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往事》内容系统全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党史口述资料征集方面的重要成果，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党史口述资料的“百科全书”。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6册文化卷)》(作者刘一丁)是其中一册，记述的重要文化事件有：中共早期报刊、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创办抗大、延安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延安《解放日报》、南方局文委——文化组、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新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初创时期的中国科学院、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形成、杨献珍的哲学“罪案”、“三家村”始末、“文革”前夕的文艺风波、《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毛泽东与《光明日报》、“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为王实味平反、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半月谈》初创的十三年、“何梁何利基金”的设立、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等。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6册文化卷)》通过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风雨历程，从不同侧面揭示党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提供了加强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的新资料、新视角。编撰者权威，口述者角色重要，内容系统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和价值。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6册文化卷)》(作者刘一丁)记述的重要文化事件有：中共早期报刊、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创办抗大、延安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延安《解放日报》、南方局文委——文化组、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新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初创时期的中国科学院、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形成、杨献珍的哲学“罪案”、“三家村”始末、“文革”前夕的文艺风波、《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毛泽东与《光明日报》、“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为王实味平反、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半月谈》初创的十三年、“何梁何利基金”的设立、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等。

郑超麟

回忆党的早期报刊

曾三

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莫文骅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陈模

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党校

李维汉

回忆陕北公学

胡琦何华生许明修

延安创办自然科学院的经过

田方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严寄洲

回忆抗战岁月

阳翰笙

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周巍峙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

张颖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胡邦定

从昆明到北平——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纪行

童小鹏

回忆在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

骆亦粟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涂通今

20世纪50年代初赴苏学医

张稼夫

初创时期的中国科学院

刘文韶

采写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经过

艾恒武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李筠

我和“三家村”始末

张道一

彭真在“文革”前夕的文艺风波中

刘志坚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穆欣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张承先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方玄初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王立诚

周恩来、邓小平与北京农大的回迁

宋金寿

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

单天伦

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闵凡路

《半月谈》初创的十三年

徐志坚

“何梁何利基金”的设立

汪文庆陈小丽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任新民访谈录

后记

这期间，我也参与编辑过《新青年》季刊，有时文章不够，我翻译些，或写一些凑齐它。《新青年》在“五四”前后是陈独秀编的，有一个时期是6个人轮流编辑。1923年，决定继续出版《新青年》，由瞿秋白负责，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第一、二期出版后，由上海寄到国外，当时在苏联的彭述之看到后表示不满。他说，我们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办得不太像样，与国内一般文学刊物差不多，不像党的理论刊物。他对刊物封面尤其不满，说这简直是国际济难会的宣传品。他想回国来编辑这个季刊。回国前，彭述之曾要旅莫支部同志给《新青年》写文章，寄回国来，第三期大部分稿子是在莫斯科的人写文章寄回来的。我以前回忆过，说第三期是在莫斯科编好的，这是不确切的。第三期是瞿秋白去了广州，由陈独秀编辑的。第四期是彭述之主编的。第五期为列宁专号，也是彭述之编的。彭述之编了这个专号以后，就得了伤寒病，1925年3月住院治疗，五卅运动后，直到中秋节前几天才从医院出来。五卅运动，彭述之不在斗争岗位上。蔡和森在五卅运动的开头几天在，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随后去北京养病，所以在中央是由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领导了五卅运动，具体讲是陈独秀通过瞿秋白领导宣传工作，通过张国焘、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通过cY(青年团)恽代英、贺昌、任弼时领导上海学生运动。如果五卅运动中出版了《新青年》，那么，就是我编的。

我们编《新青年》季刊、《向导》周刊的根据是《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办的刊物，全是文章，并没有新闻，英、法、德文版都有，没有俄文版，每周出版一期。《国际通讯》寄到上海俄国领事馆，我定期到该领事馆领取，《向导》、《新青年》上的翻译的文章大部分是从这上面译过来的。

给《向导》写文章的主要是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包括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5人(党的四大以后，中央设主席团，相当于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瞿秋白不需要催，每周都把他们应写的文章按时主动交给我，我则把他们的文章直接编人《向导》。当时这些人写文章没有修改的问题，因为那时中央意见一致，没有什么争论。我负责编辑下面送上来的报告。此外，我还翻译一些东西发表。读者来信，大多数是我以记者名义回答的。我在《向导》写的长文章，记得起来的，有五卅运动事实记载两篇，关于1925年英国工人大罢工的文章。其他我只写一些短文，避免写政策性的理论性的文章。

《向导》也出版过丛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没有在《向导》上发表过，以《向导》丛书的名义出版；一类是《向导》上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合集出版。前者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为例，是由我翻译的，而《国民革命论文集》则属于后一种。《国民革命论文集》分上、下两册，是彭述之生病住院时，把《向导》、《前锋》、《新青年》季刊上有关文章辑录后，交给我，由我编辑出来，送印刷厂印刷发行。《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是陈独秀编的；在广州卖时，陈公博说其中没有一大文件并不是如编者所说找不到了，而是那个文件当时表示拥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广州党委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向导》把这个问题作为读者来信在刊物上登出，然后由记者解答，这个记者答复是陈独秀写的。

