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是20世纪法国举足轻重的作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她的小说《达官贵人》曾获得法国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奖，而其作品《第二性》更是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被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当作经典来引证。但在当今中国，许多人对于波伏娃的第一印象仍然是“萨特的伴侣”。

那么，波伏娃是否仅仅只是萨特“背后”的女人呢？波伏娃到底是“斗士”还是“淫妇”？她的作品究竟是“《圣经》”还是“下三滥”？她和萨特的“契约爱情”是否可以模仿？相信这本传记能给您一把钥匙，揭开这些谜团。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86年4月14日逝世。二十多年之后，虽然她的作品和她的个人生活始终备受争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20世纪法国作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她的显赫声名，缘于作为一位文学家和一名存在主义学者在文学界与思想界所拥有的卓著成就，而且，她又是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

本书是一部全面的波伏娃传记作品，记录了波伏娃一生生活、感情、思想、创作等方面的种种历程，再现了她叛逆和传奇的一生。她和萨特“奇特的爱情”也是故事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二人的关系中，不断地有他或她的情人加入进来，在充满嫉妒、怨恨、厌倦的混乱状态中凸显了波伏娃-萨特组合的实质——思想高于爱情，对这些事情的讲述也揭示了波伏娃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多情、细腻、敏感、脆弱的一面。

这部作品也是波伏娃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资料分别来自传主的作品、与传主的访谈对话录，尤其是晚近发现的多达一千六百多页的与美国情人艾格林的通信。“在涉及具体的事实时，激动不是理由。”波伏娃对作者作如是说。由此，就内容的真实性和材料的新鲜感而言，本书有独特的优势，生动细微，真实可信。

前言

伊瑟的行为

第一章 孩童和他人

　凡尔登银行家的破产

　贝特朗·德·波伏娃家

　丑闻

　舞台的檐幕

　蒙帕纳斯的葡萄树

　1914—1918

　炼金者的梦想

第二章 雷恩街七十一号

　“最凄凉的日子”

　在梅里尼亚克的日子

　伊丽莎白·L.

　“父亲抛弃了我”

　1925

　“绝不虚度光阴”

　雅克·尚皮涅尔和超现实主义

第三章 友谊的时期

　右翼大学生

　左翼大学生

　受骗者的夜晚

　酒吧

　危险的生活

　靳特发

　海狸

　爱情与死亡

第四章 让-保罗·萨特

　让-保罗·萨特

　萨特家和施威泽尔家

　卡鲁塞尔誓言

　另一个西蒙娜

　一个我们并不是两个你

第五章 教师们

　哲学教师

　鲁昂

　“西纳拉，我用自己的方式忠诚于你”

　查理·迪兰

　安德烈·马尔罗的一次艳遇

　俄国小姑娘

　勒阿弗尔的小结

　小绵羊饭店

　迷乱的心灵

　1936年的巴黎

第六章 偶然爱情

　论爱情

　美好的生活

　恐怖降临

　波兰小姑娘

　“文学上的真实性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第七章 战争

　世界末日到来之初

　永恒的时间

　奇怪战争

　1940

　《他人的血》

　聚会　

　维奥莱特·勒迪克

第八章 存在主义

　“我们必须开辟未来的道路”

　达尼埃尔·塞克雷坦

　文学与形而上学

　存在主义的进攻

　“人们将称之为：存在主义的时代”

　第九章 美国情人

　美国！美国！

　尼尔森·艾格林

　“我亲爱的高卢姑娘”

　情书

第十章 光荣的道路

　“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的”

　《达官贵人》

　“我已经过了恋爱的季节了吗”

　龚古尔奖

第十一章 行动的时代

　中国之行

　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世界进程

　“示威运动”

　碧姬·芭泽和洛丽塔情结

　“我的朋友们都变成什么样了”

　古巴

　“还我恋爱的时光”

　巴西之行

　不可被控告的被告人

　苏联

　《安详之死》

　爱情是什么

　人权

　“我再也不会去莫斯科”

　日本

　埃及

　以色列

第十二章 坚固的堡垒

　罗素法庭

　《疲惫的女人》

　1968年5月

　“把老年人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新闻自由

　关于女人

第十三章 词语的力量

　《归根结底》

　西尔维

　“前所未有的介入”

