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主编古耜在本书中，将以散文的形式，严肃、客观地探讨隋唐两代历史，有说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也有介绍著名人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有：红豆考索，唐朝的女性，宇文家的事，《长恨歌》里的谜，悲情帝王等。

这是本文化散文集。主要以进入了隋唐两朝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包括：红豆考索，唐朝的女性，宇文家的事，《长恨歌》里的谜，悲情帝王等。并侧重于理性思考、分析和描述。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本书所收之文章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没有脊梁的年代

悲情帝王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

皇帝的雅量

倾圮基业上的词人

盛唐绝唱

千年送别

鳄鱼碑

两个李白

又望乾陵

红豆考索

关于杜甫

与李白对饮

晚唐遗梦

站立的人生——远望颜真卿

唐朝的女性

韩愈现象与为官之道

江上风劲折奇才

告别唐宫

我有迷魂招不得

零陵或永州

杜甫缺少尊严的生命之路

族诗吟

唐朝的天空

梦回唐朝

造访大唐

宇文家的事

六骏踪迹

读韩愈

佛门内外一线牵

柳侯祠

孤独的月光

重读《夜雨寄北》

一个叫汪伦的人

才如江海命好丝

《长恨歌》里的谜

《长恨歌》和杨贵妃东渡——访日本杨贵妃墓

在马嵬透视玄宗和贵妃之关系

江上误美人

白园滋味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李从珂

李从珂是后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史称末帝。

末帝在位三年。他的倒台无疑是石敬塘所至。石敬塘进攻到洛阳，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奉着曹太后和刘皇后领着次子王重美，携传国宝玺，登上玄武楼，点火自杀。

这样的死确实有点悲壮，有点值得同情。

可是，如果回首往事，回想李从珂篡位登基的情况，又觉得这是咎由自取了。

后唐到了明宗时，虽然只是第二代，历时很短。但由于连年内乱征战，没有精力关注边寨，北方的契丹已经发达繁荣，不断制造事端，骚扰北地。处在外患中的后唐，本来应该把精力放在抵御侵敌上，怪就怪在，争变的内忧远远掩饰了外患。

明宗晚年，宫廷大为混乱。嫡子李从荣由于争夺皇位被诛杀，五子李从厚登上皇位。这年，李从厚才19岁。年轻的皇帝很想励精图治，登基的第5天，就召集学士给他讲读《贞观政要》与《唐太宗实录》。从厚年轻，治世缺少经验，需要有人辅佐。最好的人选有两位：一位是石敬塘，一位是李从珂。二位都聪明绝项，胆识过人，武艺精当，又拇有重兵。况且，这二位又是皇族王亲。石敬塘是明宗的女婿，其妻与从厚皇帝是亲姐弟，岂有不成全之理？李从珂和从厚是兄弟，尽管从珂是养子，但也有手足之情，岂有不相助之理？可悲的正在这里，二位非但不辅佐从厚，而且，虎视着皇位，企图伺机下手。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如果石敬塘和李从珂携手辅助兄弟李从厚，不仅可以安定朝政，平息外患，防止契丹入侵也是完全可以的。从史料分析，契丹固然强盛，还没有胆量入主中原。这一点大家可能在前面那个契丹老太后数道降将赵德钧时也可以看到。那样，后唐就可能成为强盛的后唐，甚而可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真是这么的话，重新书写历史的石敬塘和李从珂，可能都是受人敬重的功勋。

遗憾的是，李从珂先是按捺不住了，急于要当皇帝，从陕州发兵，直攻到洛阳，要推翻李从厚。李从厚自觉不是对手，提出个逃走的方略，但是，不少大臣不愿跟，从厚皇帝只带了50骑随从渡过黄河，逃到卫州。在卫州，遇到了姐夫石敬塘，连忙前去求救，按说，石敬塘不应推脱。可是，石敬塘根本就没有把这位皇帝放在眼中，早就眼红他占据的位置，只恨无法得手。当时，结果了从厚登上帝位吧，又自知势力不及李从珂，不敢冒然行动。出于矛盾的心里，不仅不救皇帝内弟，还差人杀了他的随从。从厚皇帝孤立无援了，从珂率军追到轻而易举结果了他的性命。可怜这位闵帝在位只3个月，死时也才21岁。皇帝的权力给他带来了至尊的荣耀，也给他带来杀身的祸端。