当时，由于我们党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向导》、《新青年》是在普通营业的明星印刷厂印刷的。这个印刷厂的老板是徐梅坤的师兄弟，由徐梅坤负责联系。我和张伯简(此人在五卅运动后不久在广州病故)经常跑印刷厂。我主要是搞校对。一般是将校样拿回校对，二校有时在印刷厂。张伯简主要搞算账之类的事，和印刷厂清算账目，这些我都不清楚。发行交上海书店，那里的负责人是徐白民。1925底，中央成立秘密发行所，毛泽民为负责人。这个秘密发行所由中央宣传部领导，但部长不管，实际上我在那里领导。经济账目上的事，毛泽民直接向中央秘书处报账。上海书店受秘密发行所领导，亦即毛泽民领导。毛泽民还负责向外埠输送《向导》等党的报刊。上海市内，刊物则由上海书店发行。当时北洋军阀统治腐败，党的报刊发行工作主要是防国民党右派告密。徐白民曾在报上发表启事，声明上海书店不是共产党办的，就是防止敌人破坏。

党的地方刊物，中央宣传部没有管，五卅运动以后，我一个人在那里应付宣传部的工作，无力管地方刊物。后来，因为我们大家没经验，于是在中宣部下面设立了中央情报局，由沈雁冰主持(只成立了几个月)，搜集、分析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这与新闻出版有关，但我已想不起来工作做得如何。另外，还派两个干部帮助我工作，一个是上海大学学生黄文容(后改叫黄介然)，一个是羊牧之。

我负责编辑《向导》是在1925年6月到1927年4月初这一段时间。1927年2月底，《向导》随党中央迁到武汉，这时我仍留在上海，4月底才去武汉。《向导》至5月1日才在武汉出版，我没有参加编辑和出版工作。这样，我编辑的最后一期《向导》是在上海排好，4月5日在武汉印的。

武汉时期，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已散掉了。以前我编《向导》时，党内意见是一致的，后来到1926年5至6月，中央内部发生分歧，蔡和森当时在苏联，国内的几个人对一些根本问题意见不同，主要表现在北伐问题上。《向导》发表文章反对北伐。以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张国焘也持不同意见。瞿、张向下面散布，说陈独秀的中央执行机会主义政策，机会主义政策的巢穴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和我也成了机会主义。我和彭述之都是拥护陈独秀的，彭和陈站在一起，我也同意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后来瞿秋白有个文集(有别于解放区出版的这套)，是瞿秋白自己编的，剪贴编辑好，准备付印的，其中有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篇末有注，说这篇文章交给《向导》，《向导》编者拒绝发稿。这本文集新中国成立前由我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来要，才交给她。有几篇还未发表，其中有一篇是写拥护北伐的文章。我回忆不出有拒绝刊登瞿秋白这篇拥护北伐文章的事。可能有此事，那是因为瞿文拥护北伐，陈文反对北伐，已发表陈文，就不应当发表瞿文了；也可能瞿文不是直接交给我，而是交给秘书处，陈独秀看后扣留下来。这件事证明，在瞿秋白眼中，我是站在陈、彭方面的。

中央迁到武汉后，我是中央宣传部最后一个离开上海的人，是武汉中央来电报催着去的。他们将沈雁冰调到汉口《民国日报》当总编，将黄文容调去做陈独秀的秘书，羊牧之也调到其他机关去，实际上将中央宣传部解散了。

我到武汉后，《向导》的事不让我管了，这样，我在汉口没有事做，等待不久后召开五大。五大后，把我调出中央，安排到湖北当宣传部长。

《向导》在汉口出了8期，不是按期出的，五一节开始恢复出版，7月13号停刊。这时《向导》由谁编，以前我不清楚，最近看到羊牧之的文章《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才知谱羊牧之调去帮助瞿秋白工作．住在瞿秋白家里帮助编辑《向导》。P2-4

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资料征集办公室对过去征集、整理、出版的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进行系统梳理，并根据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成果，编辑了《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系列丛书，以期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更多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生动鲜活、可读性较强的党史读本。

对领导干部、老同志口述历史及回忆录进行征集、整理和编辑出版，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党历来对此十分重视。1980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具体负责口述历史、回忆录和其他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2001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并首次把党史工作概括为党史征编、研究、教育和宣传四个方面。按照这个精神，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把征集老同志的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作为一项主要工作。近十年来，征集办所征集并发表的老同志口述历史和回忆录已逾千万字。这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是对党的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由于这些资料在发表时曾经过认真地考订和印证，因而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这套丛书在策划、选稿、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的高度重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副主任曲青山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并担任丛书主编。宣传教育局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承担了丛书的选稿、编辑等具体工作。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由于这套丛书规模较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丛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难免存在不足，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