　告别的仪式

　《寄言海狸：给西蒙娜·德·波伏娃及几个好友的信》

后记

参考书目资料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凡尔登银行家的破产

西蒙娜·露西·埃内斯蒂娜·玛丽·贝特朗·德·波伏娃于1908年1月9日出生在蒙帕纳斯大街一○三号的一栋小楼内。这栋楼位于拉斯佩尔大街街角。两年后，这栋楼的底层开了间简陋的名叫罗通德的咖啡馆。瓦万十字路口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周围分布着当时蒙帕纳斯最有名的咖啡厅：帕纳斯、多姆、罗通德和巴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和当时尚未成名的莫迪利亚尼、藤田嗣治、基斯林、扎德金、毕加索等人一起度过的，当时这个十字路口还是个大型工地。从1905年起，人们开始疏通隔开这两条大道的最后那一百米。但是直到1913年，普安卡雷总统才为这两条大街的连通举行了通车典礼。他乘坐四轮敞篷马车，马鬣随风飞舞，共和国的警卫们簇拥着他来到这里。在发表演说时，他也没有忘记提到工程进展过于缓慢。这里，双轮运货马车、蒸汽有轨电车及拆毁建筑物的噪音永不停息。白天，有泥瓦工的叫喊声；晚上，帕纳斯咖啡馆和罗通德咖啡馆内欢快的喧闹声会一直传到她的房间里去。波伏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她来到世上时，她的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悲剧，这场悲剧影响了她的童年乃至整个一生。她的身为凡尔登银行家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瑟尔遭司法审判宣布破产。他拥有的一切都随着破产而灰飞烟灭。名誉遭毁后，这个将近五十岁的男人还将被送进监狱。破产在当时可是件大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犯罪行为，是会让整个家族蒙羞的事情。这个被社会抛弃的破产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绝望到差点自杀。

布拉瑟尔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最终没有选择自杀。他身体强壮，想象力丰富，对自己的命运满怀信心。他原籍比利时，1878年到凡尔登定居下来，当时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刚颁布了一部宪法。他很快就以杰出金融家的身份在社会上赢得了名望。他先创立了一家叫古斯塔夫·布拉瑟尔公司的两合公司，后来这家公司发展成为默兹银行。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

19世纪是金融家的世纪。和那些金融巨头一样，布拉瑟尔也志向远大，他开了一些分行。他工作积极，思想前卫，在报纸上作广告。默兹银行拥有两百万法郎——金法郎——的资金，它让公众了解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业务：开活期账户和支票账户、接受委托买卖法国和外国金融证券、证券担保贷款、法国及外国息票的支付、有息存款等。这种利率在当时非常诱人：活期为1％；三个月为2.5％；六个月为3.5％；一年为4％。

金钱滚滚而来，布拉瑟尔成了当地最大的银行家之一。他有令人信服的天赋，总能给人带来快乐。在他看来，他的生活排场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告形式。凡尔登的报纸多次报道他招待股东们的盛大晚宴和他邀请凡尔登的大资产者及同他一起打猎的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参加的舞会。选举期间，他组织一些招待会和舞会，让他的朋友们在他的沙龙里进行秘密的选举活动，并借此笼络人心。

布拉瑟尔曾经在耶稣会学校求学。他娶了一位继承了很多遗产的姑娘。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弗朗索瓦丝是个褐色皮肤浅褐色眼睛的姑娘，她就是波伏娃的母亲。儿子名叫于贝尔，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表示对他父亲作为守护圣人狩猎之神的敬意。小女儿莉莉是个有着金黄色头发玫瑰肤色的姑娘。布拉瑟尔夫人热切地爱着她的丈夫，但她的身上缺少母性，对孩子们只有一种理性的温柔。在凡尔登，他们住在位于花园中央的一栋高大住宅里。夏天，他们去海滩度假，冬天有时会去巴黎小住。于贝尔在一所耶稣会学校寄宿，弗朗索瓦丝和莉莉在瓦索修道院走读。这个修道院十分有名，贵族和大资产者往往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里接受教育。1895年，在这里寄宿要花费一千法郎，在此执教的是圣母会中那些来自上流社会的修女。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在她一生中经常回忆起她在瓦索修道院那几年的幸福时光。她所在的班上只有六个学生——四个穿黑色衣服的寄宿生和两个穿白色衣服的走读生。她是个好学生，她喜欢老师们关注自己。她感情格外丰富，因此母亲的冷漠和父亲对小她五岁的妹妹的明显偏爱让她痛苦。后来她把自己童年缺少的爱转移到了她的两个女儿身上，尤其是相貌和她极为相似的西蒙娜。