如今，这至尊的荣耀被李从珂抢去了，谁又敢说，他抢去的不是祸端？

李从珂是靠兵变得到帝位的。五代时期，每立一位皇帝，将官都要得到升迁：军士参加一次兵变，都要得到一次赏钱。所以，将官和士兵都乐于制造变乱。李从珂就是借助这种机遇登上帝位。登上帝位后矛盾接踵而至。将官要官这还好办，按个升迁。而兵士要钱，就难办了。据说，在凤翔起兵时，李从珂就向兵士许愿，答应大功告成每人赏钱100缗。但是，打开国库一看，库中空虚无钱可赏。只好命令官、司强行搜刮民财。敲榨了2天，才弄到20万缗。这么个小数如何补得了天大的窟窿？李从珂大怒，命令硬行摊派。这一来，手段更硬了，违者就被关进监牢。贫民有的投井自杀，有的悬梁自缢。就这样心狠手硬，也还搜刮不够，只好减少封赏，赐路上各降军将官每人70缗、2匹马、一只驼；普通军士20缗；在京各种将官和士卒每人10缗。军士没有得够赏钱，就心存不满，私下制造流言：除了生菩萨(指闵帝)，扶起一块铁！这铁当然是指末帝从珂了。

结果，石敬塘领契丹士兵杀将过来，从珂士卒哪有心思抵抗，丢戈弃甲，纷纷逃走。从珂真是引火烧身了。

从珂死无葬身之地，石敬塘又有何下场。石敬塘日子也不好过。既然尊耶律德光为父皇，既然答应朝贡，每年都不可有误。除30万匹绢帛及时贡送外，逢年过节、做寿朝贺，还要送礼。每次送礼，不仅皇帝、太后和皇室人人有份，朝廷官员不也敢例外。弄不好怠慢了哪位，就会降下想不到的灾祸。

石敬塘手下有位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勇猛强悍，屡建战功，从不把儿皇帝放在眼中。他对部下讲：什么君臣，只要兵强马壮，就可以做天子。而且，煽动吐谷浑族人造反，惹得父皇追查儿皇的责任。无奈，下诏数道安重荣几句，安重荣反叛杀了过来。若不是杜重威设计征讨，此事实在无法向父皇交代。好不容易，杀死安重荣，砍了头颅，送往契丹，讨功邀赏。哪知父皇非但不领情，还要他索取吐谷浑奠长白承福的头颅。取一个安重荣的头，差一点大败，再取他人又谈何容易？

此类事端，接二连三，石敬塘本想贵为皇帝，独尊天下，享尽荣华富贵。哪里知道苦心酿造的梦幻，竞隐匿着数不清的麻烦。天长日久，积郁成疾，一病难起，仅仅当了7年皇帝就一命呜呼，西归黄泉。

死就死吧，死了也难得安然。他是公元942年死的，离今天已经1057年了，然而，他的劣迹还能显现于我的笔端，虽不是遗臭万年，也是千秋骂名了。

骂完石敬塘之流，冷静一想，为何那个时代会荒唐到没有骨气，没有脊梁？细细想来，李从珂，石敬塘，以及那位赵德钧，都是聪明过人的，只是，由于思维的误差，把人生的辉煌完全指望到那至尊的皇位了。因而，所作所为都是企求皇帝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不惜付出一切，甚而自我的人格，当然抽掉脊梁也在所不惜了。人君和将领如此，将官和兵卒也如此。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是皇帝，而是自我能得到的利益，将官谋升迁，兵卒讨钱财，整个生命都是由利益来驱动了，真有些立竿见影了。从表象看，人是要有奋斗目标的，将官讲升迁，人活名望，草争高低。如此追求似乎并没过错。但是，官的升迁，士的钱财，应该是一种正义驱动中的功业成就的合理酬报。如果仅仅只要升迁，只要钱财，而忽略了功业和成就，那么，必须滑落到邪恶的深渊。甚而，这种滑落是群体型起哄式的滑落，每一位参与者不由自主地成了悲剧人物。一旦认识到这种滑落对民族、对国家是一场劫难，标志着离开那个年代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

不知为什么，当我结束本文时会想到项羽，会想到那首写给他的诗：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项羽没有成为至尊的人君，却成为万人敬仰的豪杰，这恐怕要算活出了模样！

1999年7月4日夜尘泥村

P6-8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置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耜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