篇，新收入者仅二篇，即《古朴的名字》和《关于无理心中》，均写于一九二六年。信七十七篇，皆系首次发表，写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间。
集中“书”这一部分，可以视为一种文体意义上的选本。周氏写散文很喜欢采用书信体，甚至收信人出乎虚拟也无妨，如《养猪》之“持光”，《乌篷船》之“子荣”，原本都是自家的笔名。《序信》有云，“因为预定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点，结果是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自然逐渐出来，于是假话公话多说一分，即是私话真话少说一分，”又说，“我希望其中能够有三两篇稍微好一点，比较地少点客气，如《乌篷船》，那就很满足了。”他看出作文容易有这类毛病，于是着意加以避免，他的散文特色，也就显示出来。写文章好比谈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人们说不同的话。“客气”即“矜持”，“公话”即“假话”，总之徒做样子，虚张声势，没有一己的真意，只有公众语境才会产生这类“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当谈话对象由陌生的公众转变为熟悉的个人，乃是朋友之间聊天，要说也就说“真话私话”了。文章出乎人情，就是这个意思。非独书信一体为然，周作人的文章都是这么写的。文章写出来之后，自然还是公之于众，但是其间这一区别，却是本质性的。说来不过是我与一二知己交谈，被他人偶尔听见了而已。这里有一点要补充的，即以个人为谈话对象，并不意味着与谈话对象之间不再保持一定距离。对象依然只是被告知者，不是预先设定了要给怎么打动的，这一区别也是本质性的，——假如他真被打动了，只是结果如此，我并没有这个动机。
《序信》又云，“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顶好的了，别无好处，总写得比较地诚实点，希望少点丑态。”说得亦是同一问题。此处所收差不多是周氏生前唯一自愿发表的私人信件。“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中充分表现了周氏当时种种个人兴趣爱好，如写字，搜书，集邮，说梦，聚餐，喝酒，赏月，看花，刻印，制笺，……或许可以算得真正的闲适文字了，而正如我们讲过的，他此外那些通常被当作闲适的文章(譬如“草木虫鱼”等)其实并不闲适。周氏一己的世界(与二三友人所共同享有)可能不无闲适之意，但他面对外面这个世界(诸如社会、人类、历史等)时并不如此。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氏致信鲍耀明，谈及《周作人书信》，不妨看作多年后的一点补充说明：“日前寄旧稿一卷之外，并寄呈《书信》一册，其中有致平伯、废名之短信若干，可请一览。二君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故如旧，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但事情早已过去，只因《书信》尚存旧迹，故略说明之耳。”
此次据青光书局一九三三年七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五页，序信五页，正文二百七十三页，目录中未排“济南道中之二”和“济南道中之三”；“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下，分列“十五年二通”、“十六年二通”、“十七年九通”、“十八年一通”、“十九年七通”、“二十年三通”、“二十一年六通”、“二十二年五通”；“与废名君书十七通”之下，分列“十七年二通”、“十八年一通”、“十九年二通”、“二十年六通”、“二十一年四通”、“二十二年二通”；“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之下，分列“二十年五通”、“二十一年十七通”、“二十二年三通”。正文中“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与废名君书十七通”和“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各单占一页，每封信均另起一页。
《周作人书信》除书信体散文外，并收录首次发表的私信七十七通，均为闲适自然之流露，体现了周作人当时的兴趣爱好：写字，搜书，集邮，说梦，聚餐，喝酒，赏月，看花，刻印，制笺，等等。
如制笺，“平伯兄：印了这么一种信纸，奉送一匣，乞查收。此像在会稽妙相寺，为南朝少见的石像之一，又曾手拓其铭，故制此以存纪念，并亦略有乡曲之见焉，可一笑。”通过这些，可以看到作者生活的一面，很是有趣。
《周作人书信》由止庵精心校订，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周作人自编集”是周作人生前自己编定或写作的文集，共37种，是作者散文创作中的精华。所以，要了解周作人，了解他的思想，必从周作人自编集入手。
本书为其中的《周作人书信》，主要收录了《济南道中》、《苦雨》、《论女祷》、《代快邮》、《条陈四项》、《国语罗马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