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肃亲王豪格和多尔衮之争——显赫王族的浮华秘事;末代肃清王善耆欲挽狂澜的挣扎——历史洪流下的生死茫茫;川岛浪速扭曲的变态人生——日本大和民族的极端人性;清末民初的日谍阴谋——解开隐秘的历史故事;川岛芳子的真实人生——被家族误导、被日本利用而后抛弃的女性;川岛芳子之死——打破所谓川岛芳子逃生的荒唐传言;红色王子宪东曲折的故事——和姐姐川岛芳子完全不同的苍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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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作者邱尚周)——横跨百年的时代故事,真相、真实、真情、扑面而来!
爱新觉罗·宪东是清朝最后一代肃亲王善耆最小的儿子,他出生在清王朝崩溃、战乱频仍的年代。自小受到父亲复辟思想的熏陶,父亲去世后和姐姐川岛芳子一起来到川岛浪速家接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川岛芳子被川岛浪速欺凌愤而自杀的悲剧、“真龙天子“溥仪”在日本威逼下的傀儡真相、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践踏与蹂躏,给他带来了强烈震撼。接触红色思潮后,加入抗日组织,成为隐蔽战线的光荣战士……
在《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作者邱尚周)中,宪东首次讲述了第一代肃清王豪格的憾恨人生,阿玛善耆的末世挣扎,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的狂妄罪孽,姐姐川岛芳子的生死之谜。
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共分为九章内容。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和大福晋叶赫那拉氏所生的女儿,自幼受父母娇纵,桀骜不驯。努尔哈赤把她嫁给了哈达部的武尔古岱,因此她被称为“哈达公主”或“哈达格格”。
莽古济和武尔古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代善的长子岳托,成为岳托的大福晋,二女儿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成为豪格的大福晋。
莽古济是皇太极的姐姐,是岳托和豪格的姑母兼岳母。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并没能化解家族内部的冤仇。性格倔强的莽古济和弟弟皇太极一向不和,恩怨极深。
莽古济见豪格又迎娶了一位蒙古贵妇做侧福晋,不禁大动肝火。她没有和女婿豪格理论,径直找到弟弟皇太极,当面质问他:“我的女儿还在,豪格为什么又娶一妻?”莽古济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旁佯装酒醉,破口大骂皇太极。其实,莽古济是成心找茬闹事,后金大汗和王爷多半都是妻妾成群,又娶一位侧福晋算得了什么?
豪格见岳母闹事,预感到一场灾难将要临头。和亲大典的短暂欢快,立即烟消云散。盛大豪华的婚宴,被莽古济搅乱了。众人诚惶诚恐,灰头土脸,不知所措。
豪格估量,皇太极肯定会震怒。豪格惊魂未定,皇太极便传谕召集诸王会议。在会上,皇太极怒斥莽古济胆大妄为,蛮横无理,犯上作乱。诸王会议决定:革去莽古济的公主名号,贬为庶民,没收她的家奴和赏地。皇太极还降旨:从今尔后,莽古济的所有亲戚,不得和莽古济往来,否则,严惩不贷。
这场风波除了会给莽古济本人降下大灾大难,莽古济的弟弟德格类、豪格本人和岳托也难免受到株连,理由是他们身为莽古济的近亲,却没能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8天后,德格类暴病而死,年仅40岁。此前3年,他的哥哥莽古尔泰也是暴病而亡,2人的死因属后金一大疑案。皇太极与莽古济失和,豪格夹在两位冤家之间左右为难,行为稍有失当,就可能铸成大祸,甚至性命难保。
更令豪格意想不到的是,莽古济大闹和亲大典的风波刚刚消散,莽古济家臣告讦莽古尔泰曾与妹妹莽古济、弟弟德格类图谋不轨,在佛像前焚烧誓词谋篡汗位。
一场血腥的大清洗、大屠杀开始了。诸王会议认为,元凶莽古尔泰“大逆无道”,本应处以磔刑(肢体分裂),鉴于莽古尔泰和他的弟弟德格类已死,议定将两犯坟墓平毁、遗骨扬弃,将莽古尔泰的儿子额必伦处以极刑,莽古尔泰的同党等相关案犯,一千余人遭斩决。
这场血腥的大屠杀吓坏了豪格,几乎摧毁了豪格的神智,他经不住这炼狱般的折磨,在冥冥中亲手杀死了心爱的福晋。豪格想用爱妻的鲜血,换取自己的平安。
豪格杀妻的“义举”,果然受到了父汗皇太极的赞赏。他逃过一劫,没有受到株连,确实得到了平安,但是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永远洗刷不掉杀妻的遗恨。从此,爱妻妩媚的“阴魂”总是闯进他的梦中,让他寝食难安,精神恍惚,神不守舍。他仿佛失去了脊梁,再难挺直腰杆做人。
在分配莽古尔泰的遗产时,豪格赢得了最大的份额。豪格被授封为和硕贝勒,并被任命为原隶属莽古尔泰的、经过整编的正蓝旗的统领,不久又被晋封为和硕肃亲王。转眼间,豪格变成了拥有一个旗兵力的、荣耀的和硕肃亲王。这显赫的荣华富贵是用他心爱妻子的鲜血换来的!