布拉瑟尔积极接受当时的新鲜事物。他是个优秀的网球手。他经常从事的这项运动当时还只是前卫的精英阶层的“专享”。他也是个优秀的猎人，常背着一把惹人羡慕的三响步枪和当地贵族一起去洛林的森林里打猎。他喜欢户外生活，常带着孩子们骑着自行车穿越阿登森林。在1900年以前，很少有人会像他们这样出门。他们的自行车服令人惊奇，尤其是女孩子们，她们穿着宽大的灯笼短裤，戴着挂有披巾的扁平狭边草帽，披巾随风飘动。幽默作家们在所有的报纸上挖苦他们：“那些骑着自行车朝我们驶来的年轻男孩是谁？他们骑了过去……竟然是些年轻的姑娘！”

我们可以想象后面跟着两个女儿的布拉瑟尔在洛林的村庄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长女弗朗索瓦丝梦想成为一名探险家，但这在当时有些不切实际，她应该结婚。她父亲自认为有条件和一个家境最好的家庭联姻，因为弗朗索瓦丝外貌出众，精通音乐而且声音甜美，她还有笔丰厚的嫁妆，足以吸引一名家境殷实的名门子弟。就在父亲想着将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她却爱上了表兄查理·尚皮涅尔。尚皮涅尔拥有蒙帕纳斯大街上一间彩绘玻璃工厂的继承权。正在她筹划订婚仪式的时候，默兹银行遭受了厄运。

1906年是银行家布拉瑟尔的生活转折点。那一年，几件金融业务办得非常糟糕；布拉瑟尔第一次嗅觉失灵。他的至交没能再次当选，银行家失去了政坛要人的支持。他开始了一些冒险行动，如果行动成功，将会扭转局势，但是他没有这么幸运。这一系列的倒霉事直接导致表兄对这门婚事置之不理，他娶了弗朗索瓦丝的表妹为妻。加上还有些金钱方面的纠葛，布拉瑟尔余生都对侄子怀着难以根除的恨意。后来命运弄人，十六岁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爱上了查理的儿子雅克，她的外祖父大声嚷嚷：“只要我还活着，我的外孙女绝不嫁给尚皮涅尔家的人！”

在向她女儿求婚的人当中，布拉瑟尔看中了一个巴黎银行家的堂兄弟，并对他优待有加。此人受一名政治人物的保护，而且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乔治·贝特朗·德·波伏娃。

……

P4-7

1983年，我们在俄亥俄州研究19世纪在美洲定居的法国空想主义者时，有幸偶然发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47到1964年间写给她的美国情人尼尔森·艾格林的信。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刚得到这些信件，同时还得到了这位已于1981年去世的作家(指艾格林)的手稿、其他信件和一些私人文件。一看到这些，我们就对其中强烈的感情感到惊讶，它改变了波伏娃给大众留下的干巴巴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们一到巴黎就立刻告诉波伏娃我们的这一发现。得知艾格林没有毁掉她的信时，她惊讶万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因为她对爱情有主次之分而愤愤不平，其中有些信就留有他狂怒的痕迹：他把这些信揉碎了又抚平，再细心地黏合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在接受采访时还因波伏娃而大发雷霆，他指责她把他们的爱情变成了一次国际性的文学艳遇。“情书始终应该是私人的东西，”他说，“我逛过世界各地的窑子，就连那些妓女都是永远要关着房门的……但是这个女人却将门户大开，还邀请公众和媒体进去。”因此，他对记者说，他已经决定拍卖他保存于一个饼干盒内的波伏娃的信件。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得知她的信一直都还在，波伏娃非常激动，她要求我们给她复印一份。

