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口述的《张发奎口述自传》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未曾更动一字一句，唯阙疑处另以脚注阐明相异之史料，供读者自行判别。传主在全书中一贯对蒋介石尊称为“蒋先生”，仅有两处讲到激动处漏出“蒋介石”名讳。还有一次，访谈者问及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张发奎显得不耐烦，但也按捺下脾气回答：“任何学校能脱离政治吗？我不懂你的问题！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没有人能远离政治”，毕竟张发奎的个人修养是光明磊落的。这也表明口述历史比一般的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张发奎口述的粤语方言“过三胎”、“番禺捕属”、“李灯筒”、“李郎鸡”，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执到金都唔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后语“我不是一把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我像个老妪——毋须再醮”以及西谚“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的坚持”等等。使得这本传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张发奎口述的《张发奎口述自传》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大量敏感人事隐秘，他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传中不仅缕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及不同时期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更道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秘密，比较了他眼中国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词锋极为犀利。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汪精卫等的批评，都直言不讳。

《张发奎口述自传》访谈者以张发奎私人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询问张发奎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且与有关军政人物的访谈记录、历史文献核对考证；译者为书中涉及的风云人物加注了简历，配印了100多幅珍贵照片、作战地图、战斗序列表等。因此，本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

第一章 早年岁月（1896年至1920年5月）

第二章 粤军（1920年5月至10月）

第三章 在广东的军伍生涯（1920年11月至1925年6月）

第四章 军队整编：第十二师（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

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

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1927年4月至8月）

第七章 广州政变与广州暴动；隐退（1927年8月至1929年初）

第八章 从镇压到合作：同桂系的关系（1929年初至1931年5月）

第九章 政治与旅行（1931年5月至1936年初）

第十章 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1936年初至1937年7月）

第十一章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1937年7月至1938年）

第十二章 第四战区（上）（1938年冬至1939年9月）

第十三章 第四战区（下）（1939年10月至1944年春）

第十四章 四战区与越南（1940年至1944年）

第十五章 桂柳会战（1944年春至12月）

第十六章 准备反攻（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

第十七章 接收广东（1945年8月中旬至1945年底）

第十八章 广州行营（1946年至1947年）

第十九章 内战失利（1947年11月至1950年）

第二十章 创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1950年至1962年）

第二十一章 在香港的日子（1949年6月以后）

译注参考书目

译注后记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我生于粤北毗邻江西省的始兴县清化乡矮岭村（今隘子镇彩岭村）。我父亲叫我翼斌。

我们家族在彩岭村住了多久？我不清楚了。从哪里迁来？我也不能确定，但知道我们是客家人，我的祖先来自河南中州。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的后裔。张九龄是彩岭村附近石头塘的客族人。他的两个弟弟也当过官，其一任职于粤西南高州（今茂名市），另一在四川为官。时至今日，当我们见到四川和粤西南的张姓人氏，都认他们为我们的族人。

彩岭是一个非常贫瘠的村庄，那里居住着的100户张氏宗亲。在广东省，大多数村庄是按宗亲聚居的。外姓人是不允许迁入的。在清化乡的其他村庄，居住着刘姓、潘姓等。邻近的华屋村居住着华姓族人。所有的村庄之间相距约十里。所有这些村庄既小又古怪，人们都在梯田上耕作，每年仅收成一次，可耕地很少。

村民主要种植稻谷，也有玉米、番薯、芋头。每个家庭平均收成不超过150担（每担折合120斤）。很少有一户人家收成超过200担粮食。如果稻米不够吃，人们就用芋头熬粥，或以番薯、芋头充饥。人们也种植杉树，它可以制作棺材以及房屋的梁柱。所以邻近地区栽满了杉树。

大多数村民是贫穷的农民，中农很少，没有富农，更不必谈什么地主。多数农户是自耕农，少数系佃农。清化乡是很大的，涵盖了始兴县四分之一的面积，住有八千多村民，然而土地多为山岭，一眼望去山多人少，人们在此长途跋涉都不见人烟。始兴县其他乡的人口比较稠密，尤其是毗邻县城的乡镇，那个小镇住有两三千居民。镇上的人讲始兴方言，同我们清化乡的方言略有不同，但我们听得懂。

始兴县住的都是客家人。全县人口约十万人。我们客家人保留着许多古老的风俗，其中有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我们比一般的中国人更为稳健。譬如，我们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足，因为她们经常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读书人的妻子不让丈夫下田劳作，她独自揽下所有的重活，认为书生动手是羞耻的事。书生待在家里，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说，客家妇女比男子更为强健，因为妇女下田劳动，而有些男子不下田。

