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马什编著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精)》介绍了20世纪最为杰出的德国知识分子、神学家朋霍费尔的一生。早在被纳粹投入死囚之前，朋霍费尔就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温厚的品性在学界享有声誉。十四岁时，朋霍费尔立志攻读神学，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柏林大学，受教于著名史学家哈纳克。朋霍费尔积极从事普世主义和德国反纳粹活动，被誉为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其思想的深度、个人的魅力都成为那个黑暗时代的璀璨之星。1943年他被捕，在狱中度过18个月后惨遭杀害。

查尔斯·马什编著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精)》介绍了，当纳粹暴政的巨轮碾压过来，有趋炎附势者、事不关己者、见风使舵者，还有被这些人所鄙夷与不理解的爱真理者。高音喇叭放的是雄壮的崛起之歌，随之倒下的是犹太的无辜生命以及异议者。朋霍费尔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有与我们一样的爱与怕，一样沉重的肉身。他39年的一生，为我们解释了，爱比死亡更坚强。

序：俯身向人

思念永恒的孩子(1906-1923)

“意大利真是无穷无尽”(1923-1924)

大学的学习(1924-1928)

“斗牛士的问候”(1928-1929)

“长满了传统的苔藓”(1929-1930)

“在黑人教会我听见福音被传讲”(1930-1931)

“在恩典的约束下”(1931-1933)

神学冲锋队在行进(1933)

旷野中的呼喊(1933-1935：伦敦)

“一种新的隐修主义”(1935-1937)

“我必须成为一名寄居者和陌生人”(1938-1940)

“废墟中的圣诞节”(1940-1941)

杀了那疯子(1941-19431

“通向自由之路上的盛宴”(1943-1945)

致谢

译后记

索引

参考文献

思念永恒的孩子(1906-1923)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还很小的时候，一家人租住在布雷斯劳大学医院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那时，他和双胞胎妹妹萨宾娜会很晚不睡，尝试去想象永恒。这个仪式最后变成了一种游戏，两人各自默想那个词，清除头脑中的杂念。紧挨着房子的北边有一个墓地，举行葬礼的时候，马拉着灵车缓缓而来，兄妹俩就扒着卧室的窗口观看。

永恒。Ewigkeit。

萨宾娜觉得这个词“很长，令人恐惧”，迪特里希则觉得崇高：他称之为一个“使人敬畏的词”。

有时，他会想象自己临终的情景，躺在床上，家人和朋友围在四周，即将踏入天堂的大门。他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最后的话，有时候大声演练。不过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希望把死亡当作一位预期要来的客人——他不想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过，有些时候，他上床时认定死亡在那一晚就要来临，头晕，感觉卧室的墙壁旋转起来，好像自己处在旋转木马的中心。他想象自己冲向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大声呼救。他感觉自己今晚就要进入那巨大的奥秘之中，这件事现在正在发生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咬自己的舌头，以确认自己还活着。这样他可以感受到有朽之人的疼痛感。在这样的时刻，他担心自己受到了一种“不可治愈的恐惧”的折磨。

兄妹俩有独立卧室后，设计了一种暗号，继续他们的玄想游戏。迪特里希会用手指在墙上轻轻敲击，这个“警示的敲击”宣布到了再一次默想永恒的时候了。再敲一次，表示对这个严肃的主题产生了新想法，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其中一人察觉到最终的静默z——通常是迪特里希。游戏结束之后，他躺着不睡，房间里唯一的光亮来自母亲放在边桌上的十字架烛台。。“晚上我上床，有十四个天使围绕着我”，他可以听到她的歌声。他非常喜欢这个想法：一个天使“穿着小白袍”，站在床边，其他天使则看护各处的孩子们。

萨宾娜后来写道，迪特里希相信这个夜晚的仪式使他免遭“撒旦的吞吃”。尽管在他成年后的作品中极少提到撒旦，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最终，死亡更多是令人着迷，而不是让人害怕，而魔鬼则几乎完全无法吓到他。“上帝不希望人类担惊受怕”，将来有一天他会在上层人聚居的伦敦郊区讲道时对会众这样说。上帝唯一的盼望，是人类“‘充满激情’和‘饥渴地’呼求怜悯、爱，以及……恩典。”