亲爱的克洛德·弗朗西斯及弗朗德·贡蒂埃，

我委托你们把我写给尼尔森的信做个副本给我。

谢谢！

你们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娃

回到美国后，我们费尽周折从图书馆馆长手中得到了这1682页信件以及一个小记事本的完整复印件。我们把这些复印件放在一堆纸板包裹好的文件夹中，运回舒勒榭尔大街十一号乙。西蒙娜·德·波伏娃马上表示自己想出版这些信件，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封相同的信。

我委托你们校正我写给尼尔森·艾格林的那1682页存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未发表作品处的手稿，并为校勘本准备材料。

在你们完成研究和制作副本的工作后，我将和你们一起阅读信件和注解，查漏补缺。这些信写于1947到1964年间，里面有些段落除了我别人很难辨读。

我很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安排出一年的时间，以便我们经常碰面和沟通。

期待这一切都能如愿以偿。

你们真诚的朋友西·德·波伏娃

她对我们说，她打算将当时她收藏的保存在地下室的艾格林给她的回信一起出版。她一提到他就激动万分。她给我们看他送给她的戒指。这个宽大的雕镂银戒她从来都不曾摘下过。直到1986年4月14日去世，她的手指上仍然戴着这枚戒指，并把它带进了坟墓。

为了这次出版，她要我们和艾格林的权利继承人取得联系。当时，艾格林的老朋友坎迪德·多纳迪奥是他的代理人，负责处理他的文学遗产。我们在纽约和她取得了联系，她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一次接待我们是在1976年，当时我们正在和她一起编写关于她生平的作品《西蒙娜·德·波伏娃作品集》。在那四年中，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经常去舒勒榭尔街十一号乙。我们去的时候常带着录音机、记事本和一大束鲜花，看到这些花她总是想起密西西比的橙色卷丹。她自己打开工作间被厚重的挂毯遮掩着的门，背靠在长沙发的靠垫上，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开始工作。我们把问题列了个清单，她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经常会作一些更正，并检查正确的内容是否已被记录下来。我们现在仍然保存着这长约六十小时的谈话录音。

两个小时后她说：“差不多了。”她起身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三个酒杯。她的声音在这时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非常热情，有点粗声粗气，异常简洁干练的语调也缓和了下来，精致地道的法语中夹杂着几句术语和略显粗俗的词语，多了几分趣味。她放任自己尖锐的思想、刻薄的幽默感，还有感情外露的真性情。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但我们之间始终都只是工作关系，我们从来没能进入她的密友圈。

轮到她向我们提问了。你们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这本书？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为什么我们不买了她那栋楼里待售的单间套房而选择每年都住在酒店里？我们谈了很多有关普鲁斯特的话题，“你们应该去卡堡。”她说。这种变化给人非常奇妙的感觉。我们不再为萨特说过她有双重性格感到惊奇：她既是迷人的海狸，又是一位德·波伏娃小姐。一方面她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她又精力充沛，追求肉体享受，尽情品味生活的乐趣。

研究她的生平和作品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大工程，因此也拖延了我们其他一些作品的出版。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收集了一些她在国外发表过的和一部分没有出版过的作品，《精神至上》是其中的代表作。重新读过这些校样之后，波伏娃决定把它单独出版。在前言中她写道：“有两个法裔美国大学生--克洛德·弗朗西斯及弗朗德·贡蒂埃--将出版《西蒙娜·德·波伏娃作品集》，她们将在这部作品中集中收录我尚未出版的随笔、论文和另外一些文稿--至少在法国尚未出版过。《精神至上》本来应该收录其中，但是它篇幅太大，如果放进去一起出版会破坏整个文集的平衡感。”1979年，她用“当精神占据上风”这个标题出版了这篇随笔。

1977年，在像往常一样边喝威士忌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人隐隐提到莉莉安娜·希杰尔刚刚出版的萨特的影集。离开工作室的时候，她把工作室墙上的照片取了下来，让我们挑选一些放进公文包里。随着讲述她的故事的影集逐渐成形，1978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世界进程》出版了。

从《西蒙娜·德·波伏娃作品集》还衍生出第三个计划：将那些尚未发表的关于妇女问题的的文章集合成册。西蒙娜·德·波伏娃对这个计划热情高涨。一天，她稍显鲁莽地作出决定：“它将被命名为《第二性·附言》。”