我们客家人重男轻女。例如，客家人对初生女婴漠然置之。倘若一连生下三个女婴，第三个女婴就会被溺死。是不是只有穷人家才这么做？也未必。富人生了女儿又生女儿时，父母会埋怨姐姐拖来一个妹妹，为何不拖个弟弟来。溺毙第三个女婴后，他们期望下一胎是男婴，因为女婴会畏难却步。这当然是封建迷信。有时富豪家也会溺死女婴，所以溺婴的动机并非经济困难。客家人不管家中人口多少，从来不会溺毙男婴。

客家人也盛行童养媳。通常女孩子三岁就订亲了，她被送到男孩家住，一对童男童女在家里大厅上拜天地。当女孩长大到可以梳发髻时，亲友们便会应邀赴宴，也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穷人家固然这么做，有钱人家也往往借此将女儿打发出去。

客家人另一种坏习俗乃是“过三胎”——在贫寒的农户尚未诞下男婴时就把女孩送进门，等对方诞下男孩与之成婚。倘若亲家头一胎生女，婚事就告吹了。于是人们就等候第二胎，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孩，人们就再度等待。以三胎为限，设若第三胎仍是女婴，这户穷人就让女孩再嫁另一户，借此赚一笔钱；但若第三胎是男婴，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是一定要成婚的。有时，男比女小十几岁，甚至小二十多岁。在这种个案，女孩从男孩诞生起就充任他的保姆。这一习惯并非限于穷人家，富户也借此将女儿打发出去。为什么穷人家没有生下孩子就先让女孩进门？答案很简单，男方担心家道中落后，男婴长大了会娶不上老婆。

客家人到处都有。他们起步于河南，定居到四川、江西，福建、广西和广东，以后者为多，他们构成了东江、北江流域人口的主体以及粤西南与西江流域人口的一部分，在广东省3500万人口中至少占了一半，如今①香港350万市民中至少有100万人是客家人。客家人的风俗到处都是一样的，香港的客家餐馆虽然不是我的同乡开办的，但其风味同我家乡并无二致。你走到哪里。客家菜的口味都是雷同的。

方言也是如此。梅县客家话被视为标准的客家话，在中国大陆上不同地区的客家话只有些微区别，其发音是基本上相似的。有些地区，发音有点儿刺耳，另一些地区则比较柔和。江西的客家话与广东的客家话类似，只是尾音不同。陈济棠是粤西南客家人，我是北江流域客家人，然而我们俩说的是同一种方言：香港新界地区的客家话同我说的客家话是一样的，所以我同香港的太平绅士林道杨交谈使用客家话，他是新界粉岭的客家人。全球客家人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的祖先都是农民，祖父是贫农，他的四个儿子都务农。我父亲张居之排行第二。他二十出头就放弃农耕，投奔一位叔父到始兴县城，在县衙门充任一名刑房小吏。P1-2

2002年，由于撰写有关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的论文的需要，我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之丙女士在该校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取得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第二十章的英文抄本，由于书中人名、事件、机构都是半个世纪前的旧事，我在3.8万字的译文后加了2.8万字的注释。此文刊载于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刊印的《近代史资料》第107期。

2005年7月，我赴美领取万人杰新闻文化奖时，由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买下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中文版权。携回香港细细阅读，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史负责人韦慕庭教授将这套缩微胶片赠送中国社科院二十多年来，居然无一人着手将这部名著译成中文。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包含上万个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四厚册英文誉本啃下来，使这部传记文学的奇葩、口述历史之极品不再沉睡在异域图书馆的尘埃之中。