与二十世纪大多数新教神学家不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并不是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1906年2月4日，朋霍费尔生于布雷斯劳，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他的双胞胎妹妹第七)，父亲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文主义者，在宗教节日喜欢亲人朋友的聚会甚于去教堂。朋霍费尔在给圣诞老人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玩具枪，玩具兵！”。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他的要求还包括乐器、西装、皮帽、衬衫领带、国外旅行、用于各种场合的鞋，还有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他的绝大多数愿望都得到了满足。

一家人住在伯肯沃申路9号，位于布雷斯劳郊外富人聚居的舍尼希区(Scheitnig)。街对面有一个形状狭窄的公园，顺着南边老奥德河(Alteoder)的转向延伸，过了顿布吕克桥(Dombruicke)，一直到市动物园和主教林(Bishop's Forests)。在北面，一条小路穿过浓密的松树林，通向墓地和精神病医院，迪特里希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萨宾娜回忆说，有一个夏天的午后，她的双胞胎哥哥在家里人招呼吃饭之后失踪了。当时下西里西亚正经历一场暑热。迪特里希晒得黝黑，披着“一头亚麻色的头发”，在后院里跑来跑去，想要躲避蚊虫。最后，他藏到了玫瑰花棚和院子边缘之间、杂草丛生的一个小花园里。保姆站在走廊上反复喊他吃饭，迪特里希完全没反应。他丝毫不顾热浪和不断昏暗的光线，一个人待在花园里的隐秘处，心满意足。’

这栋宅子有厚重的墙壁、狭窄的窗户以及高耸的尖顶，坐落在老奥德河的东岸，对面是一条铺鹅卵石的街道，毗邻着另一片狭长的林子。建筑外部的拱和翅托结构令砖石变得生动，而尖顶、屋顶悬挑和桁架散发着哥特一巴洛克气质。斜脊屋顶和嵌入式的门廊，重檐、天窗和眉窗则到处给人留下一种下日耳曼地区农庄的印象。P1-4

俯身向人

——《陌生的荣耀》中文版序言

何怀宏

现在已经很少有书能够迅速将一个读者带入一种深沉的情感，但查尔斯·马什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却是这样一种书。这当然首先和书的主题以及传主有关。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年2月4日一1945年4月9日)短暂的一生思想深沉高贵，行为大义凛然。他很小就内心渴望上帝，凝思永恒，他的天赋也是极高，教养很好，学业优秀，前程远大，本来是可以成为学院中一位非常杰出的神学教授和学术大师的，却不幸劈头遭遇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惨烈的“流血政治”——二次大战，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残酷压迫，从而激发了他的精神斗志。他试图以其微薄之力力阻时代之狂潮，乃至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等直接行动。1943年4月被捕人狱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大量思想深邃的书简，最后在二战结束前夕从容赴死。

而传记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什，也以丰富的事实和冷静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朋霍费尔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朋霍费尔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是相当优越的，也富有人文气息。他父系的家族十六世纪初从荷兰迁往德国，三百多年后这个家族在德国已大获成功，其成员在法律、医学和宗教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除了才华的原因，大概还有干劲。朋霍费尔的祖父是位法官，他坚持认为，六十公里以内的旅程采用步行方式更好。其父亲卡尔则是位著名的医学权威，做过柏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大学的讲席教授和医院院长。父亲也继承了祖父的严谨和高冷，对孩子并不亲呢，但责任感很强。延伸到孩子们，家庭的男性可能大都有这个特点：即对他人行为的动机“较少出于对这个人的爱，而更多是出于作为自己存在之本质的责任感的需要”。

而朋霍费尔的母亲则是贵族出身，开朗自信，感情深沉，但也并不轻易外露。她和丈夫都不为时髦的“家长要做孩子亲密朋友”之类的建议所动。他们不体罚孩子，如果孩子对某项决定有疑问，会鼓励他解释自己的观点——然后严格照着做。虽然母亲比父亲平易近人，但她也有不可轻忽对待的权威。那时上层家庭的教育还是颇为老派的。

