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潜隐在历史深处的桩桩秘闻。一手资料，多维观照，独家披露。

由周吉平编著的这本《特别公民——北京接收特赦战犯实录》记录了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的这一段历史，时间始于1959年12月4日，范围囿于由北京市接收、管理的前三批特赦战犯。

《特别公民——北京接收特赦战犯实录》通过一手档案资料的解读、当事人的走访，摄制出极其珍贵的写真，翔实地记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北京接收、管理包括溥仪、杜聿明在内的三批特赦战犯的情况，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数十名走出高墙、回归社会的特赦人员的普通公民形象，还原和丰富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特别公民——北京接收特赦战犯实录》由周吉平编著。

序章 十二月四日

第一章 新生第一站

 一、旅馆生活

 二、溥仪回京

 三、永生难忘的接见

第二章 感受新社会

 一、盘算新生活

 二、徐冰指示

 三、实证新中国

 四、一个转变的例子

 五、傅作义与特赦战犯

第三章 在红星人民公社

 一、下去之前

 二、周振强回京谈感想

 三、农村生活

 四、一同穿草鞋的朋友

 五、不一样的庆典

 六、王旭东谈话

 七、欢聚颐和园

 八、问题与收获

第四章 溥仪的故事

 一、赤子之心

 二、“皇帝是最没有用的人”

 三、总理关怀

 四、频繁出镜

 五、加人人民行列

 六、溥仪的婚姻

第五章 特赦特务

 一、特赦令

 二、接收前的准备

 三、特赦特务

 四、暂住崇内旅馆

 五、兄弟喜相逢

第六章 共和国公民

 一、薛子正谈话

 二、第一批传经送宝

 三、共和国公民

 四、“这是我光荣的一页”

 五、首次“整风”

 六、慢慢都有希望

 七、总理接见

第七章 对特赦战犯的工作

 一、思想考验

 二、“来源是他，动力是他”

 三、政协对特赦人员的工作

 四、民革中央邀宴

 五、旧账新翻

 六、在京青年家属座谈会

第八章 也到红星去

 一、“我无家可归”

 二、各奔东西

 三、也到红星去

 四、“李以勖还没有特赦我们”

 五、沈醉：在感情的谷底与浪尖

第九章 溥杰家的故事

 一、爱新觉罗家族的“德行”

 二、溥仪的担心

 三、溥杰的“申请”

 四、为了浩的归来

 五、夫妻圆梦

 六、周恩来宴请

 七、嫣生——中日之间

 八、关怀——无微不至

第十章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罗历戎的“我不在乎”

 二、董益三打开“包袱”

 三、许长林比“百科全书”还多一页

 四、再说李以勖

 五、架子大是范汉杰

 六、王子衡：“朱委员长是什么职务？”

 七、“和事老”沈醉

 八、新生的溥杰

 九、皆大欢喜

第十一章 第三批特赦战犯

 一、首要战犯们

 二、“皓首雄心”老孙楚

 三、回老家去

 四、四个特赦战犯的故事

 五、“理论家”兼“书呆子”廖耀湘

 六、“春风得意”杜建时

第十二章 并非结局

 一、文史专员

 二、并非结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二、周振强回京谈感想

刚刚送走4名特赦战犯，周振强就从杭州抵达北京，直接住进了崇内旅馆。

周振强为什么急于回到北京？除了离京之前就有回北京的打算之外，他的一些当时的担心在回家这段时间得到证实。18日，他向殷兆玉详细谈了此次回家的遭遇和感想。

1月23日，他离京南下，25日晚到达杭州。26日一早就持介绍信到浙江省民政厅报到，随后即去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派出所的所长接待了他，在谈话中曾问及今后的打算，周表示准备回北京参加劳动，继续改造自己。所长说：你的公民权还要继续争取呀！这句话给周当头一瓢凉水，心想：特赦后不是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新公民了吗？怎么还要继续争取呢？他同时向派出所提出解决粮票问题，派出所说临时户口没有粮票。他也没好再说别的，很不痛快地回去了。

当时的粮食制度管理很严格，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家里多一口人吃饭，立即就显得生活紧张。所以27日一早，他到民政厅去要求解决粮票问题，却得到比较生硬的答复：“这是粮食制度，不能解决！”他悻悻地回到家里，实在没办法，只好给北京市民政局写信求救。