《张发奎口述自传》能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中首屈一指的传世之作，也因为美国人舍得耗巨资派遣训练有素的研究员夏莲瑛女士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上将400多次、并在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梁华盛、杨清文、黄旭初、邓龙光等多人，又以黄旭初、李宗仁、蔡廷锴等人大量的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主，整理出1089页的英文抄本。夏莲瑛是以张发奎的私人记录——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顺序询问他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发现细节有误便会建议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诱，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时难以启口的事实。譬如夏莲瑛看了李宗仁口述稿，问他是否曾建议李宗仁邀请蒋介石来广州，然后扣押蒋制造第二次西安事变。张发奎答：“我从未建议他扣押蒋先生。当蒋先生派宋子文来广州取财出国前，我曾建议（广东省主席）薛岳扣押他。说：‘我们这么穷，把他扣起来问他要钱，我们从哪里还能领到军饷？蒋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赞成我的主意，所以没有实现我的愿望。我和薛岳当年在广州都是反蒋的，但我从来不想扣押蒋先生，早在1927年他派宋子文来广州试探我们肯不肯邀他到访时，我就可请他南下，然后扣押他，但我无意做这样的事。”张发查对夏莲瑛说：“有人要付钱买下我的回忆录版权，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告诉他们那些暴露我是坏蛋的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他们那些事，那么回忆录就毫无价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问，我就必须对你讲真话。”他对访谈者坦承在粤军时包赌包娼收黑钱、贩卖鸦片充军饷、擅杀中央军军长胡谦等不名誉的事，这在林林总总的国民党军将领回忆录中从未记载。他承认第三次北伐时，有人说第四军“在开封俘获数以万计敌军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我不相信奉军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有关两次收复南宁，他说：“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胜利！’，他承认抗战是幸胜的：“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军中政工制度，他认为“毫无价值”，保甲制度则“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诚然，张发奎是凡人，并非圣人，我在译注这部著作时，绝对无意美化传主，而是遵循梁任公的教谕，对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丝毫不掺杂自己的意见。例如访谈者问及外界传说张发奎1927年冬下野时，从央行广州分行运走了几百万银元，张回答是陈公博以省府主席身份向省财政厅要了20万银元。名为第四军军饷，实际上汇给汪精卫充作政治活动经费。译者则引用知情人的回忆录，称“张离穗前曾席卷800万银元投入香港与南洋买地开厂”，究竟是否属实，须留待后人考证。又如桂柳会战溃退时，大量难民随军后撤，堵塞了六寨附近的钢骨水泥大桥，国民党军为阻止敌军前进而炸桥，人流还是拥护不停，张发奎唯恐耽误戎机，断然下令炸桥，五六百民众与大桥同归于尽。这是国民党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中披露的事，列入注解供读者判断。

人的记忆是会产生偏差的，张发奎的记忆强于常人，但也有误记的事。例如：（1）“曾仲鸣被误杀了，暗杀曾的特工接着也被杀了”，这可能是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遇刺案中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等连环被杀事件引起的错觉。事实上，开三枪打死曾仲鸣的是戴笠贴身警卫王鲁翘，他赴台后官至台北市警察局局长，连他的儿子王章钧至今仍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2）“马当要塞司令逃跑”系误传，贻误戎机被蒋处决的是援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3）“国民党中央委员陆幼剐路过柳州”，陆氏路过柳州时任军委会军风纪巡寨团委员，抗战胜利后才当选中委。（4）1966年口述“何东爵士现在还健在”，其实何东已于1956年逝世。（5）“阙汉骞是黄埔一期生”，非也，是黄埔四期。（6）“六十三军军长林伟俦”，错！是六十二军。李方梆属五十四军，而非十八军。（7）“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屈服于银弹攻势”，戴戎光是江阴要塞唯一未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军官，他的过错乃是30两黄金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而幸获要塞司令职位。（8）“吴克仁没有及时撤出松江，结果投降了敌军”，错！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殉国的。

……

本书史实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未曾更动一字一句，唯阙疑处另以脚注阐明相异之史料，供读者自行判别。传主在全书中一贯对蒋介石尊称为“蒋先生”，仅有两处讲到激动处漏出“蒋介石”名讳。还有一次，访谈者问及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张发奎显得不耐烦，但也按捺下脾气回答：“任何学校能脱离政治吗？我不懂你的问题！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没有人能远离政治”，毕竟张发奎的个人修养是光明磊落的。这也表明口述历史比一般的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张发奎口述的粤语方言“过三胎”、“番禺捕属”、“李灯筒”、“李郎鸡”，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执到金都唔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后语“我不是一把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我像个老妪——毋须再醮”以及西谚“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的坚持”等等。使得这本传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译注从2002年开始，时间跨度达6个春秋，2007年冬每日投入18小时，边译边注边修改，九易其稿，在冥思苦索考订译名之漫长岁月中，往往与张发奎将军浑然一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几乎成了他的分身。皇天不负苦心人——上万个专有名词剩下仅六七个没有把握，俟有了新的发现后在再版中予以纠正。照片我搜集了千多张，精选了一百多张配合内文而且精彩的编入书中。借以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本书译注过程中，吾友夏志清、胡健国、张之宇、张之丙、客若等不吝赐教，特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译注者胡志伟

农历戊子年正月初三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