朋霍费尔六岁的时候，父亲到柏林的大学任教，后来购置了一幢三层楼的帝国创建期风格的大宅子，既能享受都市的便利，又可满足乡村生活的风味，同一条林荫道的两边住着科学家、政治家、学者、制片人和电影明星，他们及其孩子在社区的社交活动中打成一片。朋霍费尔家里的仆从好像一支小军队——女仆、管家、一名厨师和一名花匠、大孩子们各人有一名女家庭教师、小孩子们有保育员。朋霍费尔的绝大多数物质方面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甚至到了成年的时候，有些生活习惯还显示出某种自小的优越：比如他在外地的时候，衣服脏了，邮寄到家里去洗涤，然后再邮回来。

那个时代看来也还是一个优越者较多生育、繁衍后裔的时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母亲在十年的时间里就生下了八个孩子，且正好四男四女。迪特里希排行第六，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与他是双胞胎的妹妹和另一个妹妹。这些孩子个个天赋出众。大哥卡尔一弗里德里希生于1899年，他极其轻松地就掌握了复杂的科学。同年出生的二哥沃尔特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和博物学家。生于1901年的克劳斯是与迪特里希年龄最接近的兄弟，兼具自由精神和敏锐的分析思维，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律专家。他的几个姐妹也都成绩优异，获得学位。

然而，这些孩子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就承担了二十世纪的命运。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却有一个不幸的成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兴盛的年代，但却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他们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却并不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1918年，大哥与二哥都参加了军队，两个人都受了伤，而二哥伤重不治。大哥回来成了社会主义者。三哥则属于魏玛自由派，后来也因反对希特勒被处死。二姐夫亦因参加秘密抵抗组织而被捕。胞妹则因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被迫全家偷偷逃离德国。

当然，除了共同的命运，朋霍费尔一开始就呈现出他个人的一些强烈特点：他喜欢孤独。很小的时候，他就有时会“藏到玫瑰花棚和院子边缘之间、杂草丛生的一个小花园里。保姆站在走廊上反复喊他吃饭，迪特里希完全没反应。他丝毫不顾热浪和不断昏暗的光线，一个人待在花园里的隐秘处，心满意足。”在意大利与他哥哥克劳斯一起游历的时候，“有一次，克劳斯在晚祷的时候走进一问小礼拜堂，尽快退了出来。而迪特里希则是进入到晚祷中的小礼拜堂，全神贯注地倾听圣咏的每一步节奏。”同时，他又强烈地希望总是在学校争取第一。

二哥沃尔特死后不久，迪特里希就宣布他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神学家。他那时还只有十三岁，此后他对他选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再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其实他的音乐天赋也很高，视读能力极强，家里人还谈论过他是否要以钢琴演奏家为业。

……

这本传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美化他或者说圣化他。他还是写到了朋霍费尔，还有像巴特的一些弱点或者挣扎过程。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或许会一次次浮现“人，还是人”的思想。但可能正是因此，人的处境也就更加值得同情，而人的努力和奋斗也就更加具有意义。

朋霍费尔在狱中写有一首著名的诗：《当人处境维艰》。他写道，在这种时候，“人们便走向神”，向神“要求救助、抚慰和食粮”，“人人都这么做，基督徒与不信者都一样”。而“当神处境维艰”，则不是人人都走向神，而只是一些人走向神，是真正的基督徒“站在神一边，在他悲痛的时光”。而“当人处境维艰”，神也“走向每一个人”。换言之，在朋霍费尔看来，当人处境维艰时，走向神并没有什么特别，信仰者和不信者可能都是一样，而如果对上帝的维护仅仅在于它能成为人们在这种艰难时候的安慰或救助的话，那并不呈现信仰的真正意义。而“当神处境维艰”，走向神的就的确把握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了，只有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才能这样做。人还需体会，当人处境维艰时还有一种爱的来临，这就是神的爱，是神走向人。但这时，人自己应该怎样呢？朋霍费尔在这首诗里没有明言，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一生这样说了：这时人更应该走向每一个人，走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走向那些受难最深重的人们。俯身向人，这不仅是对神的仿效，也是自身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处境曾经比较优越的人们，他们负有更高的责任，也就应该更深地俯下身来。