她亲自把手稿交给了罗贝尔·伽利玛。

亲爱的克洛德·弗朗西斯，

书已经送到了伽利玛那里，可能将于5月出版。这会是本大部头，我把它缩减后重新编排过，它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想念您和弗朗德·贡蒂埃。

西·德·波伏娃

波伏娃修正过校样，并宣布书的发行时间定于1978年11月，此后她突然转变态度，中断了《第二性·附言》的出版工作。我们一直都不明白是什么风让她改变了航向。我们和罗贝尔·伽利玛面谈过，但仍然没有解开我们的疑惑，他只能对我们表达他自己的惊讶。

但是波伏娃并没有放弃，她一直把这个计划放在心上。1980年，在一次关于《妇女研究》对于美国大学重要性的谈话中，波伏娃再次提到了《第二性·附言》。她在给罗贝尔·伽利玛的信中说，有一部比《附言》更简洁的文选非常适合他，她正委托我们筹备，并将亲自主持出版工作，而且愿意与我们分享版税。波伏娃把这封信的复印件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当时正忙着写作《普鲁斯特和他的亲友们》并校勘后来于1982年发表的普鲁斯特的《诗歌》，抽不出空来。

1985年，她再次提到最初关于《附言》的计划，并给我们俩写了两封同样的信。

我同意你们收集我的随笔、前言、相关文章、我在法国或国外接受的采访、录制的电视节目、若泽·达扬导演的自传性电影以及从我和你们的谈话中选择一些片段来分主题展示我关于妇女地位的作品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可能成为《第二性》的附言，它会展现我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变化历程。

你们真诚的朋友西·德·波伏娃

巴黎，1985年6月9日

这个计划和她将于10月出版的传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两年前在发现她写给艾格林的信件后，她曾经授权我们创作她的传记。但是，由于1980年她已经把传记的创作正式授权给了一个美国教授，她要求我们按照美国的习惯在我们创作的传记中注明“未获授权”。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因为她的要求似乎给了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让我们可以自主地从她这种既复杂又模糊，还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形象中梳理出真实的不同层面的她。

我们再次提着录音机来到舒勒榭尔街。工作室内没有任何变化，贾科梅蒂的灯总是照着她的长沙发，萨特的手部模型一直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在通往长廊的螺旋楼梯旁的角落里，有一个被用作挂衣架的木梯。只是规矩稍有变化，我们会更早地开始中途的休息，波伏娃不再从长沙发上起身，她开始让我们去开冰箱。电话铃会准时响起宣告谈话结束，我们很了解这些规矩。一听到铃响，我们便开始收拾东西，在她跟我们确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后，我们就会离开。

在传记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常有不同版本的答案，这让我们难以取舍，不知所措。例如，一天她说她父亲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和一部戏剧，她还读过他的这些作品；过几天她又说，他从来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让她看我们的手稿，她一章一章地把手稿还给我们，并对我们用录音机作的记录作一些评论，这有时让我们非常困惑。在有一段中我们引用了《安详之死》中她对她父母关系的描述：“耳光、抱怨、吵架，不仅在家人面前，而且在有客来访时也照样如此。”波伏娃怒气冲冲地问我们：“你们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们给她看她自己写的句子，“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她说。这让我们吃惊不小。我们还提到了她父亲的办公桌上有张他情妇的照片。波伏娃指着这一段问我们：“你们怎么会这样想？这简直就像是在写小说。我给我妹妹打过电话，她没有丝毫类似的记忆，我也没有。”我们让她看《安详之死》的第五十二页。波伏娃惊呼：“这真让人惊讶！我竟然会这样写！这和我，还有我妹妹的记忆都大相径庭。(沉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这样写。我二十岁时确实见过这个女人，当时她的美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她真是光彩照人。”过了一会儿，波伏娃又说：“对你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只需把这些删除就可以了，对我来说这可是个问题(沉默)……写作时犯错误的问题(长长的沉默)……这可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啊！”她较真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她的脸上我们可以觉察到她内心的矛盾。我们中的一个壮着胆子说：“应该是您在写《安详之死》的时候过于激动的缘故。”波伏娃回答道：“在涉及具体的事实时，激动不是理由。”

这些年来她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写过自己曾非常嫉妒让萨特着迷的西蒙娜·若利韦，但是后来她又对我们说：“我从来都没有嫉妒过若利韦，她不过是个二流演员。”