北京市民政局接到周的求救后，立即与浙江省民政厅联系，请省厅先将粮票付给周。

周振强接到信后，心想：这回总算解决了。可是等他到民政厅，他要找的联系人没在，另一位姓何的同志不客气地说：“那位同志不在，你不必找他，粮票应自己解决。”

“哎，不必麻烦政府了，有天大的困难还是我自己克服吧。”周心里的失望感可想而知。

正当他对粮票问题彻底失望后的第三天，民政厅那位接待他的何同志突然光临周家，亲自交给他20斤粮票，并说了一些几近道歉的话：“中央对特赦战犯很重视，过去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这粮票你先用着，今后有粮票的时候再寄回来归还。”

周振强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也使他明白在地方上和在中央很不一样。

周振强想参观杭州举办的浙江省工业机械交通展览会，请民政厅开介绍信。这回民政厅倒是很痛快。可是等周拿到介绍信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也没有勇气去参观了。原来那介绍信上赫然写道：“兹介绍特赦战犯周振强……”

他联想到前几天妻子和儿子告诉他的消息：他的部下有的已经被镇压，当报纸上公布了他得到特赦的消息后，就有些人议论，对他获得特赦表示不满。

介绍信上写着“特赦战犯”的“头衔”，要是当时有人知道他的罪恶，再认出他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想象。

等到省委统战部领导接见他的时候，周好像见到亲人一样，顺便也把介绍信的事情说了，统战部当即收回省民政厅的介绍信，另外以省委统战部的名义开了一份，介绍他去参观。

周的次子没有考上高中，据孩子的舅舅(系中学教员)说，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我对他这样说有怀疑，经过考问，自己的儿子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认识，他答不上来，证明是他功课不好，而不是因为成分不好未考进高中。”

周在杭州响应号召，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回到家里却得到妻子的一顿抢白：“你是临时户口，干吗参加劳动，以后不要去了！”

“我的爱人常与旧军官家属接近，她这样看待劳动，证明她思想落后。”周对殷兆玉说。

最后，周振强说：“在家曾考虑是否再回北京，考虑的结果还是回来，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各方面条件都好，学习方便，干部和群众的觉悟也高，杭州有的干部处理问题简单。另外，在北京没有顾虑，可以安心劳动。”

应该说，周振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除了他汇报的几点外，恐怕还有一些话外音。尤其是他的家庭，他心里明白儿子没有考上高中，在那个成分即身份的年代里与自己的成分肯定是有关系的。早在民政局征求他回地方还是留北京的时候，他谈到和杭州的家人多年分开，和妻子能不能合得来还不好说。虽然他只是说自己的妻子思想落后，但也证明了他和他的家人有距离。

市民政局即让周在旅馆暂时住着，等杨伯涛回来，再安排去劳动。

周振强这次回家的经历对后来几批特赦战犯的安置工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原来游离于社会之外10余年的特殊人群，一旦进入社会后，神经非常敏感，更何况他们有很沉重的包袱。家庭固然是重要的一面，毕竟多年未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还需要时间来磨合。但他们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人，包括共产党的干部，给他们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不过周振强的遭遇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回地方的特赦战犯都受到当地政府很好的接待，杨伯涛就是一个例子。他到达长沙后湖南省人民政府给予接待，安排宿、食。回到芷江，当地政府还派车带领他参观水利工程。他回了一趟自己出生的地方，和父老乡亲把酒言欢，乡亲们“欢迎我作为一个新人回到家园，也算为邻里乡亲们洗涤了耻辱，争了口气。希望我再加把劲学习改造，以争取更大的进步”。而且他返回北京时，当地政府还出具证明说“该员在认识上表现尚好。”

P45-47

“把罪犯改造成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这一基本目标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对战争罪犯的成功改造正是这一思想应用于实践的有力证明。

