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陈淑君、陈华文编著的《民间丧葬习俗》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与民间传统丧葬习俗。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陈淑君、陈华文编著的《民间丧葬习俗》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民间丧葬习俗》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与民间传统丧葬习俗。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第一章 丧葬习俗的起源

 丧葬的内涵与演进脉络

 灵魂引发的丧葬

 伴随着丧葬习俗的信仰文化

第二章 民间丧葬仪式

 有序的民间丧葬仪式

 丧葬习俗的地方化

第三章 丧服习俗与居丧文化

 礼制化的丧服

 居丧及其发展演变

第四章 墓地与墓式

 墓地及其选择的习俗

 形态各异的墓式

第五章 不同的葬法和葬式

 丰富多彩的葬法

 形态各异的葬式

第六章 殡葬改革与新农村建设

 殡葬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殡葬改革存在的问题

 殡葬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后记

第三章 丧服习俗与居丧丈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象征性极强的文化，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含蓄的文化。说它象征性极强，是因为总在本体之外存在着另一个中国人可以理解得更深刻的文化内容，人们只要通过一个本体的表达，就足可以体现象征的本质内涵。而说它含蓄，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文化的表达并不总是直白的，而是通过象征，也通过所谓的潜台词来告诉你，这是我认可的，那是我反对的。即使伦理亲情，也可以通过诸如服饰这种方式体现出来。

丧服习俗与居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和含蓄。在丧葬习俗中，丧与葬是两个联系在一起的内容，但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分野。丧是关于活着的人如何处理与死者的关系，尤其是在丧期内有关行为规范的一种人文约束。而葬是指活着的人如何将死者进行埋葬，尤其是死者应该享受什么方式、什么待遇的埋葬的人文关怀。丧服与居丧，便是属于人们如何处理与死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范畴。

礼制化的丧服

在世界各国的丧葬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产生了如此复杂而又真实、极具可操作性的居葬服饰文化，并反过来对丧葬习俗及亲情伦理进行规范，将血缘关系、姻缘关系等一览无遗地加以表达。丧服文化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人们因过分强调亲情伦理而丧失社会性关系的弊端。

丧服的形成

丧服是丧礼习俗的最核心内容，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它属于五礼之一的凶礼，称丧服制度，简称丧服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还无法确定丧服制真正起源于何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礼制化的丧服制必定来源于民间的丧服文化，是对民问丧服文化的一种模仿、提升、概括和提炼。

从有记载的历史来看，大约在西周早期，一些诸侯国中已经流行亲人去世，穿着特别的服饰以表达哀悼。《桧风·素冠》中说：“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博博兮。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说的是很少见到穿着素衣素冠为亲人服丧的情形。用丧服来表达服丧的民间习俗在此时期受到冲击，也许是官方规定的这种丧服文化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同。然而，这首诗至少透露出，用丧服来表达对死去亲人的哀思，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为此，在春秋时代还影响到了上层人物。《左传》载，“齐晏桓子卒。晏婴粗■斩，苴绖带，杖，菅履，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日：‘非大夫之礼也。’”粗是三升布，衰斩是不缉边的丧服，苴是粗，绖带是麻带，杖是竹杖，菅履是草鞋，倚庐是专门盖的丧房，苫是草荐。这段话的意思是，齐晏桓子死了之后，晏婴穿着三升（粗）布做的斩衰服，系着麻带，手里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只吃稀饭，而且住在专门的丧房中，睡的是草编的荐子，枕的是草。他们的家臣头子说，你这不符合大夫的礼仪。由此，也透露出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晏婴即使是出于模仿而为晏桓子穿着丧服，但必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样式；第二，像晏婴这样的大夫有自己的丧服规定，所以，其老说他那样的丧服不是大夫的礼仪；第三，从晏婴所做的方式来看，与后来礼制规定的丧服制度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可知后来的丧服制度是建立在当时还没有被认可的丧服文化基础之上的，这种丧服文化是对民间丧服习俗的一种升华或提炼。