显然,父汗想用荣华富贵抚慰儿子,但是高官厚禄不能帮助儿子找回妻子温馨的笑容和爱抚。从妻子胸膛中喷出的鲜血,摧毁了豪格的灵魂。心中充满无限忧伤的豪格,在和同病相怜的堂兄弟岳托的接触中,不时地流露出自己对姑姑兼岳母莽古济以及娇媚妻子的永恒怀念,对皇太极处理莽古济一案的凶残表示由衷的不满和哀怨。不久,大祸降临到豪格和岳托的头上,皇太极发现了豪格和岳托的逆反言论,授意诸王会议,处罚豪格和岳托。
诸王会议认定豪格与岳托结党,有怨恨大汗之心。有人主张处死豪格和岳托,有人主张把二人永久监禁起来。最后,皇太极降旨,从宽处理豪格,免除死罪,革去亲王爵位,降为贝勒,罚银千两。豪格领受肃亲王爵号仅仅8个月,便被革去。
豪格在痛苦的煎熬中整整挣扎了3年后,受命讨伐明军,在征战中立了战功,掠夺大量财宝,在欢呼声中凯旋盛京,受父王表彰,被复封为肃亲王,时在崇德四年(1639年)。
豪格事业上的成功,官复原职,是否真的能医好他心灵上由杀妻造成的重创?也许,能减轻某些悲痛?也许,伤痛会像天边的雷声渐渐隐去?这只有苍天和豪格自己知道。
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倚重八大铁帽子王进行统治。所谓“铁帽子王”,就是“世袭罔替”的和硕亲王或郡王。清开国八大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郡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改封为庄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1643年9月21日,晴空万里,红日高照,心气昂扬的皇太极整日都在意气风发地处理朝政;夜间(亥时)乌云突起,雷声滚滚,崇德皇帝猝然驾崩。年仅52岁的皇太极,英年早逝,死得突然,生前没立储。国不能一日无君,小朝廷的燃眉之急是解决由谁来继承大统这个首要问题。
“储嗣未定”,从理论上讲,8位王爷都有继承大统的权利。围绕皇位的继承,肯定要发生一番争斗。《清世祖实录》记载:太宗“储嗣未定”,“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这场争夺大战的两位主角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
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相貌不凡,英武豪俊,力大超群,久经沙场,屡建军功。按“立长”的规矩,由豪格继承大统,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但是,年轻的清廷没有“立长”传统。
实力强大的、原由皇太极直接掌握的两黄旗的将领,主张拥立豪格继承大位。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朝廷重臣,相继造访肃王府上,表示拥戴肃王为君(《清世祖实录》卷37)。
德高望重的、掌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倾向于拥立豪格登极。论实力,豪格有正黄、镶黄和镶蓝三旗的支持,再加上自己所领的正蓝旗将领的拥护,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P1-4
2002年3月13日,苦苦地跋涉了88个风雪秋冬,我的好友,坚强、正直、坦荡的宪东悄悄地走了!到天际的另一边开辟新生活去了。在宪东去世半年后,我从他侄子那里得到揪心的噩耗。没能给他送行,没有和他见最后一面,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一晃,宪东已经离去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宪东留下的实诚、厚道、乐观、执著的美好形象,已经融化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我仿佛常常看到,宪东正在天际另一边和他的旧日友人津津有味地唠扯逸闻趣事,时而放声欢笑,时而扼腕叹息。也许某一天,宪东真的会驾着轻舟,乘风破浪从天际的另一边来,回到我们中间,继续向我们袒露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贴心话儿。
记得198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宪东的老领导钟子云同志(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对我说:“邱尚周,给你一个任务。你到左家庄去一趟,了解一下在给宪东同志落实政策中还遗留哪些问题,你能解决的要尽量帮助他解决,让他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钟子云同志大略地向我介绍了宪东同志的阅历后,我感到欣然、愕然和由衷的钦佩。
爱新觉罗·宪东,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代孙,1914年8月9日生于旅顺,8岁那年父母双亡。父母去世后,他寄居在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门下,取名川岛良治。1936年回国后,弃用川岛良治姓名,改名金宪东。他还是我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日秘密组织成员,是隐蔽战线的光荣战士。抗战胜利后,宪东公开露面,由地下转入公开,进入革命军队行列,经上级批准改名艾克,出任冀热辽军区炮兵旅参谋长。