十来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弗吉尼亚大学，认识了本书的作者马什教授，还去观看过他孩子的篮球比赛。我感觉正是在新英格兰的一些乡镇里，尤其是教堂和赛场里，更能体会到美国力量和梦想的根基，体会到规则、活力、信仰、团契对于美国的意义。我那时就知道马什教授一直在研究我也深感兴趣的朋霍费尔。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朋霍费尔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又多次去了德国，包括长期的访学逗留。而现在他写的这本翔实的传记终于问世，真是让我感到高兴。这本书不仅是建立在他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且利用了最近才通过朋霍费尔的密友贝特格的遗产获得的、有超过二十五箱材料之多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档案”。他还实地探访了朋霍费尔去过的许多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信赖这部书的可靠、严谨和新颖。而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作者生动而又冷静，深含同情但又决不煽情的叙述风格，也感谢中文译者精心的工作和流畅的翻译。

2015年11月29日于褐石

译后记

朋霍费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的学识和精神、坚定和智慧，如一道亮光，在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照耀着世人。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提供给这个世界的代表人物，似乎越来越多地取了商人的形象，要么是跨国公司老板式的牧者，要么干脆就是跨国公司老板。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基督教不再有圣徒，更不产生殉道者。

许多人知道朋霍费尔，是因为他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被捕，并在盟军解放前夕死于纳粹之手。从这一点看，他好像是一位殉道者。我相信，朋霍费尔当时确实做好了为福音牺牲生命的准备。在与纳粹进行教会斗争的过程中，他比许多人表现得更有勇气，也更有智慧。不过，用简单的殉道者标签并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他显然不是彼得和保罗那样的殉道者。围绕朋霍费尔的行动和神学，都发生了不少的争议。他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日趋复杂的现代，已经不再有一条简单的成圣之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

因此，有这样一部深入细致的传记，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简单地给朋霍费尔贴标签。正如死于纳粹之手并不能据此给他贴上殉道者的标签，他与巴特的密切关系不能使他成为新正统人士，《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也并不能表明他属于(美国意义上的)福音派阵营。

出于常理，我想大部分的读者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可能没有译者和编辑多，所以，译者作为最早的读者发表感受，或许也有一些价值。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神学研究者，对于现代神学缺乏系统掌握：我也不是纳粹德国史研究者，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也有限。我只是就我所知，对一些引起自己关心的问题，谈一点理解。

一、他的神学

朋霍费尔进人大学的时候，德国神学界是自由派的天下。在德国，自宗教改革以降，圣经研究从属于大的古典(语文)学范畴，强调文本的校勘、考据，反感教会传统。到十九世纪，高等批判学开始盛行，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文本，结合考古、碑铭方面的研究，发展出“历史批判法”，重点是研究考证“历史上的耶稣”。学术研究并不接受教会认定的信条和神学的指导，而希望以“客观和理性”的方法确定圣经时代的历史事实。阿道夫，冯，哈纳克也属于这个传统，他的专长是早期教会史，他否定《约翰福音》的可靠性，提倡“无禁区”的自由研究。他也是近代大学研修班制度的发明者，是那一代人中的精英。朋霍费尔家住在柏林格伦沃德的时候，与哈纳克家相距不远，他一生都极为尊敬这位老教授。

朋霍费尔跟随过的几位教授，包括霍尔和希伯格，虽然治学的领域和路数各有不同，但都属于坚定的自由派阵营，自然也不会接受“圣经无误”这样的教会信条。朋霍费尔早年所受的学术训练，就是自由派的教会史和教义学，他也从未表示脱离这个传统或阵营。另外，在德国语境中，“福音派”这个词基本上等同于新教，当德国人表示朋霍费尔属于“福音派”时，与美国语境中的含义有很大差异(中国教会未曾经历自由派直接产生的严重神学纷争，对此也不甚敏感)。

当然，朋霍费尔在柏林显得有些异类，那是因为他对巴特及其神学的兴趣。巴特开创了新正统主义，他的神学试图回应自由派脱离真实信仰生活、将基督教降低到知识层面、再以理性主义加以规制的潮流。自由派取消上帝的超越性，否认神迹，否认基督的超自然性质和作为，巴特则试图恢复这位上帝“神性”的地位。巴特指出上帝是人类理性不可认识的“全然他者”，强调人与上帝的“相遇”，令自由派人士大吃一惊，因为那看起来完全“不科学”。哈纳克视巴特为仇敌，因为自由派毕生的事业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圣经和上帝，或者说。给上帝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巴特确实希望回归到对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超然上帝的信仰。不过，巴特的“新正统”之所以为“新”，自然有别于基督教正统。他也并不接受圣经作为成文启示的可靠性，转而强调这位超越的上帝在人类生活中超越、不可知、不能预期的行动，今日这位上帝仍然在各人的生命中工作，每个人也必须个别地“与上帝相遇”。