不过，丧服制虽然是通过服饰的形态来表达对亲人去世的哀思，但如果没有血缘亲疏、宗族关系等的支撑，丧服制也就失去了根本的存在前提。由此来看，丧服制的形成，与西周之后宗法制的成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法制是起源于夏商、成熟于周代的一种家族制度，它推崇的就是血缘关系，并以之为唯一的依据。这种根据宗族、财产、权力和政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继替制度，到西周时已经完全成熟，并为西周的分封制度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礼记·大传》载：“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公子之宗道也。”其中，“别子”，与君统嫡长子区别的其他儿子；“继别”则继承别子一宗；“祢”指的是诸弟，“继祢”即继承别子诸弟的后代子孙。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国君有聚全族人的义务，但族人不得以亲戚身份把国君看成亲戚，拿亲戚之礼对待国君，这是由国君的地位决定的。庶子不继祖，是为了使宗法明显；庶子不为长子服丧三年，是因为庶子不继承祖祢。别子为祖，继承别子的为大宗。各代继承其父的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宗，有五世即迁的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继承别子的大宗百世不迁。继承高祖的小宗五世即迁。尊崇祖先就要敬循宗法，敬循宗法也就包含尊崇祖先之义。有小宗而无大宗，有大宗而无小宗，没有宗也没有人以他为宗。公子（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就有这种情况。

根据宗法制的原则，在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严格的宗法隶属关系，将血缘人伦政治融为一体。正如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所说的，“天子以别子为诸侯，其世为诸侯者大宗也；卿以别子为大夫，其世为大夫者大宗也；大夫以别子为士，其世为士者大宗也。”这些都是百世不迁之宗。也有五世即迁的小宗，即继祢者。继祢者五世之后与别子已超越高祖的血缘范畴，不再以别子祖先为祭祀的对象，而另外祭祀本支祖先。

这种严密的宗法制度，使得当时的宗族只能拥有四个小宗，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亲兄弟、堂（从）兄弟、再从兄弟和三从兄弟。之后便是宗兄弟，也就是族兄弟，即同宗。这种结构，正好与后来的丧服制中的上杀五等，下杀五等，旁杀五等，超过这五等关系，便属宗族而非亲属几乎完全一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丧服制是在宗法制基础上经过人们的改造，并与家族血缘关系、姻缘关系等相对应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居丧文化内容，它主要通过外在的服饰来表达内在的哀伤、血缘等的亲疏和社会等级关系。这一文化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个性的形成，对家族制度的发展和强化，对亲情人伦关系的确认，都起到了其他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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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我们组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恒的春天。

我从事丧葬习俗的研究已经十多年，书也出过，文章也写过不少，然而，面对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驳杂的民间丧葬习俗，经常还是一脸的茫然。在一些细节性的习俗上，各地民间充分发挥了聪明智慧，将生活的内容与想象，植入丧葬习俗之中，既表达了人们的“孝”，也为死者建构了另一个世界，又满足了生存者的心理需要。比如，死者移床之后，许多地方有这样的习俗，给死者手中塞入一根枝杖，名日“打狗棒”，这是让独去黄泉的亲人在路上驱赶恶狗用的。在亲人想象中，死者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恐怖的鬼魂及各种不可预测的事象，活着的人该有多么的伤痛。一想起三年之前老娘给我去世还在停灵的父亲手中塞入打狗棒，我就泪眼朦胧，除非亲身感受，你怎能体会失去亲人的悲伤和无奈！这时，打狗棒之类就成了伟大的“救助者”——一种让心理获得平衡的支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死丧之俗非常简陋，根本没有人情味，甚至将逝去的亲人遗弃不管，任由风吹雨打野兽撕咬，你还会对生有信心吗？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丧葬习俗是演示给活着的人看的：让你建立信心，看到希望，活着有荣耀，死了有尊严！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沉重，才让我们用那些虚拟的、无法企及的和无法验证的想象即丧葬习俗中的封建迷信成分去安慰死去的亲人，而本质上也安慰活着的人。习俗的存在都有其主客观上满足需要的一面，人类本来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包括习俗，是用以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创造。如果人类失去了文化，尤其是失去了各个民族自己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那人类还有什么呢？

当然，我们都是有科学知识和素养的人，应该科学地对待死亡以及相关的文化。从今天的重丧习俗来看，有的甚至发展到影响活着的人的生存，这当然是不可取的。所以，对丧葬习俗除了顺其自然的变异之外，也必须进行有目的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

感谢前人对于丧葬习俗所做的大量搜集和记录，使我们写作本书有了丰富的材料；也感谢前人所做的大量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丧葬习俗有了明晰的认识。另外，本书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做了注明，但也有可能有一些疏漏，敬祈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