听完粗略介绍,我给宪东的定位是:传奇的红色王子。钟子云接着说:“据我们考察,在晚清王爷的子女中,成长为坚定共产主义战士的,宪东是唯一的一个。你说宪东是红色王子,他当之无愧。”
红色王子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令人敬仰,同时他的复杂家庭、社会关系和跌宕的人生际遇也让人慨叹。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侄、清末代第十世逊肃亲王善耆的小儿子。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市长金璧东是他的七哥,男装女谍金璧辉(川岛芳子)是他同父同母的胞姐。
宪东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在60余年的革命征途中,风雪兼程,忠心耿耿,坚守信仰,立志要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然而,在上个世纪漫长的峥嵘日子里,在没完没了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宪东屡遭冲击,历尽坎坷。
自从接受领导交给我的为宪东落实政策的任务后,我始终想尽力为他多办点儿事情,让一位敢于背叛自己的家庭、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红色王子,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以急切的心情进入了工作状态,立刻和宪东的直接领导人由自库同志取得联系,拿到宪东的传呼电话号码和住址。很顺利,第二天,便和他通了电话。第三天,我按约定时间到达宪东的住所。叩过门后,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打开门,问道:“您是邱书记吗?”
“我姓邱,是钟子云同志和由自库同志派我来的。我不是书记,是教书匠。当了一辈子教师。”
宪东瞅瞅我,笑了笑,说:“一辈子?多大的年纪就一辈子了?”
宪东笑了,我也笑了。那年宪东74岁,我56岁。
那天,宪东足蹬一双运动鞋,下身穿一条深蓝色棉布休闲裤,上身配一件绛紫色夹克衫,显得矍铄干练。从宪东说话铿锵的底气和步履的轻快矫健可以看出,年过古稀的他依然很健壮。
环顾宪东的居室,实在太简单,甚至有些简陋:一张双人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两只方凳,依稀记得还有一个大衣柜。水泥地面很干净,四壁白白净净,和上世纪公家给一般干部预备的招待所没有什么两样。
宪东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微末惊奇,他说:“一辈子活得舒心快乐,日子过得简单明了,就是最好。”这是多么纯净的理念!一句话,拉近了我俩内心的距离。
在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我始终尊称宪东为“艾老”,他称我“邱尚周同志”。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察觉“艾老”不仅对我,对所有战友都在对方的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艾老特别看重“同志”二字,不轻易省略。他认为精神同源的同志关系、心连心的同志情谊弥足金贵、值得珍惜。
应该说艾老和我的交往,没有经过“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的过程,我俩是一见如故。虽然在相与初期,我们间交流的话题有些冷峻,谈的多半是艾老的经历、社会关系以及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事情,都是艾老不愿意触摸的那些痛苦往事。但这种交往并没有影响我们二人之间情谊的发展。我们心里明白:那是我们的无奈,是历史造成的无奈。我们无力避开那些令人伤心落泪的话题。
经过多方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为艾老找回了公道,艾老的心灵创伤得到了抚慰。艾老说:“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这个姓氏几乎始终是我心上的一块伤疤。我曾经很想把帝王家的事情全部割弃,但是我手中没有利器来割断和那个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不能任意挑选的。在过去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文革”中,把不能选择的东西当做罪过批判,是左倾路线犯下的不可原谅的历史错误。“文革”中的大批判曾经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辩解、颠倒黑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如推土机般推倒了难以计数的祖国优秀儿女和他们美满的家庭。
艾老说:“‘文革’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岁月!”在“文革”中,有一些同志把关于宪东家人和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不管有的或者无的、真的或者假的、历史的或者现实的统统搅和到一起拿出来批判,而且不许置疑和答辩,当然也不许对离谱的批判嗤笑,只准许庄重低头认罪。
