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建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立国两个时代，中国进入了崭新的第三时代。以科学发展和和谐富国为纲领的第三时代，既是对前两个时代的继承，又是对改革过程出现一系列问题的纠正和改良。新的时代，中国改革发展面临十大陷阱和挑战：模式转化，能否真正跨越改革传统？利益多元，能否形成新的凝聚力？上下博弈，能否找到制度性利益平衡关系？等等。能否跳出十大陷阱，中国需要新的智慧，需要新的思维，需要新的改革方略。

本书为你传递第三视野中的“胡温新政”，破解中国改革发展十大陷阱，揭示高层内幕，诠释政策背景。

该书总结了新中国辉煌60年三大新政成果，反思了历次改革积累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出现的难题和挑战；书中认为中国已经开启了第二次改革，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未来三十年征程的系列改革着力点。

序

导言 三大战略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由来

 一、革命立国战略

 二、改革建国战略

 三、和谐富国战略

第一章 自上而下的时代转折

 一、探索回归宪法之路

 二、改革进入拐点遭拷问

 三、中国“新发展观”初露端倪

第二章 中国往哪里去

 一、人均千美元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沉重的“新三座大山”

 三、非公企业的尴尬

 四、胡锦涛为改革争论划句号

第三章 和谐社会的目标确定

 一、省部级培训班拉开和谐社会序幕

 二、和平、和解最终为和谐

 三、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

第四章 全面反腐巩固执政地位

 一、新时代党的建设重点转移

 二、反腐重塑共产党形象

 三、和谐社会从反腐开始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加强“舆论监督”开始

第五章 中国发展理论的新框架

 一、“革命党”须向“执政党”转变

 二、中国发展理论应与时俱进

 三、四位一体的新发展观念与思路

 四、“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五、“北京共识”到“全球共识”

 六、告别“先富”走向“共富”

第六章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一、坚冰突破，转型中的市场经济

 二、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

 三、改革开放成果有能力应对危机

第七章 新时代面临的十大问题

 一、模式转化，能否真正跨越“改革传统”

 二、利益多元，能否形成新的社会凝聚力

 三、上下博弈，能否找到制度性利益平衡关系

 四、腐败泛滥，能否找到有效的制约模式

 五、增长模式，能否找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持续发展的模式

 六、公共服务，能否实现政府“角色转换”

 七、民主法治，能否在党的执政中达到和谐统一

 八、社会公平，能否建立有效的公平博弈机制

 九、社会循环，能否在平稳发展中完善“自我纠偏机制”

 十、经济发展，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如何有机结合

第八章 寻找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一、历史的遗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百年缺失

 二、重拾人文价值的思考

 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第一战略时代虽因诸多历史原因表现出浓郁的革命斗争色彩，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应忽略另一个基本事实，即任何时代完成巩固政权的任务绝非仅仅依靠单纯的“政治斗争”就能实现，它还需要来自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力支持才能最终完成。

首先在经济方面，在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新生的共和国仅用1/4世纪的时间就把一个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这一成就举世瞩目。数据显示，在新中国的第一历史阶段，全国工业总产值与1949年前相比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约90倍。从1952年到第一阶段结束止，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最快，当时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18％，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其后一些年份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能生产自己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与此同时中国还实现了核强国的梦想，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爆炸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首颗卫星成功发射。还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些成就无疑代表了今天中国发展所需的重要经济条件和实力基础。应该看到，这一阶段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几乎都是围绕政治任务展开的，都是运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这一体制虽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倾其国力和积聚社会力量，快速完成既定的国家任务与目标，但在创造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方面明显欠缺。可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因此否认该时期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这些成就，无疑为中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而产生的问题，也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提出了紧迫而明确的目标指向与发展要求。

其次从社会文化方面看，中国第一历史阶段倡导并形成了支撑共和国政权所需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确立了对共产党执政必需的坚定信念。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良好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旧社会曾泛滥成灾的娼妓、赌博、吸毒、抢劫、偷盗及黑社会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迅速灭绝，以政治为先导的革命文化筑就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使初创时期的共和国政权的巩固与党的长期执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

但是，在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理念指导下，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发生了极端化倾向，人们对一切观念、行为所做的价值判断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循着单一的政治标准和“阶级”尺度，并且逐渐形成了对抗性的政治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政治功能被无限放大的同时，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多重功能的体现被削弱，直至“文革”使文化成了为实现单纯政治任务而存在的工具。中国第一时代所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一方面为实现巩固政权的政治任务起到了巨大的价值支撑与社会导引作用，另一方面则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事物与事件总是具有两面性，不同的社会目标和时代任务会突出地展示其所需要的方面，而削弱甚至泯灭其他方面，一元化政治领导下的文化不可能具备多元文化发展的环境，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是值得记取和反思的。