“但这是您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

“我的回忆录又不是《圣经》。”

这在她《致萨特的信》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对我们而言，删除并非像波伏娃所说的那么简单。例如我们曾认为--并且一直认为--她的银行家外祖父的欺诈破产(检察署列举了他滥用信任的一百三十二项罪行)以及他搬到蒙帕纳斯火车站后面的贫困区之后紧接着遭遇的十五个月的监禁、她的母亲感受到的屈辱，都在她性格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波伏娃却坚持认为这和她的成长并没有因果联系。她一直到逝世都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不承认有同性恋经历，但是这些在已经出版的《致萨特的信》里披露过了。

她不太喜欢谈论政治和女权主义，“请看我的回忆录。”她对我们说。但是说起她自己、萨特及萨特的女友们她就滔滔不绝了。奥尔加是和她有五十年交情的好友，也因为《寄言海狸》的出版不再和波伏娃说话，而且她至死都没有原谅波伏娃在其中泄露了真相。波伏娃因此非常痛苦，“但别把这些写进你们的书里”。但是，她告知了我们扎扎死亡的真实原因并对我们说：“把这些写进你们的书里。”很明显，她想掌握主导权。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自身形象就是模糊不清的，她是一个靠个人智慧、毅力和辛勤工作才取得成功的女人。

事实上，在我们眼里，真实的人就是能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真相并尽力坚持的人。至于传记，应该保持客观性，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情感左右或是被某一部只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却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作品影响；它应该照亮阴暗的角落，展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身上的矛盾，并将主角放到他的环境和他的时代之中去。

清水，1997年6月

波伏娃是20世纪法国举足轻重的作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她的小说《达官贵人》曾获得法国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奖，而其作品《第二性》更是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被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当作经典来引证。但在当今中国，许多人对于波伏娃的第一印象仍然是“萨特的伴侣”。

那么，波伏娃是否仅仅只是萨特“背后”的女人呢？事实上，萨特有关存在主义的大部分哲学理论著作无一不是经波伏娃悉心整理后发表的；另一方面，波伏娃通过自己文学作品中各种鲜明的艺术形象诠释了存在主义思想。和萨特相比，她对西方思想和习俗的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她反对资产阶级伦理，反对战争、核武器、酷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她倡导新闻自由，关注老年问题，号召妇女解放，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她的作品多次被教廷列入禁书书单，却又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多个国家长期占据畅销书榜单。

本书作者克洛德·弗朗西斯和弗朗德·贡蒂埃都是研究波伏娃的专家，和波伏娃有过多次面对面的访谈，她们搜集的资料十分全面。作者将波伏娃人生各个时期的经历、心理状态与时代脉动紧密相连，波伏娃饱满的个人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发现了波伏娃于1947到1964年间写给她的美国情人尼尔森·艾格林的信件，这也确保了本书的真实性。

作者成功地将波伏娃从萨特的“背后”拉到了读者眼前。然而，这本书讲的也并不仅仅是波伏娃一个人的故事，波伏娃十九岁之后的生活始终是和萨特密不可分的，本书记载了波伏娃和萨特共同的人生，还有波伏娃生命中的“偶然爱情”和生活圈子里的朋友，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把波伏娃的一生画卷一般逐渐展示在读者眼前。但是本书并非只讲述了波伏娃一生各项事件的“记叙文”，作者还把她的作品和思想观念有机融入其中，对波伏娃各个时期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等都有详细的描写。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完美地“将主角放到了她的环境和她的时代中”，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波伏娃的思想和行为。

波伏娃到底是“斗士”还是“淫妇”？她的作品究竟是“《圣经》”还是“下三滥”？她和萨特的“契约爱情”是否可以模仿？相信这本传记能给您一把钥匙，揭开这些谜团。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传记类作品一般要比文学作品简单，但是波伏娃的人生始终是和存在主义密不可分的，本书除了叙事之外，涉及了较多的哲学术语，这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对译者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译者始终坚持在准确传达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努力摈除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尽量用简洁优美的文字将译作呈献给读者。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本书终于可以出版了。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我的信任，能将这本四百多页的大部头交给我；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又新教授的引荐，如果没有他对后辈的关心和提携，我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无法按时交稿！

限于水平，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唐恬恬

200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