对于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罪犯为“新人”；二是将这些“新人”回归社会。

历史地看，新中国对国内各类战争罪犯的改造，包括对日本战犯、日伪满蒙战犯和国民党集团战犯的改造，是可圈可点，值得称道的，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佐证，也有不少著作从各自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翔实的描述。不论从哪个视角来看或者以哪种风格来描述，新中国对战争罪犯的改造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震撼、一个奇迹。记得有人说过：做人的工作是世界上所有工作中最难的，何况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共产党不仅做了，而且做得极其成功，究其原因——拿现在的词说——就是以人为本，也正是溥仪们经常写到的“共产党、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为让这些改造好的“新人”回归社会，人民政府从1956年就开始论证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1959年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特赦一批罪犯的建议》，提出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等实行特赦，“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第二天，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说得更清楚：“是特赦，不是大赦。”两者的区别在于：大赦是既赦刑也赦罪，特赦是只赦刑不赦罪。

特赦，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赦人不赦罪”，这个原则不仅直接关系到被特赦者新的身份的确认，更关系到怎样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自由公民。这一性质确定之后，接收、管理他们的政策以及相关工作也才可以顺序展开。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投人社会而还要进行集中接收、管理后才予以安置？回答也简单，因为他们过去的身份很特殊。这些特赦战犯几乎人人都有过一段风光无限的履历，有君临天下的末代皇帝，有统兵百万的大将军，还有昔日的“党国”要员，有些人是民族的罪人，但还有不少人既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也曾对中华民族有过相当的贡献。无论过去身份如何，最后的结果都证明他们站错了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在经过十数年的关押改造之后，“确实已经改恶从善”，让他们回归社会也是“适宜”的。

本书要记录的正是这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的这一段历史，时间始于1959年12月4日，范围囿于由北京市接收、管理的前三批特赦战犯。

一如上述，本书记述的主要对象比较特殊，而记录的历史年代也很特殊，“反右运动”、“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等等这些特有名词，在半个世纪之后，对于那些“七0后”、“八0后”甚或“九0后”来说，除非特别关注，否则是不易理解的。书中使用了不少已公开或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所用的自然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如有读者看不懂，或者认为不可思议甚而觉得荒唐可笑，那得请你回到那个时代去，因为历史的真实本该如此。  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中国自打《春秋》开始，向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这种“隐恶扬善”的态度，虽有尊敬逝者的意思，却失去了人的真实，把人变成了“傀儡”。本书记述的一些特赦战犯的言和行，有人可能会认为有损于他们一生的荣耀，但那确是过去时代有血有肉的人，而非吃冷饭的偶像。

事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过去的人和事还原得分毫不差，即使是影音技术发达的今天。所以，本书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贴近历史”，而和真实历史的差距也应在所难免，、尤其是记录在案的文字材料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我们虽然作了一些甄别，并对材料来源进行必要的注释，但也不能作权威性的保证。

作者

二0一0年十月

和只争朝夕相较，这本书拖延的时间实在太漫长了。

还是在1998年，当殷兆玉先生专程嘱托我来整理这段他经历过的接收、管理特赦战犯的历史材料时，我可爱的女儿尚在娘胎，那时还雄心勃勃地希望可以把这本书作为她出生的纪念呢。时至今日，小女已经可以言辞咄咄地嘲笑她父亲办事效率之低下了！

惭愧之余，不免要感慨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在过去的十年中，因为本书，笔者一直牵肠挂肚兼惴惴不安，唯恐糟蹋了那些珍贵的史料，辜负了兆玉先生的嘱托。

那么，是不是“十年一剑”呢？

“十年”倒是真的，“一剑”却绝然不是！

材料是否完全真实？言辞是否公允得当？读者是否欣然接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大概笔者会一直为之提心吊胆。因为，对于历史的叙述者，总是希望可以完整地占有材料，而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做到，这也许就是历史家的宿命吧。

首先要感谢一直关注并期待多年的殷兆玉先生，他对后辈的期许、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值得我铭记一生。

要感谢王元元、李鑫、刘宏吉等诸位先生，在本书的资料搜集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很多辛苦的劳动。

要感谢我的师友孙俊亭先生，他在编辑过程中纠正了本书很多错误，并为作者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的同事刘焱先生对全书进行了校读，特此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数幅历史照片不知作者，因记录了历史，考虑再三还是不忍割爱，谨向这些作者致意。如看到请与我们联系即付稿酬。

本书记录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段内的一群人和他们一生中的一部分，相信还会有未知的很多史料和研究家来还原和丰富他们的历史生命，这是笔者殷切期待的，也许只有到那时，笔者才会释然吧。

 “朝闻道，夕死可矣。”

作 者

二O—O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