再次，为共和国政权的巩固还必须创立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利益机制。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中国曾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从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一系列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消费方面进行了彻底改造，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优于当时的印度、巴基斯坦等低收入国家，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还要优越。P012-01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脱去了贫穷和落后的帽子，成为世界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虽然中国的逾2万亿美元仅占份额不到7％，但在过去5年，全球GDP增长中将近20％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5年后要成为头号贸易大国。在这一场世纪争强的博弈中，中国站起来了，但还远远不够。胡锦涛描绘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总起来说是力争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按照现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估算，就是要达到4万多亿美元。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虽然相当于3000美元，仍然只有桕当于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下限，但中国已经可以走出发展中国家层次，迈向国家富裕强盛的目标。

中国要走上一条富国强盛之路，再不是盲目单纯讲发展，破坏均衡求增长，扩大规模弃生态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主要特征。中国的发展将以人为出发点，强调经济社会协同进步，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自主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就此凸显民族利益的重要考虑，形成建设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转换。

在和谐为主旋律的基础上，中国新的发展思想已经形成。概括起来就是凸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观念”；强调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自主创新“两个新立足点”；着力实现国际和平、国内和谐、两岸和解“三个新目标”。“三和”目标是中国走向富民强国之路的环境建设，它既是中国得以强盛的基础，更是中国强盛后的目标选择。

胡温执政刚开始曾经提出回归宪法，外界认为他们会很快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或许胡温也是这么考虑的。但2003年遇到的问题，使他们发现政治体制改革有个过程。开始他们从宪政民主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发展的问题，但遭遇非典及孙志刚事件，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1272．3人(件)次来信来访，比上年上升4．1％，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四成六，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了14％后，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于是胡锦涛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民间到底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为此，2003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并在重望群众利益至上的同时，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从而颠覆了中国历来强调的利益一元化。随后，于2003年9月召开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继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年后，再次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决定。针对新的形势和发展要求，会议和盘托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

2004年初，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又首次将“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不得侵犯”写入新宪法，使社会关注的民生、民权、民利等问题在根本制度上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障。至此，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形态，在2003年各种矛盾与难题中初见端倪。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一年中取得的最重要理论成果。理论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矛盾是否具有强劲的响应能力，这一方面表现在对新环境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应具有直接的解析力；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对未来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能提供现实的实践指引力。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同时具备着逻辑与实践的双重理论品格。它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矛盾转换，它敏锐地聚焦中国现实社会急需解决的两大矛盾：人与人及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明确阐明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理性反思与超越，表明单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的观点，强调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必须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04年开始了科学发展观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初次探索。4月中旬，国务院从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投资比例过大的行业入手，对过热的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是中央第一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开展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调控具有自我出击、主动调控的特征。

经过约半年的宏观调控，过热的经济暂时得到了遏止，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但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已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私人产品日见丰富的同时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却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教育、卫生、安全、交通等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发展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由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和谐问题与矛盾开始显现。

就此，2004年9月中共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首次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地从“党的执政能力”这一政治高度提出了要求，以响应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转换。《决定》着重提出了“五大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无疑是中国建国以来领导思维和发展路径的一次大跳跃，其重点在于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思路。过去讲文明建设，主要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二者并举，到90年代加了一个政治文明，一直行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这一次经过对两年来复杂局面的分析，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社会要和谐、文化要先进、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可控”这么一个四位一体的框架。

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迅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2005年春节刚过，中央党校召开省部级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高级研讨班，急招备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进京，中央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出席。胡锦涛、温家宝分别发表重要讲话。重点研究一个课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会议中，胡锦涛系统推出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以讲，十六大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再到中央党校的研讨班，这两年来，中共一直在探索，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中国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自2005年开始，从媒体上也可看出，“和谐社会”这四个字已成为备大媒体最热点的话题，并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连香港的新特首曾荫权也时常口不离“和谐社会”。而此时此刻，科学发展观从理论探索到建立模式再到干部思想转变，仅仅一年半，新发展思路日渐清晰，最终为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一五规划”的正式出台，实现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以及全面制定以“科学发展”为主旋律的“十一五规划”做了全面铺垫。

从两年多来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可以看到，十六大“点题”，提出了党的执政环境转变，注重了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十六届三中全会“立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突破，要求以新的理论回答和思考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十六届四中全会真正“开题”，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明确了“四位一体”的发展构想；“省部级干部研讨班”正式“破题”，提出了“和谐社会六大特征”，完成了未来中国社会建设的初步构想。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是“做题”了，提出用5年的时间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可见，经过不懈努力和探索，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认识的又一次升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再一次跨越。面对新的问题，探索新的理论，寻找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政策，而接下去则是面对新的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