朋霍费尔一度看起来夹在两者之间。在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中，已经在尽力节制自己对巴特神学的欣赏，并通过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缓和，以期避免触怒本系的教师。而在他的教师资格论文《行动与存在》中，他貌似对巴特的神学提出了批评。朋霍费尔在这篇论文中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上帝的启示。巴特的立场是这位超越的上帝有完全的主权(今日仍然)通过介入人生活的行动作出启示，而朋霍费尔指出巴特在这一点上过于极端，认为上帝也通过人类的存在本身提供启示。不过。

……

朋霍费尔是一个相当内向、敏感的人。还有，他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他与妹妹萨宾娜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他们在一起长大，心灵交融，彼此信赖。他非常爱萨宾娜，最后也亲自开车送他们一家逃离纳粹德国。所以迪特里希很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亲密感的人，而带来这种亲密感的人又必须与他非常契合。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与一位学长的关系已经表现出这类型的模式。后来他与贝特格的关系，也属于这个类型，非常亲密、信赖。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他与贝特格在芬肯沃德神学院认识，当时，他正在通过开办体制外神学院的方式，继续为认信教会工作，对抗纳粹的官方教会。他已经认识清楚，大学的神学系已经不能作为教会牧者的人才库，而必须在大学以外开办专门的神学院，用于训练和培养教会可用的牧者。这个工作绝非易事。问题在于，朋霍费尔要如何组织这样一种神学院？在当时他没有传统可以依靠。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英国时要托贝尔主教引介，大量考察当地的神学院和机构。不过，最终他选择用自己长久以来想要尝试的方法来塑造这个神学院：源自新教敬虔主义和天主教灵修传统的新式修院生活。他强调个人的灵性操练以及弟兄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幕在教会史上并不鲜见，每每体制性教会陷入困境时，敬虔生活似乎可以用作最后一道防线和发起反攻的立足点。

在芬肯沃德，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一见如故。我们不能忽略，朋霍费尔自己同样需要接受牧养，尤其在这样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环境下。他在普世运动中的朋友或许有一些帮助，巴特或许有一些帮助，贝尔主教或许有一些帮助，但贝特格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尽管贝特格是他的学生，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牧者。他请贝特格做告解者，正是这个意思。

在如此艰难的时代，这两位弟兄一同扶持着走过一路。

或许，朋霍费尔在与魏德迈恋爱之后，对贝特格的依赖少了一些。这位智识过人的牧师、神学家，勇敢的战士，此前没有正式的恋爱史。毫无疑问他们真心相爱了，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我想，如果没有纳粹，他们会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一对。朋霍费尔遇难后，魏德迈到弗洛森堡寻找他的遗体未果，成为这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最后的一幕。

基督徒撰写的“圣徒传”大约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这种文学有许多益处，能够记载下榜样来鼓舞人。不过，这类撰述似乎与圣经对人物的描写不那么吻合。圣经中当然也记载了榜样，但同时也明白地将他们的失败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看到杀人的摩西、犯奸淫的大卫、教子无方的撒母耳、临阵脱逃的彼得，他们失败过，存着对上帝和永远拯救的信心死了，安息了。这部传记或许有类似的功效，在作者的笔下，朋霍费尔变得生动起来。我们知道他出身富裕家庭，穿着时尚，喜好到处远游，还会把脏衣服寄回家清洗，私下里他也会有暴烈的怒火，他也有不读圣经的时候……正是这些可信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不是完美的，在他的时代，他尽了一切努力，现在安息在上帝手中。这位上帝在众民之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愿朋霍费尔一生的事迹也成为我们自己需要英勇战斗时能够动用的资源。

我需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使我有机会翻译此书。感谢为我的工作祝福的各位朋友亲人。

徐震宇

2016／2／7

“没有一个想要认识朋霍费尔的人可以绕过查尔斯·马什的书。”——贝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