在为艾老平反的工作完成后,特别是落实政策基本结束后,我们之间的过从日渐增多,友情日渐加深,相处日臻融洽。在艾老人生旅途最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频繁相聚、促膝谈心。艾老说:“同志间推心置腹的坦诚相见,可以排解心中的块垒和壅遏,可以增进身心健康。”
艾老晚年,在朋友的鼓动下,曾经筹划写回忆录,把曾经堵在心窝子里的那些梗阻披露出来,不再把伤痛留在心中密藏。1998年之后,艾老的身体现出衰微的迹象,常常流露出来日不多的情愫,写回忆录的雄心渐渐消退。
艾老生前访问过我居住的城市,我们曾经伴着霞光坐在海滨公园的长凳上做贴心的倾谈。艾老深隋地对我说过:“我80多岁了。没有想到能活这么大年纪。回想起来,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能看到国家的崛起、振兴!至于写回忆录的计划大概难以实现了。”
乐观的艾老略带几分忧戚地说:“估摸我不能写出完整的东西了,一来年岁大了,二来我的文字水平不高。请你在得闲的时候,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写写肃亲王善耆,也写写我姐姐川岛芳子。”我答应了。
宪东留下的那些情深意长的话语,那些从他心底流出的真情,依然时不时地在我心中萦绕。前年,艾老的次子电话告诉我,他父亲留下了一些记录过去历史的文字,但没有留下连贯的稿子。
如今天蓝海碧,神州大地铺满阳光,为宪东拾取几束回忆,并把五颜六色的回忆制作成美丽庄重的花环,献给在遥远天际的宪东,实现宪东的嘱托,践行我的承诺,这对死者和生者都是一个宽慰。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离我们而去的钟子云同志报告,我们完成了宪东的重托,已经把《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的家族往事》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宪东能够从帝王家庭中走出来,毅然投身革命,实在难能可贵,深受钟老的器重。
记得钟老在病榻上,甚至在弥留之际,依然关注着宪东,祝愿宪东有一个幸福的晚年。钟老慨叹宪东对革命理想的忠贞、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面对挫折时乐观、坚韧的精神。钟老对一切献身革命的同志,不管他们的功劳大小,总是关爱备至,因此他也受到革命战友的崇敬。
1999年3月17日清晨,钟子云乘鹤而去,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韩光同志于2001年6月28日这样写道:
钟子云同志和我,是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他离开我们,使我非常悲痛。
20世纪初,我俩都在哈尔滨市做地下工作。我们一同在青年学生中、在工人中宣传我党的主张,组织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离开城市转入农村,按照党的要求,操起枪,进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他先后在吉东(牡丹江地区)东北抗联第五军周保中处和东满延边地区王德泰第三军处工作。而我,先后在赵尚志第三军和杨靖宇第一军处工作。当时,我们都是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去工作的。所以,我们是老战友。这是一。
1936年到1938年,我俩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学业结束后,一同回国,途经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回到延安。所以,我俩也是老同学,这是二。
建国后,我俩又先后调到北京,他任煤炭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在国家科委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样,从建国初开始,直到1976年,近25年时间,除了“文化大革命”7、8年时间断了联系,我俩几乎经常见面、来往。有时是在国务院开会时见到,有时是日常工作联系,来往频繁。可以说我俩是老同事。这是三。
由于是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我们相互了解甚深。钟子云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实可谓“历尽艰辛,矢志不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长期相处,深知他对敌人恨之入骨;对人民,热爱非常,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这种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的。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同志于2001年7月1日深情地写道:
九死一生为党为人民。钟子云同志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我们常常想念他。今年是钟子云百年诞辰,谨以此书献给钟子云的英灵。
邱尚周
2011年1月11日